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好书谈

从前有一个朋友说，世界上的好书，他已经读尽，似乎再没有什么好书可看了。当时许多别的朋友不以为然，而较长一些的朋友就更以为狂妄。现在想想，却也有些道理。

世界上的好书本来不多，除非爱书成癖的人（那就像抽鸦片抽上瘾一样的），真正心悦诚服地手不释卷，实在有些稀奇。还有一件最令人气短的事，就是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往往没有什么凭借，但却做了后来二三流的人的精神上的财源了。柏拉图、孔子、屈原，他们一点一滴，都是人类的至宝，可是要问他们从谁学来的，或者读什么人的书而成就如此，恐怕就是最善于说谎的考据家也束手无策。这事有点怪！难道真正伟大的作家，读书不读书没有什么关系么？读好书或读坏书也没有什么影响么？

叔本华曾经说好读书的人就好像惯于坐车的人，久而久之，就不能在思想上迈步了。这真唤醒人的迷梦不小！小说家瓦塞曼竟又说过这样的话，认为倘若为了要鼓起创作的勇气，只有读二流的作品。因为在读二流的作品的时候，他可以觉得只要自己一动手就准强，倘读第一流的作品却往往叫人减却了下笔的胆量。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部分的真理。

也许世界上天生有种人是作家，有种人是读者。这就像天生有种人是演员，有种人是观众；有种人是名厨，有种人却是所谓“老饕”。演员是不是十分热心看别人的戏，名厨是不是爱尝别人的菜，我也许不能十分确切地肯定，但我见过一些作家，却确乎不大爱看别人的作品。如果是同时代的人，更如果是和自己的名气不相上下的人，大概尤其不愿意寓目。我见过一个名小说家，他的桌上空空如也，架上仅有的几本书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自己所编过的期刊。我也曾见过一个名诗人（新诗人），他的惟一读物是《唐诗三百首》，而且在他也尽有多余之感了。这也不一定只是由于高傲，如果分析起来，也许是比高傲还复杂的一种心理。照我想，也许是真像厨子（哪怕是名厨），天天看见油锅油勺，就腻了。除非自己逼不得已而下厨房，大概再不愿意去接触这些家伙，甚而不愿意见一些使他可以联想到这些家伙的物事。职业的辛酸，也有时是外人不晓得的。唐代的阎立本不是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做画师么？以教书为生活的人，也往往看见别人在声嘶力竭地讲授，就会想到自己，于是觉得“惨不忍闻”。做文章更是一桩呕心血的事，成功失败都要有一番产痛，大概因此之故不忍读他人的作品了。

撇开这些不说，站在一个纯粹读者而论，却委实有好书不多的实感。分量多的书，糟粕也就多。读读杜甫的选集十分快意，虽然有些佳作也许漏过了选者的眼光。读全集怎么样？叫人头痛的作品依然不少。据说有把全集背诵一字不遗的人，我想这种人是缺乏美感，就只是为了训练记忆。顶讨厌的集子更无过于陆放翁，分量那么大，而佳作却真寥若晨星。反过来，《古诗十九首》、郭璞《游仙诗》十四首却不能不叫人公认为人类的珍珠宝石。钱钟书的小说里曾说到一个产量大的作家，在房屋恐慌中，忽然得到一个新居，满心高兴，谁知一打听，才知道是由于自己的著作汗牛充栋的结果，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压塌，而一直落在地狱里了。这话诚然有点刻薄，但也许对于像陆放翁那样不知趣的笨伯有一点点儿益处。

古今来的好书，假若让我挑选，我举不出十部。而且因为年龄、环境的不同，也不免随时有些更易。单就目前论，我想是《柏拉图对话集》、《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水浒传》、《庄子》、《韩非子》，如此而已。其他的书名，我就有些踌躇了。或者有人问，你自己的著作可以不可以列上？我很悲哀，我只有毫不踌躇的放弃附骥之想了。一个人有勇气（无论是糊涂或欺骗）是可爱的，可惜我不能像上海某名画家，出了一套世界名画选集，却只有第一本，那就是他自己的“杰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平

