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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羽 2006-3-13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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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点中国文学》　作者：姜贇　资料来源：<a href="http://lz.book.sohu.com/serialize-id-2905.html">搜狐</a>[attach]2140[/attach]［注：搜狐说此书作者是余秋雨、徐亮，但实际的作者却是姜贇！余秋雨仅是作序而已。至于徐亮则纯属子虚乌有。哈哈…］[attach]2646[/attach]

白天羽 2006-3-13 11:34

第一部分　散文勃兴———先秦文学神话与传说的渊薮———《山海经》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精卫填海《山海经·北山经》     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有诗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句中典故乃是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女娃，是炎帝即神农氏的小女儿，有一次她乘船到东海游玩，不幸船被海浪打翻，她溺水而死，死后化为一只小鸟，虽然形状很像乌鸦，但头上有美丽的花纹，并且是白色的嘴，红色的脚，人们叫她精卫。就是这样一只单薄瘦弱的小鸟却常常从西山衔来木石，发誓要填平东海。一只小鸟要填平茫茫东海，看起来相当荒诞无稽，幼稚可笑，却能使人瞬间体验到人同大自然抗争的那种苍凉悲壮。精卫成为不向自然屈服，不断征服自然，顽强到底的精神象征，从而具有了永恒的艺术价值。         这则神话出于《山海经·北山经》。《山海经》仅仅31000多字，却是一部涵盖古代地理学、方志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药物学、社会学、历史学、人文学、民族学、神话学和巫术学等集大成的旷世奇书。它文字简洁、内容丰富、整体有序、结构严谨，共18卷，分《山经》五篇，《海经》十三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五篇，《大荒经》四篇），成书于战国初至汉代初年。关于它的作者，学界有不同的争论，有些古籍记载，认为《山海经》是夏禹、伯益所作，其实没有那么早，大部分成于战国时期的楚地，《海内经》部分成于西汉。《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地理著作，它在文学史上的特殊价值，主要是保存了我国远古时代丰富的神话传说。《山海经》的文学价值主要在于它是我国古代收集神话最多的典籍，据统计全书记叙神和神话故事400多个，内容十分丰富。     《山海经》中的神话多姿多彩，奇异瑰丽，诸多神话充满英雄主义精神，展示着一种原始厚重的悲剧美和崇高美，其中可称为经典的有《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治水的故事》、《刑天舞干戚》等。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夸父是古代一个氏族的名称，其特点是“其为人大”，神话中的夸父是这个同名氏族的代表，同时也是父系氏族社会男性力量的化身。《大荒北经》中是这样描述夸父的：“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夸父为什么要去逐日？这个简短的神话并没有给出答案。当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之后，对环绕于周围的这个大自然充满了好奇，面对日月变化、四季转化、风雨雷电、洪水肆虐、瘟疫横行，我们的先民有强烈的探询自然界奥秘的冲动。“夸父逐日”正是这种探索的渴望、探索的过程以及探索的艰辛的艺术的再现。然而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人总是显得那样渺小，对自然的挑战得到的往往是失败与死亡，尽管夸父追上了太阳，他最终还是倒下了，这使人不由地生发出浓重的悲剧感。但是夸父形象的毁灭，个体生命的结束，并不是斗争的结束，神话让夸父的手杖变化为郁郁葱葱的桃林（邓林即桃林）。《列子·汤问》中描写得更为动人：“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弭广数千里。”可见夸父不仅有与自然力斗争的坚强意志，更将自己最后的身躯化为桃林养育后人，激励后人，让人们继续与大自然斗争，从而展现出一种死而不已、奋争不息的悲壮崇高的艺术境界。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在上古时期，对人们的农业生产危害最大的可能就是洪水了，所以在原始文明中都有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基督教文化中洪水神话是神对人的罪行的惩罚和人类的自省，而我们的洪水神话却强调人对自然的抗争，强调自我拯救。相传在尧的时代发生了一场大洪水，大家一致推举鲧去治理洪水，他首先奔赴天庭，央求天帝收回洪水，还给人们安宁的生活，可是没有奏效；于是他采用“堵”的方法治水，把高地的土垫在低处，堵塞百川。然而治水九年，洪水仍旧泛滥不止。正当他烦闷之际，一只猫头鹰和一支乌龟相随路过，告诉他可以盗取天庭至宝“息壤”来堙塞洪水。鲧深知此举的罪责，但是看到受尽煎熬的人民，他义无反顾排除万难，盗出了“息壤”。“息壤土”果然神奇，撒到何处，何处就会形成高山挡住洪水，并随水势的上涨自动增高。天帝知道鲧盗息壤的事情后，派火神祝融将鲧杀死在羽郊，取回了息壤，洪水再次泛滥。鲧死不瞑目，尸体3年不烂，天帝知道后怕鲧变做精怪，再次派祝融拿着天下最锋利的“吴刀”剖开鲧的肚子看个究竟。可是奇迹发生了，从鲧的肚子里跳出一个人来，那就是鲧的儿子禹；禹承父业，又历经九年，终将洪水彻底制服。鲧的死不瞑目，不是因为顾及自己的生死，而是因为惦念自己的理想未能实现，治水还未成功，而人民仍旧生活在苦难之中。鲧不计生死，为了拯救人民而触犯天庭的大无畏精神，堪与希腊神话中为了将火种带向人间而冒犯宙斯的普罗米修斯相媲美。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经》）刑天头虽被砍，但死而不屈，用两乳当做眼睛，以肚脐当做嘴巴，左手拿盾，右手拿大斧，愤怒地挥舞不止，继续战斗。其勇烈、顽强在古神话反抗天神的描写中是极少见的。晋陶渊明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正是对这位断头英雄不甘失败奋战不止精神的赞颂。     《山海经》中的神话言短意深，宏伟壮美，精卫、夸父、鲧、刑天等诸英雄神尽管有着超乎常人的力量和意志，但他们所抗争的对手———大自然、统治者却更为强大和残酷。抗争的结果虽然是毁灭或失败，但他们那种不屈奋斗的英雄主义精神却是永不熄灭的。他们身上体现了先民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和崇高理想，所表现出来的悲剧美和崇高美则给后世文学以示范。

白天羽 2006-3-13 11:36

先民的歌声———《诗经》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     这是两千多年前这块土地上流传的“民歌”———“之乎者也”，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这么说话，这么歌唱，后人却为他们缚上了沉重的枷锁，附加了太多的意义。其实，《诗经》中的“风”之于“雅和颂”，大概就像现在所谓的“通俗歌曲”，而“国风”译作“中华民谣”应该是很贴切的！采风之作，众口相传，简单而真挚，就像席慕容的诗所说：“涉江而过，芙蓉千朵，诗也简单，心也简单！”《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余年间的诗歌305篇，最初称《诗》或《诗三百》，后来被汉儒奉为《诗经》。这些诗篇，本来都是供人诵唱的歌词。《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表明《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诗160篇；《雅》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包括《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这种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特点的不同。《风》相当于周王朝统治下不同地区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15个地方上的土风歌谣，其中大部分产生于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雅是指“王畿”（都城）之乐，因为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雅”，同时雅又有“正”的意思，就是把王畿之乐看作典范音乐的意思。《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相传周王朝时，专门派有采诗人，他们到民间收集歌谣以了解民风民情，加上王室的乐官自己创造的乐曲和公卿的献词，经过挑选和加工整理，最后形成这三百诗篇。     《诗经》的内容极为丰富，蔚为大观，展现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政治、经济、文化、世态人情、民风习俗莫不为其所包容。     《国风》被普遍认为是《诗经》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部分，因为它是各地的民间歌谣，反映的生活内容比上层社会的《雅》和《颂》更为广阔，生活气息更浓。周王朝以农业为本，反映农业生产的诗篇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农业劳动是极为艰辛的，然而更为艰辛的是农夫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却为不劳而获的贵族们占有。《豳风·七月》真实地记录了这些社会现象。其中描写到农夫从正月开始修理农具，二月开始下田劳动，三月开始修剪桑树割芦苇、收割农作物，乃至打猎捕兽、修场子、造酒等等；即使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给奴隶主服各种劳役。但是他们“六月食郁及跔，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吃的就是些野菜野果，“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辛苦一年，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最后众人还要“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为奴隶主们高呼万岁。     残酷的剥削和悲惨的生活必然引起农奴的觉醒和反抗，有不少诗篇描写了劳动者对统治者不劳而获的强烈控诉。《伐檀》中写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中用反诘的语气质问统治者：“你们不播种不收割，为什么粮食却装满了几百屯？你们从不去狩猎，为什么各种猎物却挂满了院子？”最后运用反语，讽刺统治者说你们每天什么也不用干，却能得到那么多东西，真不是白吃饭的呀！     《诗经》中最为动人的要数对纯真爱情的描述。首篇之《关雎》描写了一位少年对一位姑娘相见倾心，进而辗转求之，最后结为伉俪的整个过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第一行写主人公遇到一位容貌娇好、品德善良的姑娘，雎鸠鸟婉转的鸣叫触发了他追求这位女子的决心。第二行写他的执着追求，三行写他求之不得后怅惘与苦闷的心情，最后两行写他追求成功后迎娶新娘时喜不自禁，兴奋地弹琴鼓瑟、敲钟击鼓。我们应该为这对佳配表示由衷的祝福，因为生活中更多的情侣因为社会礼俗或环境影响而无法结合，甚至连将心中挚情表白的机会都没有。《秦风·蒹葭》就是对这种惆怅心情的描写。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萧索冷落的清秋，我们的主人公站在岸边渴望意中人的出现。然“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他不愿就此放弃，遂忽而顺流而下，忽而逆流而上，可是我们的“伊人”却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赋即是直接铺陈叙述；比是比喻，有明喻、隐喻之分；兴即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大抵《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多用赋法。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经》具备了动人的艺术魅力。《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上面提到的《七月》写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宛如一幅幅优美的民俗生活画。

