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香港”的情与爱－－从王安忆到张爱玲》
摘自：《世纪中国》
“比较文学”据说已经式微。其实，作为人类最悠久、普遍而有效的一种思维方式，“比较”，还是大有市场，比如近年来兴起的城市比较研究。像“北京/上海”，有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城市季风》广为流传；“香港/上海”，更有李欧梵“互为镜像”的“双城记”这样的收获（1）。又比如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较研究，最典型的像张爱玲这位“浮出历史地表”后热得烫手的作家，王德威一作比较就开列出了一个谱系，所谓的“张派传人”（2）。我发现，在那些城市比较研究里，有关文学的论述占了相当的比重，而且似乎是形成、支撑论点的关键部分；而作家比较研究也添加了新的路数，越来越看重地域性的因素，“张派传人”分居于台北、香港、上海等地，要有进一步深入的考量，不同城市所赋有的性格肯定是不可忽略的环节，当然了，这其中，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定位又是重中之重。换句话说，传统的“作家比较”自觉地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里，新兴的“城市比较”更好地利用文学性资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自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也超出了本文的目标和能力。
本文将围绕这些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上海、香港，《香港的情与爱》、《倾城之恋》，来勉力做文章，讨论其间的关联，展开若干比较性的解读。至于能够读出什么样有意思的见解来，眼下还真是没有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也需要有言在先，王德威尤其是李欧梵教授的有关成果，是本文企图借重、发挥的。 王安忆与张爱玲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认为她“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3）。而以我所见，王安忆既是“张派传人”（如果算的话）中最愿言说张爱玲（连带的，还有苏青）者之一，同时，又是对张爱玲批评最多的一位。
以王安忆在2000年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这篇题为《世俗的张爱玲》的最新版本，其基本内涵是一以贯之的：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张爱玲“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对此，王安忆是大不以为然的：“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4）。
应该说，没有对张爱玲的潜心研读，不可能有这样别有洞天的透彻之论；另一方面，中了理论的毒的人，还是很容易从中联想到布卢姆“影响的焦虑”（5）一说。记得王安忆的一位同仁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都在说王安忆已经直逼张爱玲，这很让人想起上海报纸上的某房产的广告词，“直逼徐家汇”，其实，那房产到徐家汇，打车还要好多分钟呢！这固然风趣得有刻薄之嫌，但还是不能不承认有真义存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的后来人，就是直逼了当年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忆是很清楚这层意思的。不过，本文并不急于展开这个意思，也不急于在这个层次上作比较，毋宁说，我们之所以要拿张爱玲、王安忆来对举讨论，是因为思路里的另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们或多或少又都和香港有所关联，特别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在90年代，都曾用笔涉猎、想象过香港，这样，应该有可能透过她们的想象，比较其中的异同，来考察上海、香港这两座城市在50年里的位移及其“镜像关系”。当然，调过头来讲，不设置好香港/上海的背景语境，还怎么能够比较好这二位作家？
香港与上海
空间的位置注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为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版图上，二者都属于边缘。即使江南成了鱼米之乡，多少年里，上海还是人称“小苏州”；即使岭南发展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香港还基本上是块“化外之地”，以至于“香港”一词的指涉范围，是指“香港岛”，还是岛上的一个具体地方，历史学家迄今仍有分歧（6）。而之所以“成”，则是因为时间长河上的那个“1840”，改变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不得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版图言，香港的运命、地位开了头，上海也是。