（本篇原载于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第二十二期，署名率尔。）

【点评】

梁实秋（１９０３—１９８７），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１９４９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１９６１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１９６６年退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３０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４０载，到１９７０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３７册，诗３册。晚年用７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好书谈》：朋友说自己已经读遍了世间的好书，梁先生却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世间好书有多少？伟大著作的作者的学问又是从哪里学来的？读书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但是不应该仅满足于吸纳知识，还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形成自己的思想。从读书来说，重要的是有选择的、有辨别的阅读，不应该片面注重数量而忽视书的质量。当然那些经过了时间检验的传世经典是人们所不能够错过的，它们都是思想和文化的结晶。

朱自清：初到清华记

从前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老在城圈儿里呆着。四年中虽也游过三五回西山，却从没来过清华；说起清华，只觉得很远很远而已。那时也不认识清华人，有一回北大和清华学生在青年会举行英语辩论，我也去听。清华的英语确是流利得多，他们胜了。那回的题目和内容，已忘记干净；只记得复辩时，清华那位领袖很神气，引着孔子的什么话。北大答辩时，开头就用了ｆｕｒｉｏｕｓｌｙ一个字叙述这位领袖的态度。这个字也许太过，但也道着一点儿。那天清华学生是坐大汽车进城的，车便停在青年会前头；那时大汽车还很少。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华学生在屋里只穿单大褂，将出门却套上厚厚的皮大氅。这种“行”和“衣”的路数，在当时却透着一股标劲儿。

初来清华，在十四年夏天。刚从南方来北平，住在朝阳门边一个朋友家。那时教务长是张仲述先生，我们没见面。我写信给他，约定第三天上午去看他。写信时也和那位朋友商量过，十点赶得到清华么，从朝阳门哪儿？他那时已经来过一次，但似乎只记得“长林碧草”，——他写到南方给我的信这么说——说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时候。他劝我八点动身，雇洋车直到西直门换车，免得老等电车，又换来换去的，耽误事。那时西直门到清华只有洋车直达；后来知道也可以搭香山汽车到海甸再乘洋车，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还是别的，跨出朋友家，已经九点挂零。心里不免有点儿急，车夫走的也特别慢似的。到西直门换了车。据车夫说本有条小路，雨后积水，不通了；那只得由正道了。刚出城一段儿还认识，因为也是去万生园的路；以后就茫然。到黄庄的时候，瞧着些屋子，以为一定是海甸了；心里想清华也就快到了吧，自己安慰着。快到真的海甸时，问车夫，“到了吧？”“没哪。这是海——甸。”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这么难到，清华要何年何月呢？而车夫说饿了，非得买点儿吃的。吃吧，反正豁出去了。这一吃又是十来分钟。说还有三里多路呢。那时没有燕京大学，路上没什么看的，只有远处淡淡的西山——那天没有太阳——略略可解闷儿。好容易过了红桥，喇嘛庙，渐渐看见两行高柳，像穹门一般。十刹海的垂杨虽好，但没有这么多这么深，那时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大有长驱直入的神气。柳树前一面牌子，写着“入校车马缓行”；这才真到了，心里想，可是大门还够远的，不用说西院门又骗了我一次，又是六七分钟，才真真到了。坐在张先生客厅里一看钟，十二点还欠十五分。

张先生住在乙所，得走过那“长林碧草”，那浓绿真可醉人。张先生客厅里挂着一副有正书局印的邓完白隶书长联。我有一个会写字的同学，他喜欢邓完白，他也有这一副对联；所以我这时如见故人一般。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过了一两天，我就搬行李来了。这回却坐了火车，是从环城铁路朝阳门站上车的。

以后城内城外来往的多了，得着一个诀窍：就是在西直门一上洋车，且别想“到”清华，不想着不想着也就到了。——香山汽车也搭过一两次，可真够瞧的。两条腿有时候简直无放处，恨不得不是自己的。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车，在现在“西园”后面那个小饭馆里，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吃着喝着，也怪有意思；而且还在那桌上写了《我的南方》一首歪诗。那时海甸到清华一路常有穷女人或孩子跟着车要钱。他们除“您修好”等等常用语句外，有时会说“您将来做校长”，这是别处听不见的。

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８日作

（原载１９３６年《清华周刊》副刊第４４卷第３期）

【点评】

朱自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８），江苏扬州人，著名诗人、作家、教授、民主战士。朱自清原名朱自华，号秋实，“取春华秋实”之意。１９１７年，朱自华报考北大本科。为勉励自己有困境中不丧志，不灰心，保持清白，不与坏人同流合污，便取《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中“自清”二字，改名“朱自清”，字“佩弦”。“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为弓弦常紧张，性缓者佩之以自警。

