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抉择－－沈从文退出文坛的前前后后》　文：于继增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日本、美国等海外的沈从文研究一直薪火不断，并对沈从文给予极高的评价。八十年代以来，他们的着述直接促进了内地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无论是“文学大师文库”还是“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排行榜”，海外都一律将沈从文排在位于鲁迅之后的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及文学大师的行列。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贡献，仅仅表现在现代文学这一段。他没有像其他的老作家那样继续从事创作，而是在建国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学天空的翱翔，永远地退出了文坛，这是为什么？在他折断翅膀的前前后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永远的湘西
从时间上看，沈从文的确从建国前夕便退出了文坛。但倘若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创作道路和他的心路历程就不难发现，沈从文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势头正旺盛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思想的消沉和低落。原因是他的作品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主潮距离较远，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张也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这样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攻击，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闷”。这种情绪始终伴随着他。
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那挥之不去的遥远回忆，承载着他的作品主题，呼唤着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而都市题材的上流社会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这独特的价值尺度，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从而写出《边城》、《湘西》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这种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然而这样做却带来一个问题：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民苦难等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沈从文却在那里起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情绪。你可以责备他这做法不合时宜，但却不能否认，那种朦胧的情绪正是他创作的出发点。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实体性。我们通过他的身世、自传就能知道，他的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严格说来，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艺术世界就越是独特，每个这样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建构起来的。
沈从文越与众不同，就越招来非议。鲁迅曾说胡秋原和沈从文是“自由人”、“第三种人”，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入沈从文的作品。 1936年贺玉波的《沈从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从文的〈贵生〉》等文章，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恶化，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被列为批判对象；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种种非议。他明知自己的作品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面对接踵而来的争论和批评，他感到茫然和疲惫了。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唯美风格与现实时代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写伟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离于现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1〕他就是怀着这样惶惑的心情离开昆明西南联大去了北大。
他的老朋友巴金说：“离开昆明后的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写信求他不要放下笔，希望他多写小说。”“抗战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过批评海派的文章引起强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常有对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议论出现。他可能感到有点寂寞，偶尔也发牢骚，我看到他倒又站起来……”〔2〕作为沈从文的知己，巴金的回忆还是实事求是的。特别是到后来，沈从文明显地感到了时代的变革对他创作的冲击，“搁笔”的念头也随之产生。当他主持《益世报》文学周刊时，1948年12月7日在给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说：“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沈从文的“搁笔”，固然是因为对新时代的“不适应”，但他二三十年来对时代主潮似乎从来没有“适应”过。这种差距始终伴随着他。而湘西之梦又时刻催动着他，因此他不断地写作，也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在批评中他感到孤立和寂寞。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为一个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总是用一种善良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乡沱江的水那样透明，他经不起在这纯洁感情里掺上亵渎的污点。永远的湘西是他的一个情结，是他的写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经和沈从文融为一体。他想“跳”出来也不大可能。他对自己的湘西情结与时代精神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困惑不已。这种心理一直缠绕着他。任何打击都会触动他孱弱的神经。
永远的告别
遭到致命打击、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后来对他的一次严厉批判。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
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着名作家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同时留下的还有他的朋友杨振声、朱光潜、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沈从文此时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游离于两个政党之间的自由主义作家。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结局，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实际上也预示了整整一代旧知识分子的命运。
几乎在沈从文做出预测的同时，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战文艺丛刊》登载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同期的《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原来，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就写过一篇散文《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刊》上。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故居的“古朴” 和熊“人格的朴素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