白天羽 2006-3-13 11:37

纂诸侯别说———《国语》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     左氏《国语》，其文深宏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                                                     ———柳宗元《非国语·序》     “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可谓家喻户晓，其主人公越王勾践以及美人西施的故事在我国浩瀚的文学画廊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故事叙述了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忍辱负重，悬苦胆于床头，不时品尝以教育自己不要忘掉旧辱。经过10年生聚，10年教训，终于报仇复国。它表现出的发愤图强精神，给后人以教益。这个故事见于《国语》中的《越语》。《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记载了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约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40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事件，它没有记述详细的历史，而是以一些重要事件将历史穿起来，并且以记载言论为主。其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半；《周语》三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     关于《国语》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认为《国语》和《左传》同出自左丘明之手。但《国语》和《左传》两书在编写体例、语言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一般的看法是，《国语》的成书有一个过程，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     《国语》的文学成就总体而言没有《左传》高，但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它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将笔墨集中于对一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有向传记文学发展的趋势。其中“勾践灭吴”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遣伍子胥为大将领精兵攻打越国，越军大败，越王勾践退守到会稽山上，向士兵下令说：“凡是我的兄弟们，只要有帮我出谋划策打败吴国的，我将和他共理国政。”大夫文种进见说：“我听说，商人在夏天的时候就准备皮货，而冬天的时候就准备细葛布。天旱的时候准备船，在有大水的时候则准备车辆，这样做就是想在缺少这些东西的时候马上派上用场。在没有被四邻侵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选拔谋臣与武士并供养起来，就像蓑笠一样，雨已经下来了，却要急着到处找。现在大王您退守到会稽山上了，才想起寻求谋臣勇士，怕是太晚了吧？”勾践说：“如果现在能够让我听听您的高见，哪有能算是晚了呢？”于是就拉着文种还有范蠡等人一起商量，最后终于决定派文种去吴国议和。     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与越国讲和，撤走了大军，勾践带着300个士人到吴国为奴，受尽了屈辱。3年后，夫差认为勾践是真心臣服所以就把他放回了越国。勾践对越国人说：“我自不量力，与吴国这样的大国作对，结果使你们流离失所，横尸原野，这是我的罪过。我恳请你们允许我改变政策。”于是下令：青壮年不娶老妇，老年不娶少妇，女孩子17岁还未出嫁者，男子20岁还不娶妻生子者，其父母有罪；孕妇临产，公家派医生守护。生下男孩，公家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下女孩，公家奖励两壶酒，一头猪；生三胞胎，公家给配备一名乳母；生双胞胎，公家发给吃的。还下令孤儿、寡妇、患病的人、贫苦和重病的人，由公家出钱供养教育他们的子女。前来投奔的四方之士，一定在庙堂上举行宴飨，以示尊重。这样连续10年，国家不收赋税，老百姓家家存有3年的余粮。      越国的老百姓都请求说：“从前夫差让我们的大王在诸侯面前丢脸，现在越国已经忍受够了，请允许我们为您报仇。”勾践还故作姿态，推辞说：“从前打的那败仗，不是你们的罪过，是我的罪过。像我这样的人，哪里还知道什么是耻辱？大家就不用为我打仗了。”老百姓们又请求说：“越国全国上下，爱戴大王，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儿子想着为父母报仇，作为臣下也想着为国君报仇，难道还有谁敢不尽其全力吗？请大王带我们再打一仗！”勾践就答应了，于是招来大家宣誓，说：“前进的将得到赏赐，后退的则要受到惩罚。”     越国上下同仇敌忾，于公元前482年夫差北上同晋国争霸的机会一举攻破吴国都城姑苏，杀了吴太子友。10年后，越国再次攻占姑苏，夫差在姑苏山上自杀了。在勾践回国途中，范蠡携西施泛舟而去，而大夫文种不听范蠡隐退的劝告，结果回国不久被勾践赐死。     “勾践灭吴”成功地塑造了勾践等人物形象。开始越兵溃败，勾践急求谋臣，紧张却不慌乱。文种用通俗形象的比喻婉转地批评君王平日没有培养谋臣武将以备用，勾践的答对也很出色：有幸听到您这番金玉良言，哪里会感到太迟了呢！他只是一个复仇者，更是一位城府很深的政治家。胸怀大志而处变不惊，他知人善任而重用范蠡、文种等人才。他不忘国耻，能够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卑事仇敌而面无愠色，抚慰百姓而痛切自责。文种不忘国难，临危不惧，敢于进言；范蠡深谋远虑，目光长远，此等明君贤臣相与共事，岂有不胜之理。     除了表现“勾践灭吴”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外，《国语》还常常选用一些精彩的言论反映社会问题。出名的数《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严正警告了那些专制霸道，妄图压制来自民间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语）》、《鲁（语）》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

