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为礼乐文化正名－－什么是礼教？》
1919年11月1日，吴虞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了《吃人与礼教》一文，他说：“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把吃人和礼教这两者直接画了等号。在此后的近百年当中，“礼”不断被人泼脏水，“积毁销骨，众口铄金”，于是，礼教变成了上自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无人不晓的贬义词。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每每简称为礼。如果吴虞的说法得以成立，则中华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如此野蛮的国家，岂能加以 “文明古国”的桂冠?因此，对于礼的认识，事关对于中华文明的基本评价，不可等闲视之，我们不可不明辨之。
为礼乐文化正名，就必须从“礼教”这个词开始。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它们的本义，不过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清代学者淩廷堪说过：“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意思是说，上古圣王治理民众的方针，以及后世圣贤教育民众的方法，都可以最终归纳为“礼”这一个字。圣王治世的目标，是建立大同世界，这是见诸于《礼记》的。圣贤教民，是要让百姓懂得礼、遵守礼。淩氏的见解，非常的精到.太古时代，人与禽兽为伍， 《礼记·曲礼》说，为了让人们懂得“自别于禽兽”，有圣人起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为礼以教人”，就是制定了礼来教人.礼使人自觉地区别于禽兽/走向了文明。而圣人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于“为礼”和“教人”。于那么，礼又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找出关于礼的解释的源头，这就需要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相关论述中去寻求答案。
在《论语》里，孔子谈礼的地方在在多有，由于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礼的所指，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孔子特别推崇周公，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他感叹自己的年衰，居然许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程子说，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时候，“寤寐长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一位周公手创的那套制度的文明和完美，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意思是说，周礼是在借鉴了夏、商两代为政得失的基础上制定的，典制粲然大备，足以为万世龟鉴，所以他表示了“从周”的立场。
众所周知，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制度瓦解了，世道大乱，史称“礼崩乐坏”。贵族们为了权和利，彼此征战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孔子向往周公之礼，既是他对春秋乱世的不满，也是他对西周道德礼制的向往，这是非常正常的，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如果孔子持了相反的态度，赞美春秋乱世，说这是乱了敌人，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第二，礼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无形/无色/无声/无嗅，对于知识程度较低的人来说，甚至会觉得虚无缥缈。而礼就是把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法家认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从令者，就用刑罚加以惩处，这样，老百姓就不敢作乱了。而儒家则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通过礼来规范和整齐民众的行为。孔子评价这两种治国之道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因为老百姓不去触犯犯法，是因为畏惧刑罚，他并没有羞耻之心。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去做坏事，而且还会“格”，就是有上进心。
礼是体现德和仁的具体形式，离开了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一个内心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会去推行礼和乐呢？就是说，推行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名仁者，一名富于爱心的人。可见，礼与仁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
第三，礼是修身的手段。在人类社会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那么，人就和禽兽没有了区别，社会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秩序，也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人。孔子主张认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作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因为礼是根据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只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离道了。
人性都有天然的缺陷，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因此，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如果不借助于礼，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孔子举例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意思是说，恭敬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空自劳碌。谨慎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显得胆小。勇敢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作乱。直率而不懂得礼的人，就会说出伤人的话。平心而论，恭、慎、勇、直这四种性格都不是什么坏毛病，但只要离开了礼的指引，都不会结出“正果”。
类似的意思，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如，《宪问》记载，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是“成人”（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时，提到了臧武仲、公绰、卞庄子等三位鲁国的大夫，以及自己的学生冉求。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没有私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学问，都是最为出色的。孔子说，要成为完美的人，仅仅把这四个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不够的，还要“文之以礼乐”，将礼乐与上述四种优点完美结合。可见，礼乐是最重要的修身课目。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孔子谈礼的文字全部提到，但是主要的部分已经都谈到了。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论语》中的礼，没有一处是号召大家去杀人或者吃人的。孔子所说的礼，是指以道德为内涵的国家典制，是德与仁的具体表现，也是修身的法则，这些与淩廷堪关于圣王以礼为治，圣贤以礼为教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孔子关于礼的见解，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健康的，代表了社会的理性思潮，而且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对我们还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文章来源：国学网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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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转自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647989.html）
孔子
思想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
《论语》是了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思想核心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有三种看法：仁，礼，仁与礼。
形而上学
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孔子回避了形而上学。当他反问子路“未知生，焉知死”，当他告诉樊迟“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确实更多地关注着现世与此岸，这时他很像是一个温和的怀疑论者。不过，“性与天道”是早期儒家相当重要的一个命题，可谓后来天人关系探讨之滥觞。不少人认为孔子的性命之学集成于《易传》，然而《易传》是否孔子所作并没有最后的结论。
人生境界
仁是孔子和弟子反复探讨的命题。有一次，樊迟就此请教，孔子说：“爱人。”很多学者指出，仁爱不是无差别的爱，而是所谓爱有差等。但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仁的原则在于博爱。颜渊也曾问仁，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的解释同样颇具争议，但至少指示了礼的重要性。不过，孔子也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礼是外在的规范，而仁才是内在的德性。根据仁的原则，人将自然的血缘亲情发散强化，推己及人，由近而远，与众人和睦相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孝，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当仲弓问仁时，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孔子告诉子贡可以一生奉行的恕。恕是一个基本原则，孔子告诉曾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明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君子与小人虽然是以身份地位区分开来的，但孔子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差别，更重要的在于修养和境界。对此孔子有很多说明，如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方法，有着丰富而精微的内涵。近百年来，不少人反感于中庸，大概是将它误解为同流合污、媚世自是、毫无原则的伪君子行径，其实这样的乡愿也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他认为，如果不能达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毕竟“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孔子又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朴实和文采两面均衡）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患得患失）。”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泰（安舒）而不骄（傲慢），小人骄而不泰。”
政治秩序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当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他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在卫他对子路不厌其烦：“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正名的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使人们有一定的规范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很多人认为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西周的礼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以复古的名义鼓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信，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教书育人
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
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在德行方面出众的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
在政事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
在言语方面出众的有：宰我、端木赐。
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颛孙师、曾参、澹台灭明、原宪、公冶长、樊须、有若、公西赤。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对古籍的整理编修
相传《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寄托孔子的政治理想。（现在一般认为《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原始国家历史材料进行编辑后寄托其政治理想的新作品，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春秋》非孔子所编撰。）《春秋》一书所载年代（前722年到前481年）就称为春秋时代。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将其学说结辑成书，是为研究孔子思想最主要的文献：《论语》。汉代定型的《礼记》一书中也有关于孔子思想的记述（如其中的《大学》 及《中庸》等），又有记录孔门思想的《孔子家语》一书，传统上被认为多伪撰之说，近年来，逐步得到学界重视。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反映被称为亚圣的孔丘之后最伟大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思想的《孟子》一书合在一起撰写了《四书集注》，是谓四书。四书与《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五部经典合称“四书五经”，乃儒家学说之核心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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