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文人。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为唐诗带来新的风貌，被称为“初唐四杰”，其中尤以王勃的成就最高。

    王 勃 （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硕儒王通之孙。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逐出王府。任虢州参军时，因擅杀官奴，犯死罪。遇赦后，渡海省亲，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才华出众，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作诗能突破当时文坛的宫体诗束缚，风格较为清新明朗。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扫前人送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学术著作亦丰，除《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平台秘略论赞》等篇被收入《文苑英华》外，余皆散佚。

    杨 炯 （650--693？）华阴（今陕西华阴）人。10岁举神童，27岁授校书郎。武后时为婺州盈川令，世称杨盈川。作诗擅长五律，叙写边塞生活的诗作尤为突出，如《战城南》、《从军行》等篇都气势轩昂、风格豪健。其他题材的却未能尽脱绮艳文风。散文多赋、序、表、志等，今存50篇。在所作《王勃集序》中，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风的理论和实践，给予了较高评价。"四杰"中，他的诗数量最少，成就也略小些。

    卢照邻 （约636--695后）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初任邓王府典签，后迁新都尉，染风疾辞官。居太白山中，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县茨山下，买园筑坟，终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病痛折磨，身投颍水而死。他一生不得志，只作过几任小官。为自明遭遇，作有《五悲文》。有诗名，其诗以七言歌行体为佳。作品辞彩富艳，内容广阔，意境清迥，以韵胜。代表作《长安古意》，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和内部斗争，在初唐长篇歌行中成就突出。

    骆宾王 （约626--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初为遁王李元庆府属，又任武功、长安两县主簿。入朝为御史后，因多次上书议论天下大事，获罪入狱，贬为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不知所终。骆宾王少负才名，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擅长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内容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相近，但篇幅更长、铺排更甚，当时被称为绝唱。又精于五言诗。五律《在狱咏蝉》，借蝉自喻，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还善作骈文。在随徐敬业起兵时，写过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后檄文》）。檄文采用抑彼扬手法，很有战斗力和号召力。传武则天读此文亦大加赞赏。

（转自http://resource.yqedu.com.cn/statics/zxxtb/gzpdx/wxcl/wxcl18/zj-1.htm）

（转帖）《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四杰”与初唐诗歌

    初唐的统治者总结吸取了隋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很快地取得了进展，呈现出一派“佳气郁葱葱”的兴旺景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然而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却未能迅速跟上初唐政治、经济的发展，仍然承袭齐梁浮艳绮靡的诗风，不但虞世南、李百药等陈隋旧臣继续在写宫体诗，就连“一代英主”唐太宗也在写宫体诗。试看他的《采芙蓉》：

    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游莺无定曲，惊凫有乱行。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栖乌还密树，泛流归建章。

    尽管这首诗属对工稳，文采斐然，但风格婉媚，充满脂粉气，与齐梁诗歌没有多大区别。替唐太宗修改文稿、为唐太宗所宠信的上官仪，更是以写“绮错婉媚”的宫体诗见长，时人称他的诗为“上官体”。他的代表作《八咏应制》，津津乐道于浮华侈靡的宫廷生活，除了金玉珠翠的堆砌外，还暗示色情，格调极低。他还把作诗的对偶，归纳为“六对”、“八对”，这虽对后来律诗的形成起了一点促进作用，但绮错婉媚的风格和“六对”“八对”的形式，对当时诗歌的发展，起了不良的影响和束缚、限制的作用，造成了“诗之极衰”的局面。

    然而，物极必反。衰颓到了极点，转机也就来了。魏征、王绩的作品，开始透露了初唐诗风转变的音讯。魏征的《述怀》，抒发了他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抱负。那种“扙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英雄气概，一扫唐初的柔靡格调。可惜他的作品太少，无力改变当时的风气，王绩的诗多数写田园生活的闲适情趣，平淡自然，跟专事雕饰、华靡的时风完全不同。他那首著名的《野望》，写他的隐居生活，开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先声。王绩以他描写田园景色和闲适生活的诗篇，突破了初唐诗歌以描写宫廷为中心的狭窄范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进一步开拓诗歌的题材、转变诗歌的风格、发展诗歌的形式，把初唐诗歌从宫体诗的泥淖中解救出来的是初唐“四杰”。