接踵而来的是，1949年3月，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人指使学生们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重抄成大字报，并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
“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语。
“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3〕考古学家史树青教授也证实：“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他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众所周知，作为最优秀的小说家的沈从文，从建国以后再也没有写那些湘西的灵性文字了，从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长的四十载。四十春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写出更多的《边城》、更多的《湘西散记》这样的传世之作，但没有，天才文学大师的艺术之翼就此折断了。
住院恢复后的沈从文下决心“转业”——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促使沈从文退出文坛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面对和忍受那种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的大批判，他在这种斗争中已经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义”的创作原则受到挑战，他的生活体验与新时代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过去不适应，现在更难适应。他的夫人张兆和说：“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
这种想法沈从文曾流露过多次。上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曾写过《记胡也频》、《记丁玲》的文章，他们之间还是互相了解的。所以发生沈从文自杀事件之后，丁玲约何其芳在1949年6月11日、30日两次到沙滩中南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去看望沈从文。这时候沈从文的情绪相当低落。丁玲对他说：“你怕什么嘛，共产党有什么可怕的嘛！你写了一些东西有问题，共产党还有那个度量，不会跟你计较、追究，在这个社会生活了一个时期之后，你自己也会找到结论的。要是你这样疑神疑鬼的过下去，共产党不会来整你，你自己也会把自己整垮的！从文，现在还是要靠你自己振作起来，我还是知道你这支笔，你还可以写你的东西嘛……”
丁、何来过之后，沈从文想了很久，觉得还是不能拿起写小说的笔。1949年9月8日，他在写给丁玲的一封信中说：“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但要说即能十分积极运用政治术语来表示新的信仰，实在一时也学不会。”“为自己，我已痛苦挣扎了近四十年，永远为独自作战，实在太累，得休息，也不为什么遗憾了。”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和无奈的抉择也很痛苦，说：“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4〕
“实在太累，得休息”，这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沈从文从1924年在《晨报副刊》发表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到1948年初被批判前完成最后一篇小说《巧秀与冬生》，二十五年间创作结集有八十多部作品，一千多万字，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着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5〕
沈从文的遭遇在中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和他差不多的同辈作家中，还有茅盾、巴金、丁玲、冰心、夏衍、曹禺、沙汀、郭沫若、叶圣陶、钱钟书、郑振铎、施蛰存，等等。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建国后都毫无例外的没有写出什么成功的、有影响的文艺作品，与他们曾经的辉煌无法相比。只不过他们要比沈从文幸运得多。好在他们未曾“封笔”，更没有退出文坛，有的还担任文艺界的领导，但多只是一个“牌子”而已。有时勉强写也差强人意。曾斥责过沈从文的郭老1958年诗兴大发，曰：“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闯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曹禺1951年按照领导意图写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宣告失败。1958年、1964年写了“大跃进”和河北抗洪题材的话剧，无一成功。后来写历史题材的《胆剑篇》、《王昭君》属于完全按政治意图的“凭空虚构”，也很快消亡。曹禺最后病中悟出一痛：“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摸领导意图……可是，写作怎么总听领导的？”〔6〕
与许多作家相比，沈从文却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即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和创作规律，这也正是他可贵的地方。“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7〕
永远的金子
沈从文在北大教书时就与博物馆系打交道，常去帮忙，也捐过不少陈列物品。所以他既然提出离开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一开始，还有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他被当作“统战对象”，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有关部门也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就在午门楼上的穿堂风里呆了十年。沈从文笔下曾流
露出当时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声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午门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8〕他在这里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包括有的小脚老太太来参观展览也要他讲解。萧乾有一次陪外宾去故宫参观，看见沈从文正在拿一根讲解棍，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打招呼。”类似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也碰到过。“文革”一来，沈从文的处境更惨了，无休止的检查、批斗、扫女厕所，他还被弄到湖北咸宁乡下劳动看鸭子。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上街，看到咸宁纵横交错的街道，有人说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从文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在历史博物馆期间，尽管沈从文很苦闷，但他还是很敬业的：“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他的同事这样评价他。他千方百计地接触文物、研究文物，积累了不少资料。他丰富的知识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1958年北京人艺排演《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他就把演职员们带到历史博物馆，引经据典地讲了好几个小时。1960年排《武则天》时把剧本送给他看，他列出十页、六十四条关于这部戏的参考资料。尽管如此，沈从文的内心还是凄苦的，这种凄苦又能对谁说呢？他做的是文物工作，自己也像一件文物似的被尘封了。但他还是默默地守望着属于自己的角落。他已进入宠辱不惊的境界。这种人性的耐力和人格的精神是非常罕见的。
是金子总要闪光。
沈从文开始徜徉于他的文物世界，虽然繁琐考证，但对于一个触类旁通的小说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他说：“至于搞文物工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只要能就全国材料作综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边，就可以不太费力在一较短时间里，做出许多事情。过去三五十年难于见功的，现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在蛰伏一段时间后，从1957年到1963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并且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明锦》、《中国的瓷器》等学术专着。