这个“头”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断头”般的万劫不复，可对于香港与上海，倒很有些“祸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之所以有所谓“双城记”可做，照我的理解，这是前提性质的第一点，即，“香港/上海”能够成“双”，首先是因为它们同“一”，在同广大的中国内地的关系上，香港、上海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被现代化”的“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香港“割让”成准殖民地、上海开埠有了“租界”的历史。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香港+上海”，共同地与“中国”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太平天国从广西起事，一路席卷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当然是“大祸临头”，可对于上海，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华洋分居”的格局，所有这些无疑成了上海日后进一步繁华的重要契机；而香港，人口的第一次巨增，也发生这一时期。事实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长，都无一例外地是在内地出了大事之后。
在对“双城记”有了这样理解的“底子”（张爱玲的习惯用语）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香港/上海所谓“双城”，与其说是一“双”（胞胎），不如说是一“对”（冤家），即，这两座互为“镜像”的城市，在过去，确乎经常地“此起彼伏”，并非“双进双出同进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后”。
这一关节甚大，需要说个明白。
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了，有研究表明，在很长时间里，“大英帝国”对此“战果”并不心满意足，他们更加觊觎的，似乎还是上海（7）；与此相关，上海作为开埠通商的“五口”之一，借助其紧邻中国最富庶区域、腹地广大等一系列机缘，却能够迅速地脱颖而出，形成了从器物到制度、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一整套独立运转的“上海”，从1841年到1949年，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弱于香港，甚至还有过之无不及。而香港，是到了1949年，“上海”被中央政府“收山”以后，终于突出了“下山”猛虎的本色，依凭其独特的中介地位和多元文化优势，厚积薄发，“显山露水”，成为亚洲一流、举世瞩目的世界大都会，这才使得当年的一个“蕞尔绝岛”成了今天意义上的“香港”，易言之，香港的“花样年华”是在二十世纪后半页，尤其是50-70年代。这样，一边是香港“经济起飞”的三十年，另一边，是上海为全中国贡献自己经年的积累，而老本越吃越光、自身文化底蕴流失殆尽的三十年。…… 好了，打住！否则，本文要滑入城市经济、社会史的流水帐簿，而且论述视点不明，前景、背景不清；即便总免不了平庸，我们还是要迅速向文学归位，说香港、上海，更说张爱玲、王安忆。
张爱玲与香港
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史应该是大家熟知的。
1939年，因为“欧战”爆发，她以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在港大的二年零三个月期间，“发奋用功了，连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8）；未曾想，1941年12月8日“港战”又起，打翻了所有的计划和努力，不得不回上海，开始了她“卖文”生涯。
1952年7月，张爱玲第二次赴港，香港对她也不暇款待，重新报读港大竟然未果，以至不欢而别，终于在1955年8月赴美，走上了它远离故土的“逃难”岁月；1961年11月再到香港，1962年3月又回美国。算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前后居留在香港有三年半时间（9）。
不难发现，香港这座城市对于生活者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一块“福地”。
但是，香港对于作家张爱玲而言却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个两次战争夹缝中的“香港”，不仅仅提供了她成为一个作家的机缘（或许还是被迫的），而且还形成了她稳定的世界观、文学观的基础。 我们知道，张爱玲在港读书期间，二十来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以张爱玲自小养成的嗜书习性，真不知该读了多少好书。虽然她本人对此鲜有记述，但一些蛛丝马迹仍然很给人以想头。比如，《烬余录》里那个历史教授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平生受影响最深而又最尊敬的老师（可以对比的是，那个激赏张爱玲的中学语文教师汪宏声）：“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在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这是张爱玲笔下难得的情感文字，这样有敬意地谈论一个人，在张爱玲也实属难得。为什么？