    四杰即王勃、杨烱、卢照邻、骆宾王。他们是才华横溢的士子，都有建功立业的雄心，但仕途蹭蹬，地位都很低下，经历也都坎坷不平，有的坐过牢，有的从过军，接触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这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题材。同时，他们对初唐诗坛沿袭齐梁诗风的习气深为不满。王勃责斥龙朔初年的文坛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以致“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他“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改革诗风的愿望，使他们的诗歌开始摆脱齐梁浮艳缛丽的习气而显现出唐诗的新风貌。

    首先，四杰的诗歌开始把宫廷艳情引向现实生活。他们的诗歌题材比较宽广，内容比较丰富，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临高台》，有声有色地描绘了居住在京都的贵族统治阶级的奢侈淫靡的生活，给初唐盛世敲起了警钟。又如骆宾王的《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写贤才的不得进用，反映这一封建社会的通病在唐代也未能幸免。再如王勃的《秋夜长》、《采莲曲》，写的是思妇闺怨的传统题材，但王勃笔下开掘较深，把它同时政紧密联系起来，揭露了开边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并且在四杰的诗歌中，偶或也写到劳动人民的耕作，并同情他们的苦难，如王勃的《泥谿》、《深湾夜宿》。这些都闪耀着现实主义的思想光辉。

    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众多诗作中，写边塞生活的，尤为使人瞩目。唐初国力强盛，疆土不断扩大，知识分子颇有投笔从戎建树军功的雄心壮志，四杰的某些写出塞从军的诗篇，慷慨激昂、令人感奋地反映了这一思想情绪。例如杨烱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丈夫皆有志，会是立功勋”（《出塞》），卢照邻的“骝马照金鞍，转战入皋兰……不辞横绝漠，流血几时干”（《紫骝马》），骆宾王的“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霍勋。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宿温城望军营》）。这些豪壮的诗句，洋溢着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没有一点伤感的情绪，这在唐以前的同类诗中是找不到的。隋代杨素的《出塞》、卢思道的《从军行》，是当时的有名之作，前者写出了塞外荒寒的景色，有一定的真情实感，后者描写了征人思妇相思别离之苦，哀婉清丽，但调子都较低沉，其他作品就不用说了。而四杰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开始用热烈、豪放的笔调来写边塞诗，表现了唐代人民一度不以征战为苦的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这类诗是盛唐边塞诗的前驱。

    还需一提的是，即使四杰的一些写景诗，也勾勒出了社会生活的多种场景，画面要比宫体诗开阔得多，色彩丰富得多。　　　　　　　　　　　　　　　　　　　在他们的写景诗里，有幽静的山庄：“山中兰叶径，城外桃李园。岂知人事静，不觉鸟声喧”（王勃：《春庄》）。也有　热闹的灯景：“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卢照邻：《十五夜观灯》）。有雄伟壮观的山峡：“重岩窅不极，叠嶂凌苍苍。绝壁横天险，莓苔烂锦章”（杨烱：《巫峡》）。也有荒漠寥落的关山：“古戍烟尘满，边庭人事空。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骆宾王：《边夜有怀》）等等，山川风物，尽收笔底，完全冲破了宫体诗殿苑风光的藩篱。

    其次，四杰诗歌的风格开始转向刚健清新。四杰的诗虽然各有各的风格，正如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所概括的：“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但与齐梁以来的宫体诗相比较，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诗风开始转向刚健清新。一种积极进取的健康的思想感情，代替了宫体诗寄情声色的庸俗无聊的思想倾向。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题材、辞句和梁简文帝萧纲的《乌栖曲》十分接近，但思想感情却大不一样。《乌栖曲》是齐　梁以来宫体诗的代表作，诗篇以豪华的贵族生活为题材，重在表现贵族阶级空虚庸俗的精神面貌，内容陈腐得很。诸如“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自前”、“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帐向君低”等诗句，显得轻浮、儇薄。《长安古意》却重在揭露贵族阶级生活的腐化堕落：“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并指出这种生活如过眼烟云，终将濒临空虚幻灭的境地。诗人用嘲讽的口气咏叹说：“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最后以“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据”作结，表明自己追求的是寂寞清贫的生活和著书自娱的乐趣，对富贵繁华是不屑一顾的。尽管这首诗还蒙有一点感伤的色彩，但总的基调是健康、向上的，无怪乎闻一多给它以高度的评价，说它“是宫体诗的一个破天荒的转变”。