1978年，受胡乔木的关怀，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从“文革”前就呕心沥血的八开本煌煌巨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精印出版。胡乔木致函祝贺：“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这部着作成为领导人出访赠送外国元首的礼物，同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空白，从而奠定了沈从文由着名作家到着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代服饰学家的地位。
比起很多表面红火而实则苍白、甚至虚度光阴的作家朋友们来说，沈从文的失落感大大冲淡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在辽远尘封的文物角落耕种，虽然辛苦，却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文坛争斗。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沈先生却意外地以文博考识着作等身。沈从文退出热闹的文坛而遁入冷清的“空门”，是他后半生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他有先见之明，睿智而不虚荣，懦弱恰含刚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没有虚掷宝贵的光阴，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态度，平静而执着地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曾与沈从文同属“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汪曾祺后来说他：“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9〕
沈从文虽然过早的改了行，转了业，但他并不是真正的隐遁。作为写了八十多部文艺作品、小说被四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的世界文化名人，他内心的创作情结还是难解难分。在埋头自己的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的时候，他也不时关注着眼花缭乱的中国文坛，也希望自己有立功的机会。1957年反右的时候沈从文出差到上海，巴金、曹禺、熊佛西等人都在报纸上发表了意见，认为党的政策束缚了文艺繁荣。沈从文隔岸观火，没有鸣放的权利，就给人写信：“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二十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有什么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写作品，还在领导文学，领导不出什么，却以为党帮忙不够，不大符合事实的。”他还说过：“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10〕
1953年9月，沈从文参加了全国文代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胡乔木写信给沈从文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坛做安排，严文井等老朋友也向他约稿，希望他能够回到专业作家队伍中来。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在当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如沈从文继续写作，将给他十年的创作假。其实，沈从文从1948年就开始酝酿一部以其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于是，1961年6月1日中宣部、中国作协给沙汀写信，安排沈从文到四川深入生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6月23日沈从文又突然被告知到青岛休息。这样，他又来到青岛，看了几家绣艺厂、印染厂，只是把小说素材“重誊个顺序线索”而已。1961年7月27日，作为《人民文学》编辑的夫人张兆和给在青岛“信心不大”的沈从文写信说：“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个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王瑶，文艺理论家，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等同为北大中文系教授。1954年曾出版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沈从文以反面形象忝列其中。——笔者注）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
从青岛回来后他又去了河北宣化体验生活，增强了信心，便写信给夫人说：“如照过去经验，能试写三章成功，以下即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即照写《边城》方式一星期写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谈何容易，“年末”终未能完成初稿——写《边城》时的心情与环境恐怕一去不复返了。1962年作协又安排沈从文等八名作家去江西老区，他带着几次写下的近十万字的小说素材，准备长期住下去。但谁也没有留下来。他在江西呆了三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看他喜欢的陶瓷去了，还帮助人家改进工艺。也许他觉得干这些要比写小说容易和保险得多。他的夫人张兆和谈及他的创作状况和几次失败的原因时说：“沈从文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也就是说，沈从文从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以后的四十年里，虽经几番努力，终没能写出一篇小说。而在这以前的二十五年中他却出版了八十多部。
永远的凤凰
1983年沈从文患了脑血栓，造成左身瘫痪。
1985年6月，中央组织部发文，规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的工资、住房等问题。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
1985年12月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访问记，祝贺他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
1986年10月，沈从文几百万字的小说、
散文合集《凤凰》，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同年，电影《湘女萧萧》在法国和西班牙电影节上分获“金熊奖”和“唐吉诃德奖”。
1988年5月10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历程。
李先念、李铁映、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香港、台湾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人民日报》以《眷念乡土多名作，饮誉中外仍寂寞——杰出作家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为题发表报道。
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遵照先生遗愿和家乡人民的请求，在沈老逝世4周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清澈秀丽的沱江，一半安葬在风景旖旎的听涛山麓。一块天然的五色巨石肃然矗立，成为沈从文墓碑独特的标志。墓碑镌刻着沈先生蕴含很深哲理的手迹铭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古语说，凤凰择良木而栖。沈从文终于回到他魂牵梦萦的良木故土。湘西的流波碧水，裹挟着一个自称“乡下人”的深深眷恋，更加辽远悠长、绵绵无尽……
注释：
〔1〕吴泽顺：《悲怆的乐章》，引自书屋杂志社网络版——作家授权文库。
〔2〕巴金：《怀念从文》，引自巴金《再思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3〕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对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采访（1990年12月7日），引自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
〔4〕沈从文：《我的学习》，载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
〔5〕季羡林：《悼念沈从文先生》，载1989年4月1日《文汇报》。
〔6〕甘竟存：《戏剧大师曹禺的“悟”》，载1998年第4期《雨花》。
〔7〕梁实秋：《忆沈从文》，引自《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3月版。
〔8〕沈从文：《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1951年3月29日），引自《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引自《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0〕沈从文：《给云六大哥的信》（1959年3月12日），引自《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小说家的笔折断以后》　文：聂作平

