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http://bbs.jycg.com.cn/dispbbs.asp?boardid=5&id=22987&page=1在中国历史上，侠客人格要算一种奇异的人格了。关于侠客人格，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对其不大感冒。早先还有个“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说法，虽然是划进“坏五类”中去，总算还和儒家挣了个相等的地位。但到了汉朝后，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时的好时光终一去不返，侠士们由朝堂转入民间，侠文化也就退居到中华文化的背面去。
墨家在思想和造作上都为“侠”提供了完美样本。于己布衣蔬食，于人兼爱非攻。以一己之力解万民倒悬。然而这样的理想实行起来太难，既要求有高超的技艺（倒不见得会武功，但总要会造暗器之类吧），又要求有高尚的人格，要做到墨子那样千古侠士那样恐怕还得有高深的学问才撑得住场面（不然被儒家骂得狗血淋头却毫无还口之力，似乎就欠了点侠士的潇洒劲头了）。所以这样的“纯侠”在墨子以后就大音渐稀。事实上象墨家这样自身成为一支兵团却只为挨打小国服务的，恐怕到了任何时代也不会受主流的欢迎。纯侠的没落正在于其自身的独立性，他们甚至不依靠所谓明君，而只凭自身力量完成自我理想。而他们的实力却又远不能支持这样高远的理想。
其实就在春秋时期，很多称侠的人也与墨家的“纯侠”相去甚远。象专诸，聂政以至近期被热炒的“千古第一刺客”荆轲等，都是以身许公候的典型。他们为人卖命并不是对方真有什么弱者的冤屈（政治上的失意与弱者是两回事），而是对方看得起他们，对其有情有义。他们的侠义精神较之墨家理想显然要下降一个档次，由除强扶弱变为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侠客可以说还是有一定理想的，他们也渴望用手中剑做到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事。只是由于识见所限，只单纯的将求托者个人品质或人格魅力作为判断标准。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的价值选择已经是被动的了。
但到了大一统的时代，侠士才算遭受了灭顶之灾。秦始皇重法，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早就把侠和儒一道划入坏五类。好在儒生们还会整点求仙之类的把戏骗骗祖龙他老人家，虽然最后闹个灰头土脸惨淡收场，但至少还有点跟随时代潮流的主观进步要求。而侠士们却还执着于旧理，不满世事了就搞没博浪锥，仍用刺杀那套老办法。不想秦始皇早与“千古第一刺客”对过阵仗，丝毫不吃这套。那次倒霉的刺杀行动也就除了成全张良的名声和造出“误中副车”的成语来在没留下任何可书之处。要说张良也可算得半个侠士，不但巨眼识英主更功成身退，成为万千开国皇帝梦寐以求的良臣。然而人家不但不会武功更是文弱书生小白脸一枚，硬划进侠客一流似乎牵强了点。何况张良早被机灵的儒家归入自己队伍中去，豪侠之流除了墨子外又都不善言辩，所以日渐式微也是没必然的事了。武帝时儒家终于挤掉其他诸子学派成为官定正统，其时老仇人法家声威尤存，所以董仲舒也要说“王霸道以杂之”的话来，而另一个冤家以墨门为代表的侠士就没这么好的命了。本来，不满社会现实就去刺杀当权者是哪个帝王也不能接受的，何况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兼爱非攻！于是，纯侠乃至侠士都退出了历史舞台，留下的只是一群心向往之的模仿者。
于是就有了诗人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君试，谁有不平事”。看上去豪情万状，实际只是冒虚火而已。估计真有起事来，他未必有缚鸡之力。然而“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文人作为一个道德形象对社会寄予了太多希望和要求，一旦失望，很容易就走到“公理”的反面去。期望能有个打抱不平的侠士，或者干脆把社会搞乱了再重建一个算了。这样的理想在魏晋时甚至一度差点成为主流，因为那个社会一点不比春秋时安静。然而“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英雄终与“任天下为己”的侠士不同。失望的文人们只好在捣乱之余把心思用到玄学去，此时侠士已死，隐士则成了普遍人格典范。
至唐，游侠儿在观念上取代了侠士。事实上，游侠儿与侠士有着本质区别；保卫国家与兼爱非攻也大相径庭。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表示对侠士倾慕的不在少数。吟咏边塞的成了一派，浪漫的李白学过击剑（不过我们对这也不能太认真了，基本上青莲居士对所有他学得会的东西都保持着高度兴趣），李贺也说是要“买剑若耶溪”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墨家的纯侠已死；另一方面，此时也可看作是另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精神的诞生。这时，侠的敌人已由社会制度变成社会主流形态所贬斥的一方。纯侠的独立人格已经消失，保留下来的反是末流的任侠之风。所以这时墨子没人搭理了，刺客精神却抬了头。
到了宋代，由于历史原因，著名的抗辽，抗金，抗元英雄几乎全成了侠士。此时对于“侠”的思想全继承自唐。此时儒与侠的人格已融为一体。文人对社会上的不平除了抗议还要改革，没有百死不回殒身不恤的精神怎能成功？从这意义上说，文人已成了更高档次上的精神侠客。以至于形成了“儒侠”这一特殊人格。“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软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疏鲁莽，实为最令人向往的健全人格。后来的明东林，以至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之流，都是这类人格的代表。
至清末，面对国家危亡龚自珍则感叹“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后来的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与自称鉴湖女侠的秋瑾也都崇尚这种“儒侠”人格，甚至把它当作疗救古老民族颓废精神的一剂良药。甚至再后来的京派作家沈从文也试图用笔下的湘西中勇武豪迈的男性形象来力挽已被精致细腻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民族，注入野蛮新鲜的血液，恢复仗义任侠之风。可惜人们只注意其文章新奇笔法优美，多忽略了背后这层真正含义。
“乱世天教重侠游”，即使在所谓太平盛世，人们对“侠”精神的渴望也无处不在。现在“侠”已由一种背面式的精神符号。今天，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时获得如痴如醉的满足也是对“侠”精神渴望的表现。不过，这已是最无奈的方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