《初到清华记》：朱自清先生曾担任清华国文系的系主任，第一次提出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中文学科教育模式，并将这一理念成功地付诸实施。戒虚言，做实事，为学为人一丝不苟，对清华后来的学风形成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梁漱溟：东西人教育不同（1）

十年岁杪，借年假之暇，赶山西讲演之约，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诸君谈话如此。《教育杂志》主者李石岑先生来征文，仓卒无以应；姑即以此录奉。稿为陈仲瑜君笔记。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西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虽然我们从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有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他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即如摆在眼前的这许多东西，哪个是可吃，那个是不可吃，哪是滋养，哪些是有毒，……都需要知道；否则，你将怎么去吃呢？若都能知道，即为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对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识或学术才行；学问即知识之精细确实贯串成套者。知识或学问，也可出于自家的创造——由个人经验推理而得；也可以从旁人指教而来——前人所创造的教给后人。但知识或学问，除一部分纯理科学如数理论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经验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而单走个人自家的创造一路，那一个人不过几十年，其经验能有几何？待有经验，一个人已要老死了；再来一个人又要从头去经验。这样安得有许多学问产生出来？安得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谓学问，所谓人类文明进步实在是由前人的创造教给后人。如是继续开拓深入才得有的，无论是不假经验的学问，或必假经验的学问都是如此；而必蹬经验助学问则尤其必要。并且一样一样都要亲自去尝试阅历而后知道如何对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经济，绝无如是办法。譬如小孩子生下来，当然不要他自去尝试哪个可吃，那个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给他。所以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知识方面成就的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从苏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结果也真能做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识，而生活莫不取决于知识，受知识的指导；——对自然界的问题就有诸自然科学为指导，对社会人事的问题就有社会科学为指导，这虽然也应当留心他的错误，然自其对的一面去说，则这种办法确乎是对的。中国人则不然：从他的脾气，在无论哪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径，于知识方面成就的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其结果几千年到现在，遇着问题——不论大小难易——总是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

即如医学，算是以其专门学问了；而其实、在这上边尤其见出他们只靠着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去皮傅一切。中国医生没有他准据的药物学，他只靠着他用药开单的经验所得；他没有他准据病理学，内科学，他只靠着他临床的问题所得。由上种种情形互相因果，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好在自从西洋派教育输入，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

梁漱溟：东西人教育不同（2）

情意一面之教育根本与知的一面之教育不同；即如我们上面所说知的教育之所必要，在情意一面则乌有。故其办法亦即知的教育固不仅为知识的授给，而尤且着意智慧的启牖。然实则论如何，知识的授给，终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则与情意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智慧的启牖，其办法与情意教育或不相远；至若知识的授给，其办法与情意教育乃全不相应。盖情意是本能，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为一个人生来所具有无缺欠者，不同乎知识为生来所不具有；为后天所不能加进去者，不同乎知识悉从后来得来（不论出于自家的创造或承受前人，均为从外面得起的，后进去的）。既然这样，似乎情意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此殊不然。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殆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的讲求固是必要，无论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个问题。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虽不待教给、非可教给者，但仍旧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因为本能极容易搅乱失宜，即生活很难妥帖恰好，所以要调理它得以发育活动到好处；这便是情意的教育所要用的工夫、——其工夫与智慧的启牖或近，与知识的教给便大不同。从来中国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极顾虑情意的失宜，从这一点论，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然中国教育虽以常能着意生活本身故谓为得，却是其方法未尽得宜。盖未能审察情的教育与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给知识的方法用于情意教育。譬如大家总好以干燥无味的办法，给人以孝弟忠信等教训，如同教给他知识一般。其实这不是知识，不能当作知识去授给他；应当从怎样使他那为这孝弟忠信所从来之根本（本能）得以发育活动，则他自然会孝弟忠信。这种干燥的教训只注入知的一面、而无甚影响于其根本的情意。则生活行事仍旧不能改善合理。人的生活行动在以前大家都以为出于知的方面，纯受知识的支配，所以苏格拉底说知识即道德；谓人只要明白、他做事就对，这种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学的进步给它一个翻案。原来人的行动不能听命于知识的。孝弟忠信的教训，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识的事。我们对于本能只能从旁去调理它、顺导它、培养它，不要妨害它、搅乱它，如是而已。譬如孝亲一事，不必告诉他长篇大套的话，只须顺着小孩子爱亲的情趣，使他自由发挥出来便好。爱亲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没有听过孝亲的教训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亲；听过许多教训的人，也许因其本能受妨碍而不孝亲。在孔于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调理情意。但是到后来，孔子的教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种干燥教训的教育法了。这也是我们以后教育应当知所鉴戒而改正的。还有教育上常喜欢借赏罚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为，这是极不对的。赏罚是利用人计较算账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动作：便使情意不得活动，妨害本能的发挥；强知方面去做主，根本搅乱了生活之顺序。所以这不但是情意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坏的影响。因为赏罚而去为善或不作恶的小孩，我以为根本不可教的；能够反抗赏罚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强，不受外面的搅乱，倒是很有希望的。