白天羽 2006-3-13 11:38

不祧之大宗———《左传》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言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刘知几《史通》     左丘明，复姓左丘，单字明，据说是公元前6到前5世纪鲁国的盲史官，与孔子同一时代。依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述，孔子作《春秋》，为使《春秋》主旨不被人误解，永不失真，左丘明据此书，撰成《左氏春秋》，一般通称为《左传》或《春秋左氏传》。《左传》成书后，是与《春秋》分开的，到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才以传附经，合为一书，所以有人说《左传》是《春秋》的内传，《国语》是外传。又有学者把《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相配，合称“春秋三传”。现在一般认为《左传》为战国初期无名氏的作品。     《左传》虽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著作，但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著作。较之以前任一部作品，它的叙事能力都有了惊人的发展。它叙事详细完整，并且富有戏剧性，将春秋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叙述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且能够兼顾情节的曲折生动，造成扣人心弦的效果。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它对战争的描写，像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淆之战、鄢陵之战、长勺之战等规模宏大的战争。作者不是仅仅描写战争场面，而是善于将战役放在春秋争霸宏大政治背景下展开，多从战争的起因写起，交代清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描述战前的策划与准备，交锋过程，最后还要对战争的结果和影响进行分析，用简练的文笔将战争复杂的面貌铺陈在读者面前。     秦晋淆之战见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的记载，当时晋文公去世，秦国想趁机向东扩张自己的势力。当时秦国和郑国曾经结盟，秦国的杞子、逢孙、杨孙帮助郑国卫戍都城。杞子派人密告秦穆公说他们得到了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可以和秦军里应外合占领郑国。秦穆公遂派孟明视等3名大将偷袭郑国。出师之日，谋臣蹇叔向将士们哭到：“我只能看到你们出去，却见不到你们回来了。”因为他认为这样“劳师以远袭”是个战略上的失误。这就为秦军蒙上了一层阴云。当秦军路过周王朝都城洛邑北门时，本应该摘取头盔，下车步行以示对周天子的尊敬，然而他们只是下车走了几步装装样子。周朝王孙满观此情景说“秦军轻而无礼，必败”，似乎预示了秦军的骄兵必败。当秦军到达滑国境内时遇到了郑国商人弦高，他一方面拉着自己贩卖的牛慌称是郑国君的使臣去犒劳秦军，一方面派人火速回郑国报信，秦军偷袭的计划破产，他们只能挥师西去。此时晋国正在举行国丧，他们被秦国骄横的做法所激怒，君臣上下决心要教训一下秦军。晋襄公亲自出征在殽设下埋伏，秦军全军覆没。但是由于晋襄公的母亲是秦穆公的女儿，她命令晋襄公将俘虏的孟明视等3名秦将放走。秦穆公得知3人生还，身披丧服出城迎接，自责说：“都怪我没有听蹇叔的话，这都是我的过错。”他恢复3人的职位，以图报复晋国。在整个战争中，只有“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一局是描写战争场面的，其他部分就通过“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秦穆公悔过”等小故事向人们展现了整个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场景。     《左传》也非常善于刻画人物，描写出人物的个性及其性格的发展变化，如《晋公子重耳之亡》的故事。重耳刚开始流亡时，还是一个没有雄图大略的纨绔弟子。尽管是在逃难中，仍公子气十足。当经过卫国向农人乞食时，农人奚落了他们一番，最后给了他们一块土，他勃然大怒要用鞭子抽打老农，部下弧偃连忙劝阻说：“土是国家的象征，上天赐土这是好兆头。”他这才罢手。到了齐国，他受到了齐桓公礼遇，得娇妻姜氏和锦衣美食，就玩物丧志，忘记了报仇复国的大业，过了5年乐不思蜀的生活，最后还是姜氏和部下们把他灌醉后偷偷地运出齐国，酒醒后他虽极为恼火也无法返回。此后他们一行又周游了曹国、宋国、郑国、楚国、秦国等，最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返回晋国，登上君位。《左传》通过一系列曲折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重耳由一个幼稚无知、贪图安逸的纨绔子弟，历经磨难，成长为老于世故、雄才伟略的大政治家的过程。晋文公十九年流亡、年逾六旬得王位，以其丰富的阅历和过人的智谋在诸侯争霸中脱颖而出，城濮之战战胜楚国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其代表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     秦、晋围郑，郑知其亡矣。若郑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整篇说辞不到200字，却紧紧抓住秦晋争霸的矛盾，剖析秦、晋、郑三国的关系，告之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东道主”，才能牵制晋国，获得最大利益；同时还揭示了晋国东灭郑之后向西扩张的野心，靠三寸之舌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保全了郑国。至今读来，仍叫人拍案叫绝。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和戏剧出现得很晚，但是对事件和人物的深入刻画等小说的基本要素在历史散文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左传》尽管为史家著作，但其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和细致生动的描写滋养着后人。长短纵横之术———《战国策》    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                                         ———《战国策·东周》     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刘向     战国是一个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自由活跃的年代。在此间活跃着的是那些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谋臣策士们：苏秦逐个说服六国参与合纵，张仪离间齐楚实行连横，范雎向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的大战略，唐雎为安陵君使秦雄辩滔滔而不辱使命等等。他们凭着犀利的口才，说服了君王、显贵和政要，挽狂澜于既倒，其说辞或辨丽横肆、大义凛然，或旁征博引、条理分明，或迂回曲折、玄机深埋，或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而记录这一切的正是彪炳千古的《战国策》。     《战国策》作者不详，是由秦汉年间的辩士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开始时名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西汉末年的刘向整理宫中书籍，将这六书所记归入12国别中，为其定名《战国策》，同时“战国”作为那段纷纭复杂历史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战国策》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总共33篇，按国别记述了上接《春秋》，下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时间的历史，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来反映战国时期的政治、外交情况。尽管习惯上我们把《战国策》同《左传》、《国语》同归于历史著作，但是它不是对战国时历史事件的描述，更多的应看做策士游说的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小故事，其情节很难说符合历史史实。     《战国策》中所收策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活动，生动地记载了他们机智善辩的生动形象，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冯谖客孟尝君》是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篇。     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还有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他以门下宾客三千而闻名诸侯。开始时，冯谖自称“无能”、“无好”，孟尝君无法仔细观察，就给他低等门客的待遇。冯谖对此非常不满意，从而用奇特的方法为他自己争取地位，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普通门客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要么忍气接受，要么直接去向主人乞求。冯谖既不想埋没自己的才华，更不想低三下四地去乞食，所以三次弹长铗而歌，不卑不亢，向孟尝君表达自己的心曲。尽管其他门客对他极为不满，但却显示了他卓尔不群的独特人格。     《战国策》还有很多篇幅热情讴歌了几位侠义志士的豪情壮举，例如战国四大刺客：要离、专诸、聂政、荆轲，还有挺剑要挟秦王的唐雎等。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战国末年，秦国即将灭掉六国。燕国太子丹为了阻止秦国，便向太傅鞠武请教，太傅不同意对抗秦国，认为那样只有自取灭亡。恰在此时，触犯了秦王的秦将樊于期逃到燕国避难，鞠武看到燕秦对抗之势以成，只能向太子推荐田光，田光因年迈又向太子推荐了老友荆轲。荆轲的出现可谓曲折，同时也是一种铺垫，暗示着荆轲必不同凡响。后来就是一连串的准备工作，期间田光为了激励荆轲自刎而死，樊于期为了能使荆轲取信于秦王而献出了自己的首级，太子丹花重金为荆轲购得一把匕首，终于荆轲踏上征程，众人为其送行，来到了易水河边：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人们知道荆轲此去必不能生还，所以穿白衣、戴白冠，生离就是死别。秋风萧萧、易水生寒，而更毋宁是勇士明知一死却从容赴死的献身精神笼罩着大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曲侠肝义胆的勇士悲歌荡漾在燕赵大地上空。     《战国策》还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都是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亡羊补牢》等，为历代人们所传诵。     《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形象，秦汉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都受到它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它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国策》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对答的写法，也为汉赋所继承；直至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它的影响。

白天羽 2006-3-13 11:40

衣被词人———屈原    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     如果要寻找一位深刻地浸润着中国历代文人心灵，又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民俗的骄子，那么屈原当为首选。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他之前出现的《诗经》是众人的吟唱，在他之前，天下没有诗人；他的降临却呼唤出一批英才，使诗的荒原充满了春的气息，他的诗的个性化，标志着“诗人”这一形象的真正诞生，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左右），名平，字原，战国楚国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悲剧诗人。出身于楚国王族，有高度的修养和爱国情怀。“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楚怀王时，官至左徒，参与楚国内政外交大事。“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遭到保守派的谗害排挤。怀王时曾被放逐于汉北一带；顷襄王时，被第二次放逐，从此飘泊于江南鄂诸对岸一带。在长期的流放生涯中，他不改初衷，关怀人民，注视着故国政局的变化。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王客死于秦，人民陷入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困境，屈原悲愤绝望，自投于汩罗江。     据现代学者研究，《楚辞》原指楚人特有的诗歌形式，后来亦指西汉刘向汇集的一部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诗歌总集。楚辞的特点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他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后人又称“楚辞”为“骚”。屈原作品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23篇。这些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艺术手法而享誉中国诗史。     《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的长篇抒情诗，也是屈原一生中最伟大的诗篇，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成就。在诗中他回顾了自己的身世和参政历程，表达出献身理想的强烈愿望和不屈不挠与黑暗势力斗争的决心。《离骚》中写到屈原两次遭到放逐，在排挤打击之下怀着忧愤的心情在祖国大地上漫游，看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天天地衰落。楚国当时已经陷入绝境，外交上孤立无援，军事上屡屡受挫。屈原虽然“竭忠尽智，以示其君”，结果却只能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流放异地。尽管他有“存君兴国”之才志，却唤不醒昏聩的顷襄王；虽常眷恋故土，关心人民生活的苦难，却也苦于无计可施，郁郁寡欢之中“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空怀忧国忧民之爱国壮志却终不为所用，其悲愤之情岂能抑制，所以文思如大江般奔涌而出，谱就了这空前绝后的长篇巨制。全诗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9篇作品，同《离骚》一样，诗人反复地抒写了自己的理想，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九歌》是一组祠神诗，所祠之神有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东皇太一及国殇（为国战死之神）等。屈原既保存了民间祭神歌辞的特点，也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天问》是一首奇特的诗，诗人一口气提出了190个问题，对自然现象、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发出了疑问，表现了诗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     屈原作品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上有独特的成就。他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四言诗形式，同时从楚国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创造了一种句法错落，灵活生动的骚体诗，它既是辞赋形式的先导，又是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的津梁。楚辞发展了传统的比兴手法：使比兴能象征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众多的比喻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系统；象征物与本体之间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屈原作品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变化多端，热情奔放，雄奇瑰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是我国浪漫主义诗人之祖。屈原作品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位人格峻洁、感情充沛、志向远大的新人形象，他具有平治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屈原以其“举世皆浊我独清”的节操、忧愤的爱国情怀、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和对理想的坚定信念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让后世历代知识分子都望其项背。他的人格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楷模，苏轼曾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积极顽强的斗争精神给一切追求光明坚持正义的士人以精神上的感召力；二是他富有个性的作品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诗史的两大源头，衣被了历代诗人。从此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唱走向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才称赞道：“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白天羽 2006-3-13 11:44