　　一身整齐的中山装，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沈从文慢慢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幽深静寂的院落里，大墙外喧嚣的市声被浓密的树荫和九重飞檐托起的天空隔开了；瘦瘦的沈从文在一件件曾作过历史见证人和旁观者的文物间徘徊——这便是我所想象的一个被折断了笔的小说家的苍凉晚景。
　　众所周知，由于我们这个民族那过于宏大因而也就过于恐怖的革命情结，作为汉文学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的沈从文４９年以后再也不能写那些关于湘西的性灵文字了，从这一年到他去世，其间是漫长的４０载。四十春秋，我们完全可望他写出更多的《边城》，更多的《湘西散记》，然而，造化弄人，小说家沈从文竟然在创作生命最旺盛的年代折断了天才的笔。
　　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学却贴出壁报，全文抄转了郭沫若发表于香港的《斥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北平解放后，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或大学教授都已不合时宜，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行。
　　文物有幸，得遇沈先生这样的知已和真爱。从沈从文转向文物的动机来看，未尝没有避祸的初衷，但正如语言学家、沈的连襟周有光所认定的：“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于是乎，我们才看到了当一个小说家的笔折断以后，他仍然散发出的人格的光芒与学术的珠辉，才看到了堪称巨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这册性灵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时至今日，在沈先生作古十年后，我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骄傲地宣称：一个天才的作家哪怕被迫与他钟情的文学分手，他仍可能在那些与文学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取得骄人的成就。但是，如同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都可以想象或体会得到一样，尽管沈从文以生命的将近一半悠游在文物之间，并颇有建树，但作为一个曾经与语言达到了水乳交溶状态的小说家而言，他肯定永远无法释怀于被剥夺了的创作权利。因此，沈从文一度仍梦想将折断了的笔重拾起来，他的夫人回忆说：“沈从文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当北京文联偶尔请他参加一些活动时，他总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并在一次会上自语：“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多年以后，沈从文在回忆起他作为文物工作者的岁月时曾写道：“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在这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怅望里，我们没法回避沈从文这一偶在生命个体对于浮生若梦的疑惧和焦虑，没法回避那用了整整四十年来独自承受的那一份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与伤。
　　哲人其萎，中年以后的沈从文除了留给我们一部关于古代服饰的巨著和这本后人编辑的随笔体文物研究文集外，便只有高大的午门城墙下一个孤独而绝望的背影了。１９４９年，给沈从文的命运带来不祥阴影的是郭沫若那篇短文，３０年后，代表了沈从文几十年文物研究成果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为之作序的不是别人，正是郭沫若。历史出人意料的幽默感，常常令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只得欲说还休——而据陈徒手先生的文章讲，沈从文去世前不久曾对汪曾祺和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以上两篇文均转自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s/03-shen-cw/shen_cw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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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题《沈从文，“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原来没有，是我转帖时新添加的，依据本文所提到的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中的观点。那部书是把鲁迅列为现代中国第１的文学大师，沈氏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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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６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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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郭沫若指为反动作家　沈从文曾两度自杀》
文：包丽敏　转自http://www.epubcn.org/read.php?tid=58626http://www.epubcn.org/read.php?tid=58626http://www.epubcn.org/read.php?tid=58626http://www.epubcn.org/read.php?tid=58626http://www.epubcn.org/read.php?tid=58626