（选自《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点评】

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中国思想家。原籍广西桂林。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潜心于佛学。１９１７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１９２２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东西文化比较观。１９２４年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先后到山东、河南从事“乡村建设”，自办教育。著有《中国文化要义》、《印度哲学概论》、《朝话》、《漱溟卅前文录》、《漱溟卅后文录》等。

《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从学习的内容来看，西方人学的是知识，而中国人所学的则是君子之道。中国教育重在情意方面，而西方的教育则是偏重于“知”的方面。中西教育的不同究其根源其实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西方人注重遵循知识的路径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遵从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和手腕。其实根本所在就是西方人关注的是生活的工具而中国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其实中西方的教育和文化如果能够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促进才是最佳的途径。

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图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换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个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索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比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Ｋｕｎｔ），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点评】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号听涛，浦江（今兰溪）人。学者、作家、报界名流。１９１５—１９２１年在一师求学，师承朴学家单不厂等，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钱江评论》。毕业后整理、出版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九一八事变前夕创办《涛声》周刊力主抗日，七七事变后任战地记者，后历任《前线日报》、《正气日报》总编辑，香港《星岛日报》主笔，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晚年数度往返京港，致力于统一大业。１９７２年病逝于澳门。著有《鲁迅评传》、《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我与我的世界》、《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

《我的读书经验》：幼时读书多是儒家经典，但是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却发现很多著作中的观点和理论有一些矛盾甚至相悖的地方，使曹聚仁先生开始对历史、圣贤产生了一些疑问，渐渐地养成了学习知识的同时自己进行思考的习惯。对于书中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判断，学习就会在不断地怀疑—思考—求证的过程中取得进步。

唐弢：尽信书

咱们中国人最相信书，而咱们中国书最不足信。

譬如说豪侠，只讲心地爽直，喜欢抱不平，那是决不够的，一定要身子会向云端里钻，指头有一道白光，而且还会追着杀人；万一碰着了对手，给战败了，在千钧一发的当儿，死是死不得的，于是便有得道的和尚来救，谁给通风呢？曰：“心血来潮。”

这似乎太荒诞，不能相信，然而并不；除了把两手像糖炒栗子一样，在烧热的黄沙里炒着外，也竟然还有人，抛别家乡，身边不带分文，准备飞到武当山，跟道士和尚学剑仙去的。

咱们中国人就在这样思想下活着。

可是“贤明之士”又得反对。因为这些书毕竟不是正统，而这些人也大都脑子简单，“上等”和“高等”的中国人是不至于会这样的。但且慢，随手来几个例：

（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史记》）高祖醉行泽中，前有大蛇当径，乃拔剑斩之。一老妪夜哭其处，曰：“吾子白帝子也。今为赤帝子杀之。”

这二部书大概可算是正统了吧。但为什么又有些像胡说呢？一条鱼大到几千里，而且还会变鸟；一个老妪的儿子是蛇，忽然又说是白帝子。这究竟怎么了呢？“贤明之士”却深信而不之疑。

大概又得说是古书不足以绳今人了。其实在今人里，尤其是在天才的今人里，不足信依旧是存在的。譬如有人说女人的舌尖是壁虎的尾巴，则壁虎的尾巴也便是女人的舌尖了；万一竟有人搂着壁虎的尾巴去亲嘴，那可糟糕呢！

不可信，不足信，但我怕还有人要相信的。

名句不该遗漏，索性再来一下。

“河水如呆立的棺。”

