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鲁迅和钱锺书的两篇小说说开去 文 / 郭天立
鲁迅有本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钱锺书有本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翻开这两本书，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两本书均是以创世神话开篇的。《补天》的故事资源借自中国古籍《风俗通》，《上帝的梦》则取资于基督教经典《圣经·创世记》。对这两个同类型文本的比较解读，或许能窥到这两位大师的一些文学趣味。
《补天》（原题《不周山》）写于1922年11月，彼时鲁迅已写出奠定他现代小说史上一代宗师地位的《呐喊》中的所有篇什。但当鲁迅的创作态度“从认真陷入了油滑”（《故事新编·序言》），写出《补天》时，则显出鲁迅另一座艺术大厦草创时期的粗疏。不过，在后羿夫妇吃起了炸酱面，学者们搬上了文化山，鲁迅的“油滑”才称得上真正的“滑”了起来。至于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的顶着长方板的小丈夫，则是常驻于鲁迅杂文里的偶然串门，尚处于油滑的初级阶段，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笔者所理解的“油滑”，并不仅仅限于学界所谓的“古今杂糅”，它还包括庄而为谐、时空交错、乱点鸳鸯等等，是充分调动读者幽默情绪的一切手法，其目的则是辛辣地揭露与讽刺，在对异己的揶揄中见出自己的智慧和对手的滑稽，接近于钱锺书的“幽默”。钱锺书是从《上帝的梦》开始了他小说“獭祭”幽默的旅途。此篇讽刺的矛头指向人性中的负面因素（倘以合乎社会伦理规范为正面的话）。这一命题，在他的一篇谈话体散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已有申说。《上帝的梦》一文，作者躲在幕布之后，以洞悉一切的冷眼关照人心事态的渐次展开，一俟人性中卑下之处稍稍吐露出它的小荷尖角时，作者讽刺的彩碟即已翩然飞去，并用它诙谐的舞姿把读者的会心一笑轻盈地逗引了出来。这种写作的姿态，不由我们不想到鲁迅的另一小说名作《示众》（《彷徨》，1925年）。在这一篇里，冷峻的鲁迅用冷峻的笔调给国民性中的麻木来了一次集体“示众”。作者的隐藏方式和《上帝的梦》弥类。统而言之，既然鲁迅自谓“油滑”，钱锺书人称“风趣”（郑振铎语，见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则两人并具十足的“游戏”精神。在幽默的文风之外，继以锐利的批判眼光，庶几可算这两篇小说（当然并不仅限于这两篇）共同的写作理念。
鲁迅的“油滑”在实际上造就了新的小说范式，后世的种种“大话”、“戏说”中的喜剧表现方式往往属于“新编”的流风遗韵和徒子徒孙。尽管如此，鲁迅却并不认可它，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故事新编·序言》）。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以理性、规范为旨归一直是东西方共有的和一贯的文统和道统。亚里士多德崇尚理性，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人类对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发掘也是不绝如缕。尼采《悲剧的诞生》尝谓悲剧乃是因为代表放纵的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us）精神和代表静穆的太阳神阿波罗（Apolo）精神的激烈碰撞，亦即情感和理智的冲突。鲁迅的创作便体现了这种冲突。当他的笔触趋向“油滑”时，自知悖离了理性，但是仍然情不自禁地一滑滑向了1935年。这好比人抽烟，明知有害健康，可又晓得无关宏旨，再者抽烟一来可提神，二来如果抽得好，还能被人目为一种“酷”——西洋的绅士，非叼烟斗不能彰显其特有的风神。鲁迅的使用油滑，与此相类。但鲁迅经过思想斗争，还是否定了这一创作原则。真正把“油滑”或说幽默当作一种文化来对待，在西方是巴赫金。巴赫金的《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1939年）着力于抬升人类笑文化和民间狂欢化文化的价值，为“俗文学”正名；强调文学的营地当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各种文体和语言的驻扎。东方的林语堂提倡幽默，但他的文章实在乏笑可陈，倒是讽刺提倡幽默（《写在人生边上·说笑》）的钱锺书幽默才能独步士林，并且一以贯之地将此种做派广泛地布施于各种体裁的文章。他的幽默和巴赫金所说的笑文化还有些区别，钱的幽默是精细的，高级的，才子气的，贵族化的。他以此为能事，终于缔造出文学史上一道喜人的文化景观。相对于鲁迅，反映了一种文学观的历史演进。