    四杰的一些送别诗，写离别不作辛酸语，变凄怆为豪放，完全摆脱了过去送别诗中缠绵的儿女之情。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写得开朗壮阔，表现了不平凡的胸怀抱负，已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慷慨激昂，笔力遒劲：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借燕丹送别荆轲的故事，抒发了自己与友人分手时激越不平的情怀。又如杨烱的《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预祝赵纵此去前途光明，写得豪迈动人。

    四杰也写过一些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诗，但思想格调跟齐梁以来的宫体诗有显著区别。他们赞美她们的美貌，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王勃的《铜雀妓》写道：“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作者不但为歌女们没有独立人格的可悲命运哀叹，而且代她们向封建社会和封建帝王提出了控诉，这样的诗更是齐梁宫体诗所无法相比的。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四杰还对宫体诗的艺术技巧作了继承和革新，为唐诗新体裁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齐梁以来的宫体诗非常讲究声律的协调和婉，沈约等人提倡诗里调协四声，避免八病。这种被人称为声律论的东西，虽因片面追求形式而遭到过当时一些人的反对，但其中也有合乎语言声调自然发展规律的成分，它为以后律诗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声律论的影响下，南朝诗人如沈约、何逊、徐陵、庚信等人，都尝试过律诗的创作，并在创作中不断推进律诗的发展。他们的五律，虽然格律还不严，但已初具规模，有了协调和婉的特点，处于古诗到律诗的过渡状态。在他们的基础上，四杰进一步加以锤炼，把正在发展中的律诗写得更加成熟，更趋于定型，初步固定了五律的形式，为沈佺期、宋之问最后完成五、七律的格式奠定了基础。例如王勃的《重别薛华》、《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烱的《有所思》，骆宾王的《秋日送别》、《在狱咏蝉》，卢照邻的《元日述怀》等，对仗工稳，音韵谐美，已是完整的五律，历来被人们所称引。

    除了初步固定了五律的形式之外，四杰还发展了七言歌行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七言歌行是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此诗写思妇离愁感情凄婉真挚，句句用韵，不失为言情佳作，但终有内容贫弱，风格柔靡之嫌。刘宋进的鲍照写了《拟行路难》、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慨，有除去浮靡，返于浑朴的倾向，而且隔句用韵，将七言歌行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惜当时与鲍照同调的不多。到了梁代，七言歌行大为兴盛，内容多半限于艳情，是鲍照诗的倒退，但形式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四杰手中，用七言歌行来写都市的生活，诗的境界比前开阔了，而且在形式上不光是因袭，而是因中有变，体现了一种革新的精神。四杰的七言歌行，一方面注意吸收六朝歌行和小赋中铺陈排比、纵横多变的特点，扩大了诗的篇幅；另一方面还注意向民歌学习。他们的歌行虽然还不能摆脱六朝宫体绮丽的影响，却不乏通俗自然的诗句。如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中“征役无期返，他乡岁月晚”，“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等句，明白如话，表达了战士思归的感情。又如卢照邻《长安古意》中“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几句，更是历来为人所传诵的名句，富有民歌意味。而如“此时离别那堪道，此日空床对芳沼。芳沼徒游比目鱼，幽径足生拔心草”（骆宾王：《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月明露白澄清光，层城绮阁遥相望。遥相望，川无梁”（王勃：《秋夜长》）之类的诗句，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这种头尾蝉联的顶真辞格，又是学习六朝民歌《西洲曲》的作法，读来回环复沓，自然流转。凡此种种，四杰把曹丕以来的七言歌行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对唐代歌行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诚然，四杰的诗歌还有“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的缺点，但是他们在诗歌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正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所说的那样：“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转帖）《初唐四杰的崛起》