联系《烬余录》开篇所写，“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可以说，张爱玲很明白，从英国人佛朗士那里接受的一套“不相干”论，以及讨厌“清坚决绝的宇宙观”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方式，也许是香港给她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说的是知识、思想，更要命的是，仿佛香港不把这一切灌输到底、张爱玲不把这一切贯彻到底，就不肯罢休似的，香港还要在实际生活中，给张爱玲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港战”的突如其来，的确是应验了“人生无常”的老话，当然更让张爱玲不相信“计划”思维，“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枉谈什么未来？“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战争的十八天里，目睹了“我们的自私与空虚”，让张爱玲认定“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而“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10）
所以，战争所“照亮”的那个张爱玲的“香港”，给了她写作的许多题材及灵感，很快地，张爱玲就对香港有所回馈，“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正像已经有人注意的是，很有意思，张爱玲似乎自觉地涉及到了我们关心的香港/上海“双城”问题：“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11）。
不过我以为，对此也不能高估，因为《到底是上海人》的广告色彩颇为明显，有讨好读者（自然主要是上海人）之嫌，其中的话不可全信，否则，她所列的七篇小说，为什么明明并不全部发生在香港？当然也不可不信，因为当中确有香港/上海“参差的对照”的诸篇。倘使细心地读起来，着实是颇有兴味的。像有研究者通过《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分析，指出张爱玲的“上海人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道德口味，异国情调，都市意象（12），就很能给人以启发。本文接着要做的是，以这一成果为基础，再连带上《倾城之恋》的释读，继续从微观上入手，揣摩张爱玲在那个年代，对于香港/上海“双城”关系的认知和想象。
在这之前，还是让我们看看早已经设定好的参照系，看看王安忆及其同香港的关系。
王安忆与香港
王安忆的文学写作是从“雯雯系列”的“自我言说”起步的，这自与张爱玲大不同。1983年，王安忆赴美后转道香港回国，“知道了世界的面积与各民族的危难，初步为自己的生存与认识建设了一个国际背景。回国之后，经历了一个苦闷的停笔时期”（13），而结果人所共知，是王安忆终于拿出了“二庄”、“三恋”等自我更新的知名作品。可以肯定，此行对王安忆意义重大，称之为个人写作史上的界石都不为过；但是，这第一次的香港见闻，在王安忆的感触里，是被别的更大的东西包容掉的，或许，在那时的王安忆眼里，香港只是一个和美国可以等量齐观的异域和“他者”；“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城市，以及她特别的风情与文化，这些独有的启示性，显然引而未发，香港和上海的关系之类的问题，就更不可能进入视野了。
甚至很大程度上，“都市感”的获得、“城市意识”的确立对于王安忆这一代作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6年，王安忆写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似乎已经很有些苗头了；可到了1990年的《城市无故事》一文，所谓“城市无故事，……我们再没有一桩完整的事情可供饶舌讲述，我们看不到完整的故事在我们平淡的时候中戏剧性演出”（14），就又重复了惯以农业文明的视野观察城市、理解所谓“故事性”的调子，显得还是有所反复。
这样说来，1995年，王安忆推出了备受瞩目的《长恨歌》，能以一个“上海小姐”一生的情爱故事，写尽“上海”在二十世纪后半页的沧桑传奇，似乎很不可思议。其实，有多种迹象表明，是80年代中后期的“张爱玲热”逐步深入地唤醒了王安忆的城市感觉与“城市认同”，因而，当看到“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这一席话由王安忆说出来时，我既感到庆幸，又会心一笑，是张爱玲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了，是张爱玲给了王安忆对话、批评、反省的机会以至写作的诸多灵感，包括，王安忆与香港的关系，在我主观地以为，主要就不在于王安忆后来又去了香港多少次，获得了怎样的观感，而是“艺术高于生活”，即，是张爱玲的“香港”让王安忆感觉更真实，使王安忆觉得更贴己、更相关。
此话怎讲？我们手头几乎唯一而有力的证据，便是王安忆1993年创作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
《香港的情与爱》与《倾城之恋》
终于到了我们更加有话可说的地方。请看作家有关《香港的情与爱》的“创作谈”：
香港的繁荣座落在海之涯天之角。一百年的情节以地老天荒为背景。……香港的人带着过客的表情，他们办完自己的事情随时准备拔腿而走。香港……似乎永远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没有日常的生活。
香港是一个特殊，是一个戏剧性的舞台。历史在每一个阶段都要选择这样的舞台，好供它集中、典型地展开剧情。在这舞台上的人生将是怎么样的人生呢？这是非同寻常的人生，布满奇迹，出奇制胜，他叫人充满悬想，它是提炼过的人生，将平淡人生中均分在朝朝暮暮里的细节凝结起来，它将人和人的相逢提炼为邂逅，它将细水长流的男女之情提炼为一夜欢爱，它将一日三餐提炼为盛宴。什么都是浓缩的，紧凑的，多快好省的。……