这样的宝贝究竟是怎样看法的呢？幸而是天才的青年诗人。但这回上当的人可多了。穷人活不下去，相率投河，认为安然棺殓，尸骨可免暴露。无奈不久便死猪一样浮起来了。

我并不想劝人少作名诗名文，却希望大家不要太相信了。书本子不是全靠得住的。

全靠得住的书本子，是不容易存在的！

十一月五日

（原载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５日《申报》自由谈）

【点评】

唐弢（１９１３—１９９２），又名唐韬，原名唐瑞毅，常用笔名晦淹，浙江镇海人。１９３３年起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写散文和杂文。同年６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散文《故乡的雨》。抗战爆发后，参加了１９３８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后编辑《文艺界丛刊》。抗战胜利后，与柯灵合编《周报》，《周报》被禁后，开始编辑《文汇报》副刊《笔会》。解放后，曾在上海邮政工会、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复旦大学等处任职。１９５３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并任《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１９５６年兼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１９５９年起调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尽信书》：中国人最相信书，但是中国的书却是最不足信的。作者开篇就提出了这个悖论似的观点。作者又以豪侠、市井之书和传世经典中的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的分析仅仅是从字面来表述的，难免有些偏颇，但是，作者的中心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对于书本中的思想和观点不能够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俞平伯：贤明的聪明的父母（1）

这是一个讲演的题目，去年在师大附中讲的。曾写出一段，再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就此丢开。这次所写仍不惬意，写写耳。除掉主要的论旨以外，与当时口说完全是两件事，这是自然的。

照例的引子，在第一次原稿上写着有的，现在只删剩一句：题目上只说父母如何，自己有了孩子，以父亲的资格说话也。卫道君子见谅呢，虽未必，总之妥当一点。

略释本题，对于子女，懂得怎样负必须负的责任的父母是谓贤明，不想负不必负的责任是谓聪明，是一是二，善读者固一目了然矣，却照例“下回分解”。

先想一个问题，亲之于子（指未成年的子女），子之于亲，其关系是相同与否？至少有点儿不同的，可比作上下文，上文有决定下文的相当能力，下文则呼应上文而已。在此沿用旧称，尽亲之道是上文，曰慈，尽子之道是下文，曰孝。

慈是无条件的，全体的，强迫性的。何以故？第一，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负责才合式，是生理的冲动，环境的包围，是自由的意志，暂且都不管。总之，要想，你们若不负责，那么，负责的是已死的祖宗呢，未生的儿女呢，作证婚介绍的某博士某先生呢，拉皮条牵线的张家婶李家姆呢？我都想不通。第二，有负全责的必要与可能，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担负不了的。决定人的一生，不外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遗传固然未必尽是父母的责任，却不会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教育之权半操诸师友，半属诸家庭，而选择师友的机会最初仍由父母主之。即教育以外的环境，他们亦未始没有选择的机会。第三，慈是一种公德，不但须对自己，自己的子女负责，还得对社会负责。留下一个不尴不尬的人在世上鬼混，其影响未必小于在马路上啐一口痰，或者“君子自重”的畸角上去小便。有秩序的社会应当强迫父母们严守这不可不守，对于种族生存有重大意义的公德。

这么看来，慈是很严肃的，决非随随便便溺爱之谓，而咱们这儿自来只教孝不教慈，只说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却没有人懂得即使子不孝，父也不可不慈的道理；只说不孝而后不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却不知不慈然后不孝，天下更无不是的儿女，这不但是偏枯，而且是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颠倒。

孝是不容易讲的，说得不巧，有被看做洪水猛兽的危险。孝与慈对照，孝是显明地不含社会的强迫性。举个老例，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弃天下如敝屣，孝之至矣；皋陶即使会罗织，决不能证舜有教唆的嫌疑。瞽瞍这个老头儿，无论成才不成才，总应当由更老的他老子娘去负责，舜即使圣得可以，孝得可观，也恕不再来负教育瞽瞍的责任；他并没有这可能。商均倒是他该管的。依区区之见，舜家庭间的纠纷，不在乎父母弟弟的捣乱，却是儿子不争气，以致锦绣江山，丈人传给他的，被仇人儿子生生抢走了，于舜可谓白璧微瑕。他也是只懂得孝不懂得慈的，和咱们一样。