战斗的传教士———墨子    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看过电视连续剧《寻秦记》的朋友一定还记得男主人公的功夫师傅武艺高强，怀揣一块“钜子令牌”，号令天下，好不威风。所谓“钜子”其实是古代墨家的最高领袖。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钜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即使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     墨子（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0年），是墨家的创始人，也就是墨家的第一个钜子。墨子是春秋末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学者，本名翟，鲁国人，有的说是宋国人。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但他却又自称是“北方之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汉朝的王充甚至说，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位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在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为“显学”。《墨子》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代有71篇，现存53篇。     可以一令统帅天下数以千计门徒的墨子思想上自然有卓越之处。墨子思想共有10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就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他还曾和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这个“墨子巧辩救宋”的故事记载于《墨子·公输》中。      公输班也就是鲁班，是当时最出名的能工巧匠，他被楚惠王请去制造了一种攻城器械———云梯，准备攻打北方的小国宋。墨子一生主张“非攻”，得知此事后尽管当时已90高龄，仍经过10天跋涉赶到楚都郢劝说。他径直去说服公输班，首先他故意以赠千金为条件让公输班为他杀一个人，公输班非常恼怒，说：“义不杀人”（我讲仁义，从不杀人）。墨子知公输班已经上钩，就一路责问下去：楚国本来地广人稀，你们却要动用稀缺的人口去打仗攻占多余的土地，不能说是明智之举；并且宋国并没有什么罪过，这样兴师讨伐不能算是仁义；你公输班标榜仁义连一个人都不愿意杀，却要帮助楚王杀害无辜的宋国人，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公输班无言以对，彻底折服了。但是要想救宋国，关键还得说服楚惠王。面对楚王墨子故伎重施，他先问楚王如果一个人不要自己的华车、锦衣、佳肴，而非要去偷别人的破车、布衣、粗茶淡饭，那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楚王不明就里，顺口答道：那肯定是个偷窃狂。墨子见楚惠王落入圈套，紧紧逼问：楚国地方5千里，而宋国只有5百里，可比华车与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渔产丰富，而宋国连野兔、鲫鱼都没有，可比佳肴与粗茶淡饭；楚国产楠等名贵木材，而宋国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可比华衣与布衣，由此看来，强大的楚国去攻打弱小的宋国岂不是偷窃狂之所为？如果楚国一定要攻宋，也只能失去道义，得到失败的下场。楚王自知理亏，但是仗凭有云梯，以为一定可以攻下宋国。墨子为了说服楚王，以衣带围成城池，用筷子模拟攻城器械，与公输班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沙盘演练，结果公输班穷其所有，仍无法攻下城池，楚王的野心被墨子彻底挫败了。就这样墨子不费一兵一卒，“止楚攻宋”，被传为佳话。     但是令人伤心的是墨子的思想并不能为当时人所理解。书中曾记载他从楚国胜利返回时，“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冒生命危险立下神功的墨子，居然不能在宋国里巷的大门内避雨！简直是莫大的悲哀。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他还反对侵略战争，为被侵略的国家奔走呼号，主持正义。他还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互爱互利，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表达了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对战争与压迫的心声。然而墨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明显带有空想的色彩，其崇尚平等的精神更不能为统治者所接受，这恐怕就是墨子不能为人们理解的根本所在。所以曾经同儒家实力相当的墨家，在汉初就销声匿迹了。     《墨子》文字朴实浅显，过于强调说理的严密和逻辑的清晰，重质轻文、重理轻事，缺少对事件和人物的描写，缺少文采，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大概也是《墨子》失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天羽 2006-3-13 11:44

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孔子    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     马克思曾经说：“死人紧紧地抓住活人。”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像孔子一样紧紧地抓住后人的思想，哪怕是小小的一部分。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理想、衣食住行甚至包括走路的方式最终都可以溯源到孔子那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这种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沉淀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这种儒家文化既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又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阶层，就连喧哗民间的说唱文学、戏曲、格言也都深受其影响。别的不说，仅一个“孝”字，就像一把天尺，衡量着每一个中国人。古时候，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皇帝每年要到孔庙祭拜他。在学堂里也挂着孔子的画像或设孔子的牌位，孩子们入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磕头行礼。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出生后，父亲故去，家境贫寒。青少年时代，他曾为别人管粮食，看牲畜，干过许多杂活。孔子天资聪明，博学多思，成年后开始收徒讲学。他希望从政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却至51岁那年，才步入仕途，先后当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但没过几年，便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合，去职离国，率弟子游说卫、宋、陈、楚等国。其间，虽时时似有希望，结果却一再失望，甚至颠沛流离，被人说是丧家之狗。68岁时，孔子结束了十多年的流亡生涯，返回鲁国，专心教授学生，整理古籍。公元前479年，73岁的孔子去世。     孔子在整理古籍方面功劳甚巨。据说，《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都是因为孔子的整理、传授，才得以流传后世的。除《乐》后来失传以外，其他5部重要典籍我们现在仍可获得。因为当时还没有私人著述的风气，孔子并没有自己的著作传世。幸赖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将他的言论记录下来，汇成《论语》一书，才使后人能够领略这位哲人的风采。《论语》成书的年代，大约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400年左右。全书20篇，各取篇首二三字为题，篇题与内容、同篇的各章之间，没有逻辑联系。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     《论语》的思想，融政治、道德与教育为一体，而中心就是做人的道理，其中包含了许多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他强调，道德与刑政不同，单纯依靠刑罚和行政手段，百姓慑于刑罚，不敢做坏事，却不会有知耻之心；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做坏事。他提出了正人先正己，先富后教，取信于民等重要原则。在仁学中，一方面倡导爱人、匹夫不可夺志，提倡独立的人格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求仁以为己任，见利思义，见义勇为，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种把个人人格与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相统一的人生观；在人我关系上，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的原则；提出了孝、悌、忠、信、恭、宽、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规范；还特别强调“为仁由己”，启发每个人的自觉道德精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养方法；并且论证了道德思想与礼仪规范的关系，要求人们仁礼兼备，文质彬彬。在教育方面，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启发式教学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论语》中许多话都成为格言流传于后世。读《论语》要着重吸取其有普遍意义的精华，以提高我们的道德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处于2500年前的宗法等级制社会，《论语》的内容也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今天继承吸取其精华，也要注意剔除其旧的时代内容，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     《论语》自问世以来，两千余年间，对中国政治、思想、教育、伦理等多方面无不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汉代以后，《论语》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东汉的时候，它被列入儒经的行列，与《尚书》、《周易》等合称“七经”。到了宋代，《论语》经过朱熹的注解后，便一直成为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在古人心目中，《论语》是修身治国的宝训。纵是科举废除以后，《论语》仍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今天，该书仍是一版再版，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宋初名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致太平”的传说，古今圣贤的读书经历证明，此话并不为过。     《论语》就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以是语录体的散文，其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比较易懂，用词力求言简意赅，所以多为一些格言警句。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朝闻道，夕死可矣”，“知者乐山，仁者乐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读来琅琅上口，意味深长。孔子的这些名言警句，展现了他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也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白天羽 2006-3-13 11:45

仁者无敌———亚圣孟子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镵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                                           ———苏洵     过去有一个小孩子，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母亲守节。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孩子学了些丧葬、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将家搬到了街上，离杀猪宰羊的人家很近，这个小孩儿就模仿起做买卖和屠杀的活计。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孩子见了，一一记在心上。母亲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这个小孩子就是先秦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被尊为“亚圣”的孟子，这个故事也就是广为传诵的“孟母三迁”。         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后来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成为孔门后学。他以孔子为榜样，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游历各诸侯国，向统治者宣传他的王道思想、仁政主张。但诸侯为了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纷纷采纳法家和兵家的学说，认为孟子过于迂阔，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使得孟轲也像孔子当年一样，四处碰壁，终不得志。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学和著述。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事，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等。他和学生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言论整理成《孟子》一书。     《孟子》一书，共7篇，每篇又各分上下，依次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篇名取自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的字，没有特定的含义。《孟子》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论，他认为人都有天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仁、义、礼、智人之四端的萌芽，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所在，而恶则是后天受到外界影响才产生的。孟子强调，人们只要自觉努力，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道德完善的圣人；只要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事天的途径就是修养心性。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孟子形成了仁政学说，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命题，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修养方面，孟子强调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自觉精神，明确提出了“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在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时要“舍生取义”，还提出了要养浩然之气，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自觉接受艰难困苦的磨练等极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有因于此，孟子的文章也气势雄伟宏大，感情真挚热烈，长于说理和论辩，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作，为后人所推崇。     《孟子》行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势”，由于孟子善辩，讲起道理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常常将对方逼问得“顾左右而言他”。《孟子》词锋犀利，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义正言辞、大气磅礴；论证一环紧扣一环，层层深入，直达主题，如《告子上》中的“鱼与熊掌不能得兼”一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鸦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读来觉文气如飞瀑一般，直落而下，不可中断。而析理，又似剥笋，层层深入，直至中心。     《孟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来说明事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如在《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一节中，针对梁惠王提出“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以“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为喻，问“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惠王答道“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实际上是批评梁惠王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同其他统治者立场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别的统治者那么残暴罢了。这其中也用了欲擒故纵、请君入瓮的手法，引梁惠王上钩，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此外还有“拔苗助长”、“缘木求鱼”、“一曝十寒”等等，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成语。     孟子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就是散文创作，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孟子》论辩机敏、文气浩然、语言通畅、洗练准确，历两千余年，孟子作为思想家的形象仍旧跃然纸上。