'香港'的人生虽是奇情异事的人生，却也是合乎逻辑的人生，并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它也是按部就班，合情合理，容不得半点胡来，半点胡来就要中途作废的。但它却是更加凝炼，恰因为这凝炼，人生的要旨便更为突出，简约而易见，几乎是裸露着的了。香港的情节是不需要伏笔的，它是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它不是虚与委蛇，它见风就是雨。这是香港人生'奇'中的'真'。
…………
香港是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它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港'这地方是将我们送出去又迎回来的地方，更是个传奇。我是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15)
引文显得有点儿长，因为实在是想能够有所证明。
第一，王安忆说得很清楚，香港“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这甚至已经有研究试图从话语风格上给了解释：这种“香港是……，香港是……”的“界定式”句子在《香港的情与爱》小说本文里也俯拾即是、贯串始终，看起来是给“香港”下定义，而且“语气确切”，毋庸置疑，但仔细读来“却没有对香港具体的城市景观作出描写”，这样，既避免了外来叙述者要对城市具象写实的难题，又“通过定义之间的不断相悖”，显示出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是观念和诠释的结果”（16）。可以略作补充的是，这种界定句式在“是”的两端有一种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它似乎是为了定义的，但是，当同一个能指“香港”在同一本文里会同时有太多不同的定义时，确立定义也就变成了消解定义，这说明，此处的能指/所指关系不再指向符号/现实关系，而倒是应验了德里达的某些玄思，“香港”的表现权、表达权并不能为那些“在场者”所垄断，王安忆诠释、想象的“香港”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二点更重要，这里的语言是王安忆的，思想也是王安忆的，而我相信，明眼人还是能够从中看出很多张爱玲的影子，也许，那一番滋味还是“张派”一路传下来的，特别是一套关于“传奇”的说法，--评论家孟悦曾经花了很大气力才解析出，张爱玲对于“传奇”一词有非常个人化的理解，在道破其中不同凡响的“吃紧处”时，更是煞费苦心（17）；真是不由得人不惊叹，这里，作家王安忆已经完全消化了、接受了，很彻底，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彻底。
何以见得？
前文已经说过，上海作为一个大都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整体上是优胜于香港的，因此那年月，上海人有那么些俯视香港，这就包括了道德上，上海人以文明人自居，以有道德者自居，所以张爱玲会让《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一旦自觉有堕落下去的危险，便立刻想还是回上海的好。自然，是否真的能回、要回，是否一定要回，张爱玲好像犹疑得狠。对张爱玲来说，香港全盘“东方化”为一个荒诞、精巧、滑稽的殖民地，诚然太令人失望，但，通商口岸上海是否因为既带有西方气息、又依然是中国的，而得到首肯呢？未必（18）。上海，新旧杂陈，坏的一方面结果就是，“上海”比起“香港”来更加可能构成传统的压抑，像《倾城之恋》里，白公馆显见得是“老中国”的象征，而主人公白流苏只有逃离上海，才有可能展开她自己的故事，也才有可能经历奇遇，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当然了，改变了先前的生命轨迹，决不等于可以不再重蹈“不幸”的覆辙，王安忆概括得好，“人生终是一场不幸”，这才是张爱玲。同时，小说中范柳原对流苏还说，“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似乎又意味着，原始森林最自然，而香港的工商业不如上海，现代化程度不如上海，这样，来自另一方面的束缚也会比上海少许多，比较起来，还更可能让人“自然”一些“原始”一些的。当然，张爱玲关于香港/上海究竟怎么看，难以说尽，多说也无益，因为张爱玲本人也没有急于给出简单的结论，在香港与上海之间，张爱玲是不会放弃她一贯不肯“清坚决绝”的姿态的，即便“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19），如此这般的“比较”话语出现在张爱玲的散文中也不止一次。
是的，正像张爱玲对上海人说“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时，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一样，张爱玲所津津乐道的，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20），张爱玲不会因为道德而让葛薇龙回上海，也不会因为不道德就不让白流苏第二次去香港，毋宁说，是张爱玲“传奇”观让葛薇龙、白流苏这些“参差的对照”的人物在自己的文本里来来往往，当然，即便“传奇”“圆满”如《倾城之恋》，张爱玲巨大的整体性反讽依然存焉，谁也不该忘了《倾城之恋》里首尾呼应的“胡琴咿咿哑哑”的苍凉调门吧，“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是多么沉重的声音！大约就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我们说，王安忆对于“传奇”的理解，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彻底。这里，所谓的“彻底”可能是一个不精当而易误导的表述，它不过是针对张爱玲一贯的“不甚彻底”而言；假如你以为张爱玲本人有关“传奇”的全部见解属于“彻底”的话，那么，只是“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传奇”是“奇情异事”与“合乎逻辑”的圆满结合、“俗世人生”真的可以化为“传奇”等思想上，王安忆要比张爱玲来得彻底。