社会的关系既如此，就孝的本身说，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似乎有点重要。我一向有个偏见，以为一切感情都是后天的，压根儿没有先天的感情。有一文叫做感情生于后天论，老想做，老做不成，这儿所谈便是一例。普通所谓孝的根据，就是父母儿女之间有所谓天性，这个天性是神秘的，与生俱生的，不可分析的。除掉传统的信念以外，谁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我们与其依靠这混元一气的先天的天性，不如依靠寸积铢累的后天的感情来建立亲子的关系，更切实而妥帖。详细的话自然在那篇老做不出的文章上面。

说感情生于后天，知恩报恩，我也赞成的。现在讨论恩是什么。一般人以为父亲对于子女，有所谓养育之恩，详细说，十月怀胎，三年乳哺，这特别偏重母亲一点。赋与生命既是恩，孩子呱呱坠地已经对母亲，推之于父亲负了若干还不清的债务，这虽不如天性之神秘，亦是一种先天的系属了。说我们生后，上帝父亲母亲然后赋以生命，何等的不通！说我们感戴未生以前的恩，这非先天而何？若把生命看做一种礼物而赋予是厚的馈赠呢，那么得考量所送礼物的价值。生命之价值与趣味恐怕是永久的玄学上的问题，要证明这个，不见得比证明天性的存在容易多少，也无从说起。亲子的关系在此一点上，是天行的生物的，不是人为的伦理的。把道德的观念建筑在这上面无有是处。

亲子间的天性有无既难定，生命的单纯赋与是恩是怨也难说，传统的名分又正在没落，孝以什么存在呢？难怪君子人惴惴焉有世界末日之惧。他们忽略这真的核心，后天的感情。这种感情并非特别的，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人情而已。可惜咱们亲子的关系难得建筑在纯粹的人情上，只借着礼教的权威贴上金字的封条，不许碰它，不许讨论它，一碰一讲，大逆不道。可是“世衰道微”之日，顽皮的小子会不会想到不许碰，不许讲，就是“空者控也，搜者走也”的一种暗示，否则为什么不许人碰它，不许人讨论它。俗话说得好：“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

人都是情换情的，惟孝亦然。上已说过慈是上文，孝是下文，先慈后孝非先孝后慈，事实昭然不容驳辩。小孩初生不曾尽分毫之孝而父母未必等它尽了孝道之后，方才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去抚育它，便是佳例。所以孝不自生，应慈而起，儒家所谓报本反始，要能这么解释方好。父母无条件的尽其慈是施，子女有条件的尽其孝是报。这个报施实在就是情换情，与一般的人情一点没有什么区别。水之冷热饮者自知，报施相当亦是自然而然，并非锱铢计较一五一十，亲子间真算起什么清账来，这也不可误会。

俞平伯：贤明的聪明的父母（2）

孝是慈的反应，既有种种不等的慈，自然地会有种种不等的孝，事实如此，没法划一的。千个人对于父母二人所尽的孝道有时候不尽同。这个人的与那个人的孝道亦不必尽同。真实的感情是复杂的，弹性的，千变万化，而虚伪的名分礼教却是一个冰冷铁硬的壳子，把古今中外付之一套。话又说回来，大概前人都把亲子系属看做先天的，所以定制一块方方的蛋糕叫做孝：我们只承认有后天的感情，虽不“非孝”，却坚决地要打倒这二十四孝的讲法。

我的说孝实在未必巧，恐怕看到这里，有人已经在破口大骂，“撕做纸条儿”了。这真觉得歉然。他们或者正在这么想：父母一不喜欢子女，子女马上就有理由来造反，这成个甚么世界！甚么东西！这种“生地蛮旺打儿”的口气也实在可怕。可是等他们怒气稍息以后，我请他们一想，后天的关系为什么如此不结实？先天的关系何以又如此结实？亲之于子有四个时期：结孕，怀胎，哺乳，教育，分别考察。结孕算是恩，不好意思罢。怀胎相因而至，也是没法子的。她或者想保养自己的身体为异日出风头以至于效力国家的地步，未必纯粹为着血胞才谨守胎教。三年乳哺，一部分是生理的，一部分是环境的，较之以前阶段，有较多自由意志的成分了。至离乳以后，以至长大，这时期中，种种的教养，若不杂以功利观念，的确是一种奢侈的明智之表现。这方是建设慈道的主干，而成立子女异日对他们尽孝的条件。这么掐指一算，结孕之恩不如怀胎，怀胎之恩不如哺乳，哺乳之恩不如教育。越是后天的越是重要，越是先天的越是没关系。