白天羽 2006-3-13 11:45

集百家之大成———荀子    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似之。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有人喜欢征服人，有人也就喜欢被人所征服，那么这两种人之间当然没有麻烦，可以十分和谐地一起生活；或是人人所欲之物极其充足，像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一样，当然也不会有麻烦；又或者人们可以孤立生活，各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得多。可是世界并不是如此理想。人们必须一起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     如上是荀子所作的关于“性恶”论及“礼”的一个论证，以解释道德上的善的起源。这种论证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与墨子的论证很相似。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荀况博学善辩，年轻时便到学者荟萃的齐国“稷下学宫”讲学，齐襄王时曾三次被推为“祭酒”（学宫之长），成为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以后，他游历秦、赵等国，从事政治活动，同这些国家的当权者讨论富国强兵问题。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杀，荀况也受株连而免官，居于兰陵，直至老死。     荀况在教育上和著述上很有成就。在秦统一中国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家韩非和政治家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今本《荀子》32篇除最后6篇一般认为是荀况门人所记外，其余各篇都是荀况的著述。     如果说孟轲承继子思学说，形成了儒家正统派的话，那么荀况则猛烈抨击子思、孟轲，形成了儒家内部的反对派。荀况反对孟轲，不在于反对孟轲对人的重视和高扬，而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与孟轲不同。荀、孟分歧的基本点在于：孟轲对人的理解，重在发掘出人的内部世界———自我意识，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再从人的内部世界拓展出人的外部世界———人对自然的主导、人与社会的联系。相反，荀况对人的理解，则重在肯定人的外部世界———人对自然的主导、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再从人的外部世界入手来塑造人的内部世界———自我意识。简言之，孟轲是由“内圣”而“外王”，荀况则由“外王”而“内圣”。这种对人的理解的不同，导致了荀、孟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形成了荀况的独树一帜的人学体系。     在《荀子》一书中，荀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荀况指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运动变化。他认为，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有不同的职能。同时，荀况又强调，人虽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强加于自然界，但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与其崇拜天、歌颂天，不如像畜养万物那样将天驯服；与其顺从天、歌颂天，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使之为人类造福。     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也是《荀子》一书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出发，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伪”之分，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品质区分开来。他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本能的物质需要，并不具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因此，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礼义规范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顺从人的自然本性，任其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对有限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争夺，导致强者害弱，众者暴寡，天下大乱。总之，人性恶而非善。孟轲讲人性善，是不对的。荀况又认为，必须对人的恶的自然属性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符合礼义规范的善的社会品质。这种善的社会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所谓“伪”，是人为的意思，指人的社会品质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于文化环境影响，经过长期教化和学习而形成的。荀况十分重视教育学习对于改造“性”的作用，他指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不同民族的人，在初生之时声音一样，没有区别，但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不同的教化，长大以后便具有不同的教养和习俗。可见教育学习对人性的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荀子曾做《性恶》来辩驳孟子的性善论，《劝学》是作为《性恶》篇的副产品出现的，然而今天读来，《劝学》却成为妙绝千古、孺子可诵的名篇。《荀子》书中的文章，论点明确，结构严谨，论述缜密，风格质朴；并且能够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事例作为论据，巧妙运用比喻，反复论证；用词简练，善于运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读来朗朗上口。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  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曝，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篇》）     荀子的文章，虽朴实无华却耐人回味。文章开篇即开宗明义地讲出核心观点，鲜明果断。然后广泛用喻，文字浅显易懂却含义深切，自然而然就得出了结论。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故君子结于一也。（《劝学篇》）     这一段文字几乎都在使用譬喻，或正或反或并列，变化多端，生动巧妙地说明了学习要不断积累、用心专一的道理。     《荀子》的思想相当丰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荀子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地位不可忽视。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说：“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似之。”

白天羽 2006-3-13 11:46

柔弱胜刚强———老子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老子》第二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第八章     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在谈到《老子》这本书时说：“《老子》许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床头伴侣。其意义永无穷尽，通常也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当我研究心理学时，它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作为一个研究组织机构的专业人员，我从这本书学到了许多有关政治和领导的知识。我把它作为最喜爱的礼物送给身为企业家和高级经理的朋友们。这本书道出了一切。”     《老子》，其实是一部用韵文写的哲学诗，短短不过5千言，却蕴含着深邃丰富的思想，洋溢着玄远浪漫的情致，凝结着荆楚之地哲人的智慧，是中国古文化的一枝硕果累累的哲学之花。从对后世的影响来说，《老子》为此后的中华文化创造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阐释、开出新意的“文本”。     《老子》的作者即老子，现在一般多认为是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他生活的时代约与孔子同时而稍早。他是一个见闻广博、知识丰富、思想深沉的学者，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周礼，晚年隐居著述，著成《老子》，开创先秦道家学派。     今天流传的《老子》一书，共81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篇，下篇为德篇，汉代以后又被称为《道德经》。据现代学者考证，《老子》可能是道家后学根据老聃的思想言论记述、整理、加工而成的，约在战国初年成书，以后又有不同版本流传。然而，不管怎么说，《老子》代表了先秦时期的原始道家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一样，都生活在春秋末期，都对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但他又与孔子不同，没有那种修己治国的政治抱负和游说谋官的积极性，而是力图置身于社会大变动的激流旋涡之外，冷静地思考宇宙人生，任凭自己的思想在天地古今之间遨游，从而讲出了一番关于“道”的“玄之又玄”的哲理。正是这样，他的哲学思想既含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又具有较高的思辨色彩。在哲学思维水平上，老子比孔子更胜一筹。     《老子》的哲学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第一次把“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并予以系统的论证。被《老子》所尊崇、所景仰的“道”究竟是什么呢？在《老子》看来，这个问题却是难以回答的。《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道”如果说得出来，那么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如果能叫得出来，那么它就不是永恒的名。尽管“道”无法用语言表达，但《老子》还是对“道”作了各种描述和说明。     《老子》认为，“道”不同于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不具有可感知的物象，是一种叫做“惚恍”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因此，“道”是超经验世界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又可以称为“无”。“道”之为“无”，实际是相对于“物”之为“有”而言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只把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看作是“有”的话，那么作为非经验世界的“道”只能被看作是“无”。“道”与万物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正因为“道”不同于万物，是与“有”相对立的“无”，因此，它能成为宇宙根本，成为万物得以衍生的本原和赖以存在的根据。“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作为万物得以衍生的本原和赖以生存的根据，“道”是永恒的、无限的存在，而万物则是暂时的、有限的存在。     从这些描述和说明中可以看出，《老子》所讲的“道”，既是哲学意义上的最高本体，又是科学意义上的宇宙本原，更是人之为人之道。由于古代哲学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老子》不可能自觉地将这些区分开来。尽管没有进行这种区分，但《老子》所提出的“道”毕竟为古代中国人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与经验世界不同的超经验世界，把人们的思维引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老子》从“道”的高度来看待经验世界，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作了哲学概括，阐发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发展了古代的矛盾学说。《老子》憧憬的是一个“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对于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老子》表示出仇恨和完全排斥的态度。《老子》还认为，统治者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另一方面，统治者也要装糊涂，表现出“无为”、“不争”，这样就可以处于主动地位，出现“无为而治”的局面。以后，人们把《老子》提出的这套统治术称作“人君南面之术”。     《老子》的这些思想，在战国时期分别为庄周学派和稷下道家所继承和发挥。先秦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庄思想，对先秦以后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白天羽 2006-3-13 11:46

鲲鹏展翅逍遥游———庄周    （《庄子》）这些故事所含的思想是，获得幸福有不同等级。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一只白色的蝴蝶，自由而快乐地飞着……它流连在姹紫嫣红的花丛中，徘徊于清澈湍急的小溪边，尽情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明月清风，甘露醇浆。它从山谷飞起，向远方游去，飞过一望无际的平原，飞过连绵起伏的高山。它欣赏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品味着铁马秋风，杏花春雨。与落霞齐飞的孤骛是它的伙伴，与长天一色的秋水是它的乐园。它扶摇直上，忘记了人间的是非荣辱；遗世独立，摆脱了世俗中生死名利的纠缠。它不知飞到了何处，要去何方，只知道从从容容地飞翔，安安静静地生活……     蝴蝶就是庄子。庄子名周。庄周不知道到底是他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他称之为“物化”（《庄子·齐物论》。以下只注篇名），可诗人却说是“庄生晓梦迷蝴蝶”（李商隐：《锦瑟》）。在梦醒时分，他发现躺在床上的依然是那具僵直的身体、自己的身体、没有翅膀的身体。     庄周是战国诸子中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战国中期，征战频繁、王权更迭、生活无序，儒墨两家提出的社会理想在庄周看来都是各执一端、于世无补。在这样的情况下，庄周对社会和现实政治采取了逃避态度，他拒绝了高官厚禄，把自己的目光由社会政治生活转向更为宽大的自然界领域。由现实生活转向理想境界，提出了“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庄子·天运》）等一系列科学宇宙论问题，渴望超越出现实的人生痛苦。庄周的思想独树一帜，在老子以后的先秦道家各派中影响最大，后世往往以“老、庄”并称。《庄子》一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庄周对时代与人生的解答。《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庄子》有52篇。西晋郭象注释整理《庄子》，删定为33篇，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庄子》一书。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经验世界为“物”，指有形、有声、有色的具体事物；超经验世界为“道”，指无形无象、不可感觉而又有情有信、可传可得的存在，是产生天地、鬼神与上帝的本根，它弥漫宇内、贯穿古今，无时无刻不在。庄周认为，立足于“物”经验世界与立足于“道”的超经验世界的人，其思想境界和认识结果是迥异的。前者只会从具体事物的一偏之见出发，发现事物之间各有差异，世界充满矛盾，人生尽是痛苦。后者则能超越“物”的束缚，发现各种事物、各种矛盾都处于不断转化之中，细小的草茎与粗大的屋柱，丑陋的厉与美貌的西施，都可以通而为一，甚至事物的性质、差异都可以完全颠倒。这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能给人无限的满足，使人从生活的困顿、人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     在涉及主体的认识能力的问题的时候，《庄子》指出，人的认识能力可以分为“小知”与“大知”。前者是指以“物”为认识对象的主体认识能力，即人们通常的感觉经验和思维活动。后者是指以“道”为认识对象的主体认识能力，是人们的直觉认识能力。通过“小知”而获得的关于“物”的知识，是通过“大知”把握“道”的最大障碍。因此，以直觉方法“体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摒弃传统认识原则和传统知识的过程。     《庄子》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从现实生活的困顿中获得自由和解脱的道路。这种对自由的祁向和对现实的超越，是庄周思想的精华，他给在现实生活中痛苦挣扎的人们开辟了一片逍遥的精神家园，使人们的心灵有慰藉、养息、安顿之所。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相比，庄子的精神是超然的、出世的，这两种人文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相互补充、各有所成，共同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     《庄子》一书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文学成就最高的，其总体风格为“汪洋恣肆”，其文章常常是突兀而起，行所欲行，止所欲止，完全随着作者自己的意识所及任意跳荡起落。句式或顺或倒，或长或短，辞汇丰富，描写细致极有独创性。     《庄子》散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丰富的想象力，极富浪漫主义气息。郭象在《〈庄子〉序》中说：“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恍惚之庭矣。”庄子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应归因于他思想的自由、个体精神的解放和对世界的独特认识。鲲鹏可谓大也，可是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哪怕是一小粒尘埃却可从其中窥出世间大道，万事万物只是形体层面的差别，但是其理其道是一样的，所以庄子的文思就可以在差别巨大的物象之间自由驰骋。     《庄子》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说明异常抽象的哲学道理。《道德经》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天地的大道、事物的本质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是表达出来后，就不是原来的道和本质了。因此道家有“言不尽意”的理论思想。同时有许多哲学命题按照常规话语本来就很难表达出来，所以，《庄子》中很大篇幅都是用各种神话、寓言来隐喻抽象的哲学道理，比如说《逍遥游》中的“无用之为大用”的道理：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所害。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通过一个故事和一株“毫无所用”的大椿树将“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的道理阐发得淋漓尽致。     总之，《庄子》在许多方面深刻影响了后世，最主要的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让后世许多大家争相效仿之，比如李白、苏轼等。《庄子》铺张扬厉的写法对汉赋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此外，在《庄子》中首次出现了“小说”这个词，它里面丰富的语言和神话故事也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