　　当宫廷文士仍把诗歌当作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声气，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就是一例。他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无意于仕途争逐，遂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他的一些吟咏村居生活的诗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以即目触兴的写实手法，描绘田园生活的恬静，透露出对世乱的隐忧。但王绩的诗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风格主要踵武陶渊明，缺乏四杰那种开拓一代新风的内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生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二十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张鷟《朝野佥载》）。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与我们在《概说》中已有说明的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初登诗坛，他们就表现出睥睨古今的锐气和勇气。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

　　（《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

　　（《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当然得之于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激起了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卢照邻《行路难》），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他们正是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四杰不仅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而且相互呼应，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改革文学风气，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当代的宫廷文学。从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所谓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是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又称“上官体”），其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致力于修辞性装饰性的美，而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激情和生气。这其实也是宫廷诗歌的通病。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长，一方面对诗坛陈旧保守的遗风陋习发起挑战，在这过程中，以刚健壮大的审美追求，开始改变唐诗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四杰中较早的卢、骆，都写过一些长篇巨制如《长安古意》、《帝京篇》等。这些诗对帝京的风物以及豪贵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但其思想情调却有迥然不同之处。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极写车骑、宫殿、林苑、妖姬、歌舞的豪华后，笔锋突然一转：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流动不已的宇宙中，荣华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归幻灭。

　　而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又建筑在多少失志人们的贫困之上，尤见荒悖可恨。骆宾王的《帝京篇》也有同样的笔法：

　　莫矜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也是由敷陈炫耀转为揶揄嘲讽，以失志不平的愤懑取代了歆羡和赞慕。诚如陈熙晋为骆诗作笺时所云：“本在摅情，非关应制。”（《骆临海集笺注》）初唐诗风之转向，实发端于此。

　　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卢照邻在《咏史四首》中，赞颂了“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较之左思《咏史》诗更显得激昂。骆宾王屡以创建英雄勋绩自许，如“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他在从徐敬业起兵后尚作《咏怀》诗，中有“阮籍空长啸，刘琨独未欢”之句，表现出眼高一世的卓荦气概。杨炯的《从军行》在苍凉的戎马氛围中，直抒不甘庸碌为生的胸襟抱负：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梗概多气的风貌，与建安诗颇有相近之处，但其时代内涵却又不相同。

　　他们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使之从宫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从而便于容纳丰富得多的感情内容。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回洛阳，途中曾写有《巫峡》、《西陵峡》、《广溪峡》诸诗。这些诗展现了雄奇瑰伟的山水画面，同时也披露了诗人的豪迈襟怀，如《西陵峡》最后云：

　　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已。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

　　这种以风涛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习于吟咏月露芳草的宫廷诗歌中是见不到的。骆宾王曾从军西域，后又北游幽燕，集中颇多描写边塞题材的篇什，如《早秋出塞》、《边城落日》、《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诸如“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边城落日》）这样一些诗句，以及对征人边愁的抒写，都富有生活实感，非一般泛泛的乐府拟古之作所能比肩，可说是首开唐代边塞诗之先声。

　　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他们也注入人生热情，表现出自我的个性。例如咏物诗，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内，主要是文人墨客使才逞博的文字游戏；纵或有所寄寓，大多也只是为了增添诗意，并非热情涌发，故仍不离游戏的性质。到四杰则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投影。如卢照邻在《失群雁》一诗中，借“惆怅惊思悲未已，徘徊自怜中罔极”的孤雁自喻，为自己“羸卧空岩”的不幸命运悲鸣恸哭，诗中颇具悲激之气。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更为人所熟知：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隋以来文士颇好咏蝉，大体在写物的同时，加入一些标榜清高的意味，如虞世南的《蝉》便是典型的例子。骆宾王此诗，名为咏蝉，实际深深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即使在囚禁之中也仍有一股孤傲之气溢于言外。又如赠别之诗，四杰也力去应酬文字的陈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凉之情、客子深沉的乡思结合起来。王勃这一类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和“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薮》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骈为主，以散行骈；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人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句，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廪遭遇和豪侠风概，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成为以后李白、李颀、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炼，由工密趋于流宕，六朝以来繁缛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