《香港的情与爱》，如题所示，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爱情故事，似乎也可以解为：关于“香港”的爱情故事--此中分别不小，容后再述。如果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葛薇龙在香港越“赌”越输、最后落得替别人“忙人”又“忙财”而自己“人财两空”的故事，那么，《香港的情和爱》写的是一个“作为上海人是不够典型的”少妇逢佳在香“赌”而未输、甚至与对手“双赢”的故事。新移民逢佳到香港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还是不甘心在香港安家落户（是因为“九七”吗？），庆幸的是“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终于与五十多岁的美国华侨老魏相逢。逢佳希望借老魏帮忙担保申请到美国，老魏则从逢佳这里发现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道风景的可能，因此二人在香港开始了一段相互利用、交易性质明显的生活，未曾想，经过两年的相处，二人“化腐朽为神奇”，无中生有地发展出了一种相濡以沬、刻骨铭心的情与爱，最终，在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挥之难去的生命印痕之后，双双充满善意地依依惜别、离开香港。在王安忆笔下，仿佛来自张爱玲小说的一“俗骨”的逢佳，因为“凭良心”、“用情真”，是世俗的，却更是脱俗的，大俗大雅、大智若愚，大德无形；好人好报，逢佳，就像她的名字那样，“逢凶”足以“化吉”，“逢佳”则锦上添花、气运愈佳。而那个老魏，深谙人生，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连“用”逢佳时都小心翼翼，根本就不是什么以钱养人、仗势压人的“施暴者”，而简直是女性从物质到精神的救世主。
《香港的情与爱》受《倾城之恋》的影响就更明显：人物设置上，《倾城之恋》，一“白”（流苏）一“黑”（萨黑荑妮），“黑白”分明，“白”是传统内秀“黑”是风流张扬；《香港的情与爱》，逢佳与凯弟，逢佳是充实饱满、变假为真，凯弟则虚幻迷离、化实为虚；再比如，范柳原游走于海内外，老魏也是旧金山唐人街出身。情节安排上，从互相利用到实心相待、从情感游戏到相依为命，……。格外有意味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在《倾城之恋》里，“情”是可能的，容易的，君不见流苏、柳原互有好感，情感一不留神，几次要呼之欲出；难的是、难得的是婚姻，是平实、安稳的生活。《香港的情与爱》中，“夫妻”不过那么一回事，想想逢佳自己的婚姻，再想想逢佳父母的婚姻；而“情义”难得、真爱无价。在《倾城之恋》里“大变”（“港战”）突如其来，在《香港的情与爱》中，如果有所谓“大限”（“1997”），也是给定的、预知的。所以，虽然“交易”在“香港”“城”里是一样的，但结果并不一样，《倾城之恋》看起来是让两性结合在一起，却离心离德，《香港的情与爱》中两性“劳燕分飞”，反倒是情爱永驻；特别是叙述者的态度大不一样，如前所述，在张爱玲那儿，还有一个背景上的“大悲”（21）衬底，而王安忆对人物，就不仅仅是同情，而几乎是要彻底认同。
我想，《香港的情与爱》和《倾城之恋》，“同与不同”，意味深长，一言难尽，更应该不是谁能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的。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王安忆对张爱玲的批评别有洞见，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里“良心”（22）和“情义”的极度推崇和信赖，同样可能自有盲区；一样的道理，本文接下去要尝试的一些解读，也许会“强作解人”、粗疏庸俗、得不偿失。
当然，就“文学反映论”言，这个世界上（或者也许就在香港）是可能存在着以“逢佳”“老魏”为抽象典型的那一类好男好女的，在逻辑上，他和她相遇的概率也还是有的，--虽然那些将《香港的情与爱》读得眼泪汪汪的的“善男信女”们，如果在现实生活里也将小说信以为真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免不了“望穿秋水”的宿命，当然，这样比较起来，在心中默默地南向香港、祈望香港，是要好得多的选择。然而，既然王安忆作《长恨歌》是借一个女性的一生书写一个城市的沧桑，那么，《香港的情与爱》是不会满足于一种精彩的言情作品的“香港的情与爱”便不能够仅仅解读为发生在香港的“情与爱”，而倒主要是，“香港”的情与爱，这也就是王安忆一再强调的，香港“是一个象征”，尤其是紧接着的香港“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这种确乎很微言大义的话语，是不能不令人多想起一些什么来的。简单地讲，王安忆近乎无限地倚靠“良心”以及“情与爱”，是要使她对“香港”的无限憧憬合理化、合法化，不知道小说最后老魏在离开香港的飞机上所说的，他是深爱香港的那段话里，是否有作家自己的语音，但可以肯定，王安忆--原谅我放弃了“叙述者”这个“政治正确”的中介--在《香港的情与爱》中对香港，是深爱着的。