白天羽 2006-3-13 11:47

御风而行———列子    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                                ———张湛《列子序》     北宋才子苏东坡在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曾有一千古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借以表达他渴望超脱尘世的情怀，其此番灵感却源于战国时另一学者：“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的列子。     列子名叫列御寇，郑国人，应属道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吕氏春秋》有“子列子贵虚”认定列子是郑国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也记述列子是郑国人，由于他崇尚黄老之学，一生追求清静无为，在郑国市井中居住40余年竟不为人所知。后世被奉为道教的仙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封为“冲虚真人”，《列子》也被诏称《冲虚真经》；宋徽宗时封为“致虚观妙真君”。但是《列子》的身世常为人们所怀疑，虽然在《庄子》中曾经提到列子，但是《列子》这一书名，在先秦诸子时代并没有为人们所提及。到汉代刘向整理朝廷的藏书时才首次提及，并且整理成八篇。但是后来人研究时，说刘向编校的原书也失传了，现在的《列子》是魏晋时代的张湛所作的伪书。但是不管《列子》是否伪书，它的文学价值和艺术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有一席之地。钱钟书就曾分析过：“使《列子》累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传》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尔。能赝作《列子》者，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     列子以关尹子、壶丘子、林老商等人为师，而这3个人，都是承老子之学，所以列子继承黄老的学说，这是无疑的。《吕氏春秋·不二》中说：“子列子贵虚”，就是主张虚静无为，一切要顺应自然。他还说：“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因为穷困潦倒而面有饥色，郑国的执政者子阳要馈赠他粮食，而他拒绝了。他的弟子严恢问他：“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答道：“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主张人们应该摆脱人世间富贵、名利等的影响，要淡泊名利、清静修为。     《列子》散文的想像力极为丰富，构思奇特新颖。例如其中有“偃师造人”一节，描写了偃师用木头等材料造成的人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颌其颐，则歌合律；摔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     如此想像，纵使是今天的人工智能也是望尘莫及呀！当然这也不是凭空瞎想，传说三国魏时有能工巧匠可以制造出木头人“击鼓吹箫”，而蜀国丞相诸葛亮制造出木牛流马帮助军队运送粮草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战国策》、《国语》对人物的刻画是比较成功的，而诸子散文中《列子》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也较为突出。通过调动多种手法，《列子》成功地展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愚公移山”被毛主席大加赞赏，成为“老三篇”之一，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成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这个形象就是在《列子·汤问》中塑造的。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文中直接描写愚公的有“年且九十”（快要到九十岁了），其他主要通过对比、烘托的手法使人物的形象逐渐丰富起来。首先开篇描写愚公所面临的自然环境，“方七百里，高万仞”，来暗示愚公所要完成的任务之艰；然后写运土之难，“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还写愚公受到的质疑，首先是其妻“以你现在的力量，连魁丘这样的小山都撼动不了，能拿太行王屋怎么样呢”？还有智叟“以你这么高的年龄和虚弱的体力，连山上的树木都毁不了，拿那些土石怎么办呢”？然而愚公没有为这些困难和压力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我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而山又不会增高，还害怕移不平它”？这样通过直接间接相结合的描写，充分显现出愚公面对自然困境，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白天羽 2006-3-13 11:47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说难》     汉代史学大家班固有言，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春秋战国，诸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四处游说，著书立说，以求得统治者的信任，“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在战国晚期却有一位公子饱受造化之苦，虽满腹经纶却天生口吃，无法像别人那样四处游说诸侯。上天总还是眷顾苍生，让他有如椽巨笔，长于著述，终留下《韩非子》。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韩非本是韩国贵族，与后来成为秦国丞相的李斯一起师从于荀子。当时韩国已经是国力衰竭，面临西方的强敌秦国，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退而著书10万余言。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五蠹》、《孤愤》等篇后十分钦佩，立即发兵攻打韩国，逼韩王以使节的名义将韩非派往秦国。他的同学李斯因为嫉妒他的才学，怕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同姚贾一起向秦王嬴政进谗言，将韩非打入囚中，又派人送毒酒给他，逼其在狱中饮鸩自尽。     韩非首先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韩非身为韩国贵族，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所见所闻尽是些邀功取宠、弑君篡位之举，尤其是在社会极为动荡的情况下，人性中负面的因素极度膨胀，这是他极力主张人性恶的重要经验因素。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那么所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美好的内容自然都是不成立的，在韩非笔下都成为笔伐的对象。被儒家顶礼膜拜的尧舜等先贤在他看来都是自私自利的，“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只是贪图享乐而已；妻子和儿女把“同床”和“在旁”的“父兄”都视为“奸”；《制分》篇中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只懂得趋利避害；《内储说上七术》中说：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而对于这等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韩非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控制，那就是赏罚，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     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墨守旧法，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制定具体的政策。韩非还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的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韩非子》中宣扬最多的还要算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将以前法家的精华加以整合，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从而成为集大成者。     《韩非子》在写作上的一大特点就是犀利峻峭，鞭辟入里，说理无所顾忌。例如前面所述他对人性恶的阐述，他还说君臣之间根本不是彼此信任、你仁我忠的关系，而是“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完全成为尔虞我诈的关系。在《说难》篇中，他剖析了身为人主的种种可怕的心理，认为游说最难的就是去揣摩人主的心理，所以告诫那些游说之士不要犯上怒。这样直接露骨的论述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韩非子》的另一个特点是论证严谨，丝丝入扣。例如《五蠹》，先提出上古、中古和近古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继而转入本题：“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作了这些充分的论证之后，即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后文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等著名论点，也都是使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得出的。     还应该提出的是，《韩非子》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在战国后期，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种常用的方法，《墨子》、《孟子》中都有数量不少的寓言。《韩非子》的《说林》、《储说》都是由纯粹的寓言故事组成，尤其是《说林》，200多个语言竟能有组织有系统地形成一个整体。“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郑人买履”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出自这里。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白天羽 2006-3-13 11:48