慈之重要既如此，而自来只见有教孝的，什么缘由呢？比较说来，慈顺而易，孝逆而难，慈有母爱及庇护种族的倾向做背景——广义的生理关系——而教没有；慈易而孝难。慈是施，对于子的爱怜有感觉的张本，孝是报，对于亲之劬劳，往往凭记忆想像推论使之重现；慈顺而孝逆。所以儒家的报本反始，慎终追远论，决非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是立意虽不错，方法未必尽合。儒家的经典《论语》说到慈的地方已比孝少得多，难怪数传以后就从对待的孝变成绝对的孝。地位愈高，标准愈刻，孝子的旌表愈见其多而中间大有《儒林外史》的匡超人在，这总是事实罢。他们都不明白尽慈是教孝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却无条件地教起孝来，其结果是在真小人以外添了许多的伪君子。

慈虽为孝的张本，其本身却有比孝更重大的价值。中国的伦理，只要矫揉造作地装成鞠躬尽瘁的孝子，决不想循人性的自然，养成温和明哲的慈亲，这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相当重大的关系。积弱之因，这未必不是一个。姑且用功利的计算法，社会上添了一个孝子，他自己总是君子留点仪刑于后世，他的父母得到晚年的安享，效用至多如此而已，若社会上添一慈亲，就可以直接充分造就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一方面致力于社会，一方面又可以造就他的子女的子女，推之可至无穷。这仍然是上下文地位不同的缘故；慈顺而易，孝逆而难，这是事实，慈较孝有更远大的影响，更重大的意义也是事实。难能未必一定可贵。

能够做梦也不想到“报”而慷慨地先“施”，能够明白尽其在我无求于人是一种趣味的享受，能够有一身做事一身当的气概，做父母的如此存心是谓贤明，自然实际上除掉贤明的态度以外另有方法。我固然寓贤明差得远，小孩子将来要“现眼”，使卫道之君子拍手称快，浮千大白也难说；可是希望读者不以人废言。好话并不以说在坏人嘴里而变坏。我不拥护自己，却要彻底拥护自己的论旨。

但同时不要忘记怎样做个聪明的。儿女成立以后亲之与子，由上下文变成一副对联一平等的并立的关系。从前是负责时期，应当无所不为，现在是卸责时期应当有所不为。干的太过分反而把成绩毁却，正是所谓“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

慈道既尽卸责是当然，别无所谓冷淡。儿女们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去，已经不是赤子而是独立的人。他们做的事还要我们来负责，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把太重的担子压在肩头，势必至于自己摔跤而担子砸碎，是谓两伤。从亲方言，儿女长大了，依然无限制无穷尽地去为他们服务，未免太对不起自己。我们虽不曾梦想享受儿孙的福，却也未必乐意受儿孙的累。就子方言，老头子动辄下论旨，发训话，老太太说长道短，也实在有点没趣，即使他们确是孝子，特别是时代转变，从亲之令往往有所不能，果真是孝子反愈加为难了。再退一步，亲方不嫌辛苦，子方不怕唠叨，也总归是无趣的。

看看实际的中国家庭，其情形却特别。教育时期，旧式的委之老师，新派交给学校，似乎都在省心。直到儿女长成以后，老子娘反而操起心来，最习见的，是为儿孙积财，干预他们的恋爱与婚姻，这都是无益于己，或者有损于人的玩意儿，二疏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真真是名言，可是老辈里能懂得而相信这个意思的有几个，至于婚姻向来是以父母之命为成立的条件的，更容易闹成一团糟，这是人人所知的。他们确也有苦衷，大爷太不成，不得不护以金银钞票，大姑娘太傻不会挑选姑爷，老太爷老太太只好亲身出马了。这是事实上的困难，却决不能推翻上述的论旨，反在另一方面去证明它。这完全是在当初负责时期不尽其责的缘故，换言之，昨儿欠了些贤明，今儿想学聪明也不成了，教育完全成功以后，岂有不能涉世，更岂有不会结婚的，所以这困难决不成为必须干涉到底的口实。