在《上帝的梦》一文中，我们看到，人们没有自我创造的权利和能力，因为这些都为上帝所包揽。一旦作为个体出现在世界上，人也只能接受他们的小快乐和小自由，当他/她向上帝要求更大的满足时，作为权力和秩序的掌握与维护者，上帝给了他们冷冰冰硬邦邦的拒绝，还让他们享受快乐时面对死亡的威胁。在上帝的恩威并施之下，男人和女人死在他们赖以栖身的山洞里，尸体被上帝制造的寄生虫吃掉了。上帝的世界只能再次归于无人的寂寥。这种深重的无聊感将伴他走到时间的尽头。在这个故事里，钱锺书透露出的是他对人心阴暗的深深失望。其实，篇首他已经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世纪末人类社会礼崩乐坏、精神荒芜的颓败场景；即使人类因之毁灭，可一旦得以重生，依然故我，于是作者懒得完全照着《圣经·创世记》所写，让男人女人结合既而繁衍出芸芸众生，而是假上帝之手以害之，草草收场了事。作者还对无所不能的上帝提出了怀疑。上帝因为无聊和虚荣抟土吹气做出万物的灵长——人来帮他解闷儿。可他不知道，人比他还要无聊、虚荣，而且不知止足，竟然要求有两个异性来陪。这是上帝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先时的无聊和虚荣蜕变为愤怒，以至动了杀心。这也验证了作者所说的“上帝是发善心时的魔鬼，魔鬼是使坏心时的上帝”的看似乖谬实乃辨证的真理。没有了人类，上帝的烦恼亦无从舒解。这是对原来故事的根本意义上的解构与颠覆。如此收束全篇，必得建立在作者对人性弱点的悲观主义立场上。作者当时兵罅偷生，忧世伤怀，加之钱锺书留学英法，深受西方现代哲学洗礼，这或许是他持此立场的社会及学养上的原因。这一立场甚至成了钱锺书小说创作的一个基调。走在风雪交加的暗夜里不知所归的方鸿渐，焉知不是上帝手下的男人女人的现代投影？
《补天》一文，鲁迅在以他曼妙的想象的敷衍神话的当儿，亦不忘对人性和神性作奋力的挖掘。很明显，作为神的女娲是完美的，她不光有光鲜的外表，而且善心广布，热中于补天这一的公益事业，居功不傲，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矣。这是鲁迅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对于人，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不管女娲做出的是哪国人，在鲁迅的笔下，总不能显出他们品性的精良，而只见他们言行的龌龊。他们为了显摆自己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灾难临头也不说人话而转鸟语；古衣冠的小丈夫，头戴长方板，俨然正人君子，而色目所向连女娲也不放过；女娲死了，他们便在女娲的肚皮上安营扎寨，以为膏腴之地，全忘了其来何自……对人的批判以充满喜感的“油滑”的手段出之，在现代小说史上可算是鲁迅的天才创造。如果我们说钱锺书在小说《上帝的梦》里使用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鲁迅开创的讽刺传统，应该是大致不差吧。
然则两篇小说旨趣不同在于，《上帝的梦》所表现出的乃是对人与上帝命运和心理的双重关切、暴露，而《补天》则对女娲持褒扬态度，在讲故事中流弹所及刺痛了某些人心灵的暗角。尼采放逐了上帝，上帝死了，鲁迅累死了女娲，于是世界上只有人类逍遥复逍遥；福柯目睹了大工业时代人类精神领域的满目创痍，绝望地宣称人也死了，福柯何曾知道早在1940年代上半叶，中国作家早已形象地阐述了这一命题。人死了，苟活的上帝只有无聊，无聊，无聊，生不如死。
《上帝的梦》大部篇幅是在写梦境。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满足。幻梦反映的往往是实情。所以这也无妨我们把这场梦当作实事来解读。《补天》从女娲梦醒写起，她觉得无聊于是乃抟黄土做人。饶有兴味的是，大概在钱锺书写成此文前10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完成了他的小说名作《圆形废墟》（见《曲径交叉的花园》，1935年），此篇写的是一个魔术师在圆形废墟里花了一千零一夜的时间梦成了一个人，最后他发现大火烧不痛他的原因在于他也是别人梦中的产物，一个幻景而已。把这三个梦与人的文本并置在一起，我们是否可这么解释：鲁迅笔下的女娲是清醒时做人，代表了孔子的入世精神，属于文学的现实主义时代；钱锺书则写梦中做人，上帝醒来庄蝶莫辨，染上的乃是庄子的出世色彩，属于文学的现代主义时代；而博尔赫斯则彻底取消了“实在”的概念，没有实在，只有幻象，颇近于释家所谓“所见皆空，一切皆虚”神秘意味，从而建构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经典。
200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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