一字千金成《吕览》———吕不韦    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吕氏春秋·序意》     不韦乃集儒者（原讹作书字）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杨雄相表里也。                                           ———高诱     《史记》中有载：公元前239年，即秦王嬴政八年的一天，秦国首都的城门特别热闹，人如潮涌，大家在看什么呢？原来城门楼上挂满了成片的写满文章的竹简，城门口上贴的告示说，如果有谁能够将此书增或删一个字，就赏赐给他千金。然而一连好几天过去了，仍没有人能够得到这千金。难道这部书真的就这么完美无缺吗？其实不然，这部书的作者是当时身为秦国“仲父”的相国吕不韦，谁还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呢？这就是“一字千金”的由来，而这部无价宝书就是《吕氏春秋》。     吕不韦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战国末期的卫国人，出身商贾。然而他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他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敏感性，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发现质于赵国的秦贵族子楚有回秦国继承王位的可能，“奇货可居”。于是决心进行政治投机，出谋划策并出资支持子楚取得王位继承权。子楚即位，就是秦庄襄王，感于吕不韦之恩任其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自此他的买卖可谓获得了极高的回报。3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立为王，吕不韦做相国，号称“仲父”，一时权倾朝野。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能够招聚宾客而闻名天下，吕不韦也开始招揽天下贤士，厚待之，宾客竟达到3千多人。他让这些宾客将自己的所学所闻记录下来，然后汇聚在一起，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总共二十余万字，冠名为《吕氏春秋》，也叫《吕览》。后来因为他与太后有染，遭嬴政罢黜，被发配蜀地后引鸩自尽。     尽管人们对吕不韦由商贾从政多有诟病，但是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投机钻营的商人，他具有超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才华，也有纵横捭阖、统御天下的才能。《吕氏春秋》的编纂固然有为自己造势、为自己留名的一面，但同时也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政治和文化支持。当时，秦国通过商鞅的改革国力日益强盛，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大势已成。但是出身西戎的秦国在文化上却是一个矮子，吕不韦深知统一天下可以靠武力，然而统治天下绝非武力就可以成就。因此，在吕不韦专权的12年中，他一方面派兵攻打赵国、灭周国，另一方面将天下贤士聚集到秦国，使秦国的文化有了一个跃升。后来秦始皇重法家，只是一味强调苛刑竣法，终二世而亡，以此相较足可见吕氏目光之长远。     《吕氏春秋》名列杂家之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广阔的心胸和非凡的气魄对诸子百家之学进行取长补短，以求能成一家之言。《孟夏纪·用众篇》中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乎贤者。……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这与执己一端、排除异己的诸子学说明显不同，以实用为原则，只要有利于我统治的观点，都可以收罗起来汇入书中，这成为《吕氏春秋》的一个指导思想。     尽管《吕氏春秋》观点庞杂，并且由众多宾客集体编纂而成，但它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形式框架，全书分纪、览、论三大部分，其中纪以春夏秋冬四季来命名，每一个季节又各自分为孟、仲、季三部分，由此形成十二纪，每纪有5篇。览有八览，每览八篇，共64篇。六论每论6篇，计36篇，全书共计16篇。这种系统性、整体性的编撰方式在先秦还是第一次，明显有为秦的统一大业服务的政治功能。     《吕氏春秋》的编纂者们既为宾客，就不免带有战国纵横家的雄辩之风，再加上有相国撑腰，所以文章多方言无忌、气势恢宏，比较多地运用层递、排比、反复、对比等等手法。如：“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车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重己》）又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数，风有八等，水有六川。”由七个排句组成，语句简洁有力。《吕氏春秋》中广泛运用排比，使得气势浩荡、节奏畅达、层次分明，对后世骈文有很深的影响。     《吕氏春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比较注重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了诸子文学中善用寓言、神话表达思想的传统，比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荆人袭宋、涸泽而渔等等。同时文中多有格言警句，如：“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诚廉》）“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自知》）“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务大》）等等。     《吕氏春秋》集百家之言，是整合中华文化的一种尝试，然而统一性同多样性始终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吕氏春秋》标志着诸子时代的结束，而后秦统一六国，而后焚书坑儒，百家争鸣的盛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白天羽 2006-3-13 11:49

第二部分千古才情———贾谊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孟夏的一个黄昏，一只涢鸟（古书中像猫头鹰一类的鸟）飞到长沙王太傅贾谊的房中，悠然自得地停落在一个角落里。据说这是种不祥之鸟，“野鸟入室兮，主人不在”。看到它，被贬谪居长沙已3年的贾谊想到自己的生死，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忧伤，援笔写下了名篇《涢鸟赋》。     赋云：“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还。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既然在万千变化中祸福、忧喜、吉凶这些对立事物皆有其相同之处，相反的事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也就不必去执著于一端。天道难测，生死有命，谁知道死神哪天会降临呢？     赋中又云：“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既然在世为人只是天地造化的一个偶然，那么为人一生也无需过分把玩，生命之长短就更无需过分在意了。作者能“同生死，轻去就”，如此看得开，也是无奈中的一种消极自慰，苦闷忧伤到极点后的一种乐观旷达吧！     贾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对生死问题如此超然呢？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是荀子的再传弟子，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汉文帝因吴公的推荐，任其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当时他才23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为汉文帝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意见，还积极主张变法，制定了各种仪式法度。汉文帝非常赏识他，想晋升他为公卿，但这遭到朝中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反对，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结果文帝让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太傅之职有名而无实，位高但权轻，并且当时长沙在人们眼中仍是蛮荒之地，实际上贾谊是被贬了。当他赴任途经湘江时，触景生情想起了遭贬的爱国诗人屈原，于是提笔写就名篇《吊屈原赋》。     “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髷。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这里通过大量的比喻，描写了当时楚国黑白颠倒、贤愚倒置的事实。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蟥？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这一部分既写出了对于屈原一味求忠，未能“远浊世而自藏”，同时也表达了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要“凤凰翔于千仞”的志向。总体来说，本赋继承了楚辞中感情激越、郁郁不平的特点，同时也脱离了诗的局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赋。     此后3年，贾谊作了《涢鸟赋》，表达了他谪居长沙的抑郁心情。文帝七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时不小心摔死，贾谊一直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到1年便死去。     贾谊的文章不仅有辞赋，还有政论，辞赋展现出他充沛的感情，而政论文更多表现他的治国才华，然而赋中有文，文中有赋，相得益彰。《过秦论》兼顾了辞赋的文采语势和政论的雄辩精辟，以汪洋恣肆之文表达经世济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旨在讲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但是作者没有直接说秦之过而是先列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书秦之盛，全文看来只是由“然而”一词连接的两个句子，前一句只写秦之强盛，后一句专写陈胜等的弱小，但是在两相强烈对比之下，作者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壮阔，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从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     贾谊死时只有33岁，他的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战国时代，只要一个人有才能，善于论辩，就可以凭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君主，获得地位与权势。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官僚体制越来越完善，纵横家与策士的时代结束了。

白天羽 2006-3-13 11:49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     《史记》几乎会出现在所有的必读书目中。其实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腾虎跃，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之滨的龙门（今陕西韩城附近），自幼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四处漫游，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记》积累了很多生动活泼的素材，同时也为《史记》那种“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语）的语言风格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其父司马谈，熟悉史事与天文地理，汉武帝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任太史令，他早就有意论载“天下之史文”，但始终没有如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不久，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写作《史记》时，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司马迁以先贤鼓励自己，虽遭大辱，也要完成《史记》，终于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52万余字的著作。     司马迁一方面深受《春秋》的影响，撰述《史记》要明辨是非善恶，另一方面，他还要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如何使史学真正担负起研究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给任少卿的信中作了叙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形成了极具个性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史记》主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论组成，记载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近3000年的历史；精心结构、谋篇布局，表现了结构美。全书共130篇，中本纪12篇，记载历代帝王世系与国家大事，及帝王本人事迹；表10篇，记载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与简要的政治事迹；书８篇，分别记述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情况；世家30篇，主要记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世系及历史，汉代丞相、功臣、宗室、外戚、孔子和陈涉的事迹；列传70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记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及各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全书大多篇章后都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及一些史实的补充，书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叙述司马迁自己的家世和事迹，以及撰写本书的经过、意旨及作者的史学见解。     《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体现司马迁个性的不仅是他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还有他那独特的文学风格。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史记》的问世，为中国史学，为世界史学，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司马迁是中国文化伟人，也是世界文化伟人，《史记》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广泛传播。1955年，苏联科学界推尊司马迁为“世界文化伟人”，隆重纪念他诞生2100周年。苏联历史学家将司马迁和被称为欧洲“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足见司马迁和《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白天羽 2006-3-13 11:50

绝代奇书———《淮南子》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                           ———高诱《淮南子注·叙》     惜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书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刘知己《史通·自叙》     “绝代奇书”乃是半个世纪以前胡适先生为《淮南子》下的评语，而此书的作者刘安也被称为“天下奇才”。刘安本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长因为谋叛文帝，被流放四川，在途中绝食而死。后汉文帝又封刘安为淮南王，都城寿春。     淮南王刘安同一般的皇亲贵族有很大不同：“淮南王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他博学多才，在科学、文学、哲学、音乐等众多领域中多有建树。他在寿春会聚了一批“俊伟之士”，一起探讨天下大事，研究学术。于是作《内书》21篇，《外篇》甚众，还有《中篇》8卷，一共20余万言。对于刘安其人，史家有不同的评价，较常见的一种看法是，刘安企图谋叛，在武帝时阴谋外泄，于是在被捕之前自杀身亡。从《淮南子》书中的观点来看，它承继黄老之说，而汉朝的中央统治者实行的是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这种道家和儒家治国思想的对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史记》中记载刘安曾自称：“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能北面臣事竖子乎？”显现了他觊觎皇位的野心。但是淮南王刘安与汉武帝刘彻叔侄俩之间的政治斗争无法影响《淮南子》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淮南子》20篇的总体结构上可以看出它的严谨和立意的高远。刘安自己说：“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可以看出刘安意在对道家的学说进行一个整合，建立一套天、地、人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全书20篇在总体上是一个总分总的关系：第一篇《原道训》总的把握“道”的精义和真髓；然后《俶真》《天文》两篇写宇宙生成和天体运行规律；《地形》讲地学；第五篇《时则》综论天象、地象和人事；第六到第十九篇分别论述了各种人事和政治方略；最后一篇《泰族》总结全书。全书涵盖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在哲学和政治主张上崇“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此外本书还引用了许多传说、神话、寓言，文章富于变化，饶有趣味。保存了许多已散佚的神话片段，以及机智幽默的民间言谈。     《淮南子》中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在上古时代，世界一片混饨，没有形状。不久之后混沌转化为宇宙，而宇宙产生气，接着气一分为二，清而轻的气上升为天，浊而重的气下降为地。后来，水神共工（传说是一个地方的部落首领，但是有引起洪水的本领；在上古时期，人和神似乎是分不开的，部落的先祖一般都成为某一方面的神祗）不满火神颛顼（黄帝之孙）的统治，与他争夺帝位，结果共工失败，怒而头撞不周山，撞断了支撑天的柱子，切断了系大地的绳子。这样，天倾斜向西北方，太阳、月亮、星星也都移至西北方；而大地的东南方变为空虚之地，所有的河川转向东南流。这些事情记录在《天文训》中，表面的神话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在宇宙、天文、地理等等问题上的探索成果。     接下来是太古时代，因为共工把天柱撞断了，天上出现一个大窟窿，大地上也出现了许多裂缝，山林中火光冲天，蔓延不止，地底下喷出水来，形成洪水之祸。而原本生活于山林之中的猛兽、野鸟也纷纷逃窜出来，为了果腹残害人类，使整个人类陷入危机之中。女娲创造了人类，她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遭受如此大祸，决心修补苍天，拯救人类。她把五色的石头溶化，用来填补天空的裂缝；切断大龟的脚，当做天柱，竖立在天地的四角；杀掉引来洪水的黑龙，用炼五色石剩下的草木灰，来挡住泛滥的洪水；最后驱散了猛兽恶鸟，人类得到了拯救。此外还有名射手后羿的故事。据说他把10个太阳射落了9个，拯救了人类；西王母于是赐给他长生不老的仙丹。后来，他的妻子因偷食了仙丹而奔向月宫，变成了嫦娥，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在这些美丽的神话中，人们通过他们感性而质朴的思维方式来把握自然界，同时也含有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同自然界做斗争的精神。