我注意到，《香港的情与爱》的写作时间是1993年，固然很可能是偶然，但既然想到了，还是说吧：1992年，邓小平“南巡”，使得1990年作为继续“改革开放”象征性举动的“开发开放浦东”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上海，像大梦初醒的巨人，又像脱缰的骏马，动起来了，活起来了，那时节，“上海”那辉煌的过去及其与香港的历史关联之类，像是顿时被意识到“时代精神”，成了在上海的很多表达的一时之选。就此而论，将《香港的情与爱》视如当时“上海”的基本情绪的一种表达，倒也十分贴切。而且，既然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总是提供机缘，它自己就是个大机缘”，那么是否可以说，在《香港的情与爱》里，“香港”也为王安忆提供了一大机缘，“香港”也是王安忆的机缘甚至工具--为的是表达“上海”的焦虑、渴望和想象性的满足？
话已经说到了这里，那所剩无几的，就不吐不快了。我之所以更能理解、接受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就是因为倾心那小说首尾萦绕不去的苍凉感，那“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正话？反语？反讽？……），就是因为张爱玲在关注上海/香港的“双城”“镜像”关系时，有意无意地拎出了本文强调在先的那样一个“底子”，虽然，张爱玲很可能只是被迫的。而我读罢《香港的情与爱》，虽也有惘然若失的情感波动，但总还是嫌它过于轻灵而美妙了，嫌它以“香港梦”的形式表达了内在的“上海梦”；在“做梦”的时候，作为“底子”需要考量的“中国”，还能够在哪里呢？君不见，在香港获得其令人心动的奇遇的逢佳，一路“逢佳”，一路走远。
如何作结？
既然我们起首时所提出来的那些关键词处理完了，那么，其实，本文的工作已经作结。
既然历史继续展开，香港/上海“双城记”还要写下去，那么，其实，本文无法作结。
既然本文“没有家法”，破界越规处甚多，那么，让它再来最无理的一次：就此作结。
注释：
（1）参见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内地即将有北京大学版面世。
（2）参见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3）见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第255页。
（4）上海：《文汇报》，2000年11月7日。
（5）所谓“影响的焦虑”的要义之一是，后起的作家受前代的作家影响越大，摆脱这种影响的欲望、创新的欲望就越强。详见布卢姆著《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6）（7）分别见王宏志著《历史的沉重》第134页、第10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
（8）（10）《我看苏青》，收入来凤仪遍《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9）罗卡著《张爱玲电影香港》，收入黄德伟编著《阅读张爱玲》，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出版，1998年。
（11）《到底是上海人》，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12）见许子东著《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收入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13）见《本命年述》，收入王安忆著《独语》，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14）见王安忆著《漂泊的语言》第43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
（15）见《“香港”是一个象征》，收入王安忆著《独语》。（
16）见黄念欣著《王安忆笔下的香港与黄碧云笔下的上海》，刊发何种报刊不详，可在“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网站查阅
（17）见孟阅著《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在我看来，这是一篇张爱玲研究的重要论文，可惜受重视程度不够，而张爱玲研究的低层次重复，令人堪忧，收入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18）参见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有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本文对相关论述有所引用，也有所商榷。
（19）见《烬余录》，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20）见《公寓生活记趣》，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21）参见《大悲》，收入韩毓海著《从“红玫瑰”到“红旗”》，也可参见笔者的《张爱玲的背后》，收入倪文尖著《欲望的辩证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22）关于“良心”，张爱玲曾有如下表述，“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正可以与王安忆形成“互文”关系。见《银宫就学记》，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