俞平伯：贤明的聪明的父母（3）

聪明人的特性，一是躲懒，一是知趣，聪明的父母亦然。躲懒就是有所不为，说见上。知趣之重要殆不亚于躲懒。何谓知趣？吃亏的不找账，赌输的不捞本，施与的不望报。其理由不妨列举：第一，父母总是老早成立了，暮年得子女的奉侍固可乐，不幸而不得，也正可以有自娱的机会，不责报则无甚要紧。不比慈是小孩子生存之一条件。第二，慈是父母自己的事，没有责报的理由。第三，孝逆而难，责报是不容易的。这两项上边早已说过。第四，以功利混入感情，结果是感情没落，功利失却，造成家庭鄙薄的气象，最为失算。试申说之。

假使慈当做一般的慈爱讲，中国家族，慈亲多于孝子恐怕没有问题的。以这么多的慈亲为什么得不到一般多的孝子呢？他们有的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啦，有的说都是你们这班洪水猛兽干的好事啦，其实都丝毫不得要领。在洪水猛兽们未生以前，很古很老的年头，大概早已如此了，虽没有统计表为证。根本的原因，孝只是一种普通的感情，比起慈来有难易顺逆之异，另外有一助因，就是功利混于感情。父母虽没有绝对不慈的（精神异常是例外），可是有绝对不望报的吗？我很怀疑这分数的成数，直觉上觉得不会得很大。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明显地表现狭义的功利心。重男轻女也是一旁证，儿子胜于女儿之处，除掉接续香烟以外，大约就数荣宗耀祖了。若以纯粹的恋爱为立场，则对于男女为什么要歧视如此之甚呢？有了儿子，生前小之得奉侍，大之得显扬，身后还得血食，抚养他是很合算的。所持虽不甚狭，所欲亦复甚奢，宜有淳于髡之笑也。他们只知道明中占便宜，却不觉得暗里吃亏。一以功利为心，真的慈爱都被功利的成分所掺杂，由掺杂而仿佛没落了，本来可以唤起相当反应的感情，现在并此不能了。父责望于子太多，只觉子之不孝；子觉得父的责望如此之多，对于慈的意义反而怀疑起来。以功利妨感情，感情受伤而功利亦乌有，这是最可痛心的。虽不能说怎样大错而特错，至少不是聪明的办法呢。

聪明的父母，以纯粹不杂功利的感情维系亲子的系属，不失之于薄；以缜密的思考决定什么该管，什么恕不，不失之于厚。在儿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积极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以后最需要的是消极的不妨碍。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这是聪明，这也是贤明。他们有了健全的人格，能够恰好地应付一切，不见得会特别乖张地应付他们的父母，所以不言孝而孝自在。

截搭题已经完了，读者们早已觉得，贤明与聪明区别难分，是二而一的。聪明以贤明为张本，而实在是进一步的贤明。天职既尽，心安理得，在我如此，贤明即聪明也；报施两忘，浑然如一，与人如此，贤明又即聪明也，聪明人就是老实人，顶聪明的人就是顶老实的人，实际上虽不必尽如此，的确应当是如此的。

一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点评】

俞平伯（１９００—１９９０），现代诗人。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祖籍浙江德清，生于江苏苏州。有诗集《西还》、《忆》、《冬夜》等。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５２年调到北大文学研究所工作。１９５３年２月，北大文学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他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但是怎么教，却是一个让父母头疼的事情。“对于子女，懂得怎样负必须负的责任的父母是谓贤明，不想负不必负的责任是谓聪明。”也就是说，父母在教育子女时应该注重教育的方式和方法，还应当学会适当的“偷懒”，给孩子一个自己思考的空间。中国儒家可谓权责分明，父母要慈，子女要孝，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不是建立在亲情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礼教的基础之上的，有很多观念是背离人的本性的。而这种慈孝观念的张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是矫揉造作风气盛行，从而影响到民族气质的形成和发展。

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的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骂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少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碟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日

【点评】

汪曾祺（１９２０—１９９７），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１９３９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１９４０年开始发表小说。１９４３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１９４６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１９５０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１９６２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

《多年父子成兄弟》：作者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人，父亲的好脾气使孩子们很喜欢和他亲近，这样父子之间沟通起来就十分方便和畅通。父亲也注重儿子的学业却从不强求，而是让儿子任性发展，甚至是有些“放纵”儿子，即使是朋友也很难做到。现实社会中那种试图用自己的模式来塑造孩子的父母，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