白天羽 2006-3-13 11:50

两汉之《诗》、《骚》———汉乐府    乐府易不得，难不得。深于此事者，能使豪杰起舞，愚夫愚妇解颐，其神妙不可思议。                           ———刘熙载《艺概》     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前几年，电视剧《还珠格格》在全国热播，紫薇对尔康的一句：“山无陵，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打动了乾隆皇帝，也打动了无数情侣的心。然而也许大家不知道，这句话早在汉代已有，并且表达得更为挚烈，那就是汉乐府诗之一《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一个痴心女子的爱情表白，浓烈滚烫，一连使用五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示爱情的坚决和生死不渝。     “乐府”最初是指主管乐舞的机关，它在秦朝就已建立，汉代人把乐府用来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魏晋时期称为“乐府”，同时在魏晋时期按照这些乐府旧题写作的诗，不管能不能用来歌唱，也都称为“乐府”。汉朝是赋的时代，如果说赋是描绘宫廷生活、歌颂盛世、表达士人心境的话，那么汉乐府则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与真实情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汉乐府诗在语言方面的主要特点是：质朴自然、清新刚健、自由灵活、充沛有力，诗中多杂用五言、七言的句式。     汉乐府在内容方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揭露战争的灾难，武帝以后汉朝的战争就连绵不断，名篇《战城南》给人们描绘了一场战争后的惨状：“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谓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战士们战死边地却没有人掩埋，乌鸦随意啄食人肉，死者为了得到一点点慰藉，竟只能请求乌鸦多为自己哭嚎几声，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汉盛事是靠多少平民的尸骨堆出来的呀！二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在封建社会盛事只是属于统治者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乐府诗对触目惊心的现实生活多有揭露，如《东门行》：“东门行，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   糜。上用苍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面对妻子上指天、下指儿保证安分于穷困的生活，我们的主人公于心何忍？可是家徒四壁的生活现实还是把他逼上了“拔剑东门去”反抗官府压迫的道路。三是反映爱情婚姻生活，《上邪》就是其中一篇，此外还有《饮马长城窟行》、《江南》等，或绵长或奔放，描述了悲惨生活中的纯真爱情。然而爱情不都是美好的，当时广大女性已受“三从”、“四德”的压迫，在男权面前毫无地位，面对比比皆是的负心郎，只能默默地哭诉“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白头吟》），还有《有所思》：“问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写出失恋后内心的复杂心情，既爱又悔，将寄托爱意的信物“催烧之”，“扬其灰”。最能控诉封建礼教扼杀人情的当属哀婉动人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刘兰芝和焦仲卿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相亲相爱。刘兰芝聪明美丽、知书达理、勤劳善良，可以说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美德，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可是并不能为焦母所容，焦母言“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逼迫焦仲卿休妻，焦无奈只得相从。分别时俩人相约永不相负，可是兰芝回到娘家后，就有太守为其儿子求婚，其兄长逼她再嫁。她深知需“处分适兄意”，但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爱情，便与仲卿相约“黄泉下相见”，诀别后自杀身亡，焦随后也自缢殉情。合葬后，两个人的冤魂化作一对鸳鸯，永不分离。     全诗热情歌颂了焦刘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当焦仲卿送别刘兰芝时表示“誓不相隔卿”，“海必相迎娶”，“誓天不相负”，而刘也表示：“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诚的，然而焦母和刘兄为了各自的利益是绝不允许他们破镜重圆的，于是他们只能相约黄泉下，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爱情的尊严，这样的爱情悲歌、爱情颂歌震撼着千百年来的读者。     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汉朝统治者为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通过独尊儒术，将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学改造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礼法制度。董仲舒制定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权力一级级集中于君王的手中，而女性却成为社会的最底层，“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为婚姻生活的至上权威。焦仲卿和刘兰芝看似受到的是焦母和刘兄的逼迫，但实际上他们对抗的是背后的整个封建礼法制度，所以俩人双双殉情的结局，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扼杀人性的血泪控诉。

白天羽 2006-3-13 11:51

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刘勰  《文心雕龙》     用笔之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百尺游丝宛转；如落花回风，将飞更舞，终不遽落；如庆云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汉、魏诸贤最妙于此。     ———方冬树《昭昧詹言》     在楚辞以后，经历了散文和词赋兴旺的时代，然而文人诗却出现了断层。在汉代的乐府中有大量五言诗出现，由于五言诗的表现力强，所以东汉以后有许多文人开始尝试写五言诗，比如班固的《咏史》、秦嘉的《赠妇诗》、蔡邕的《翠鸟诗》等，但是论成就之高却还要数“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者不可考，都为无名氏，也非一人一时之作，大概产生在汉末桓灵之世。《玉台新咏》收录了其中八首，并且题为枚乘所作，后来南朝萧统将它们合为一组，收入《昭明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东汉桓帝、灵帝时，皇帝年幼，宦官和外戚常年纷争弄权，他们垄断仕路，胡作非为，而正直的官员和敢于议政的大臣却遭到禁锢和杀戮。由于汉朝实行的是举孝廉制，士子必须通过上层权贵的保举才能进入官僚系统，所以许多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拜见官僚权贵。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出仕的门路被堵死了，往往求仕无门，一事无成，只得滞留京师或是周游彷徨，只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这样的游子失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抒发了仕途失意的苦闷、人生无常的忧虑、相思离别的愁绪以至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乱、败坏、没落的时代面貌。     《古诗十九首》从思想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两类：游子诗和思妇诗。游子诗抒发仕途碰壁后的人生苦闷和失望情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寄世如同行客，时光荏苒寿命短促的感伤。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忽如寄，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等等。社会的没落造成思想和文化上的一种颓势，当孔子说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如何抓紧时间立德立功，而同样对白驹过隙的感伤到游子这里却激发出他们对及时行乐的赤裸裸的向往。既然人生如此短暂，而道路又如此曲折，那又何必枉费心机去求功名富贵呢？还不如抓紧时间在美酒佳人间享受人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生年不满百》）     诗中批判了那些总被琐事所困扰、忧虑重重的人，清醒地认识到长生虚妄、生命无常的现实，进而强调人们要抓紧时间，夜以继日地享受，也不白来人间走这一遭。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所写的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是最为美丽动人的吟诵。《涉江采芙蓉》通过采芳草赠美人的习俗，写游子思念妻室；《明月何皎皎》以思妇在闺中望月的情景，表现她为丈夫忧愁不安；《行行重行行》写一个妻子因丈夫很久不归而思念、担忧：“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客从远方来》抒写思妇接到丈夫来信，心中充满的喜悦；《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将情、景、事巧妙地融合起来，抒发人间的离别愁苦：“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比喻思妇盼望丈夫的愁苦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最为艳丽直率的当推下面这首《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皽。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楼外迤逦的春光逗引得楼中美女春情荡漾，以至于极力怨恨丈夫的不归，还发出“难独守”的呼唤；女子本来是歌伎舞女，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繁华热闹生活，却偏偏嫁给一个经常不回家的荡子，倍感寂寞难奈，于是在守节与不守节之间进行着苦苦的挣扎。然而这些古诗的作者们哪一个不似这“娼家女”？在社会急剧没落的年代里，他们在人生的歧路上徘徊挣扎着，承受着内在人格分裂的痛苦，在堕落与非堕落、沉沦与非沉沦之间进行着苦苦选择。读这些诗常能给人以直叩心灵的震撼感觉。     《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歌形式从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抒情为主的文人创作，已经趋向成熟，预示着在中华大地上一个诗歌盛世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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