　　沈从文（一九○二～一九八八），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著名作家。

　　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一九四九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三月，他两度自杀。

　　先是长子沈龙朱看到他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沈龙朱拔掉电源将父亲蹬开；再是沈从文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两年后沈从文公开检讨说。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一九四八年三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时代突变，“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沈从文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及至一九四九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四十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

　　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一九四九年的两次自杀，虽都获救，然而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便“死”了。

　　至一九四八年，此前的二十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三百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对命运如此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

　　一九四九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一九六一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一九三六年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的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

　　张兆和回忆说：“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本人则在一九六九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一九四九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一九五四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他还常去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

　　一九四九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只知，一九八五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八十三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

（完）

不是有人说郭沫若是投降文人，谁当政就投靠谁。他和徐志摩关系也不好。

沈从文——赤子其人，星斗其文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难为他老人家都被发配到咸宁干校了，居然有勇气把《中国服装史》再写出一本来。董桥说的好，在那种年代，幸好沈从文会说：“中国的刺绣，美呀!汉代漆器纹样，美呀……”

 

以前就听说郭沫若为人不怎样，但当时主要是指别人当面提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错误时，如果对方是晚辈或学生，他态度就不怎么好。对比胡适，郭沫若在“师德”这方面确实差远了。

今日再看这篇文里提到的郭沫若曾于１９４８年攻击沈从文。我没看过郭的原文，但不管当时情况如何，我对于郭沫若的印象总之就是越来越糟糕了！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完全是鲁迅逝世后被捧出来的！

汗，怎么扯着扯这有点像是说政治了。打住ｏ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26 15:14:28编辑过]

呵，说到那个年代不扯政治是不可能的。又一个被政治害了的诗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确是缺少了点反思精神，一切跟党走，如此盲从。不盲从的便沉默，或惨死。如果时光能倒流，也许我们仍将蹈前人覆辙。谁知道呢。

对郭沫若不是很了解，不喜欢他的诗。

尤其是高中课文里要背诵那一段《屈原》中的《雷电颂》，真烦~~~~

这个标题＂仅次于鲁迅．．．

别把鲁迅捧的太高

一个偏执文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23 16:16:18编辑过]

这个标题《沈从文，“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所表达的排名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本文提到的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所著《沈从文论》中的观点。那部书是把鲁迅列为现代中国第１的文学大师，沈氏紧随其后。我个人以为，之前漫长的时间大家里都把沈从文忽略了，现在我仅仅是把别人的意见（也就是“沈从文第２论”）特别标出来强调１下，目的主要是吸引人们的目光而已，并不过分。如果大家就只纠缠于这些文人的所谓排名而看不到别的，那就无聊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倒不觉得鲁迅仅仅是“烽火”所谓的“偏执文人”那么简单。政府捧起了他，但捧得太过，却也使鲁迅让人反感。要是单纯看文学上的成就，鲁迅从他步入文坛那１刻起到现在，也确实无愧于大师称号。或许有人能与之平起平坐，如胡适等，但鲁迅所差的也就是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绩出现得不够早（成就有，但来得相对晚些），不比胡适陈独秀等人早就开始闹文学革命。但鲁迅紧接着在这几人之后的贡献，却不是任何人所比得上的。

比方说，有了文学理论，阐明了革命性的思想，那谁来实际创作呢？总不能停留于空喊吧？这时候鲁迅出来了。《狂人日记》的意义且不论，《阿Ｑ正传》等小说的水平，就绝对不是同１时期的任何文人所能比拟，甚至拿那之后到现在为止的所有中国文学作品来与之比较，鲁迅都不落下风。而鲁迅以文学创作影响并带动其他人走这条路，进而刺激与唤醒国民，这个成绩也绝不是其它人能望其项背的。那时候除郁达夫等少数人外，其他人写不出多少像样的（符合新文化运动要求的、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至于同样是大师的巴金矛盾等人的成熟，那更是２０年代末的事情了，比之鲁迅，差了快１个档次。这就足以说明问题。而且，我们可以回头去找跟鲁迅同时代或者稍晚点的名人的看法，对他都是很肯定很推崇的。其思想之尖锐，放现在来看或许偏激，但在当时绝对很有必要。而且单就文学内部而言，鲁迅随后的创作，几乎是篇篇都有新手法有新突破，且大多都是成功的。

除了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之外，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更可算是同类题材里的奠基之作。近百年过去，现在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大体上还是脱不出鲁迅这本书里的观点。这份水平和智慧，称之为第１流的大师，也不为过。

鲁迅是伟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１大师，当之无愧。虽然他被捧得太过而让人反感，但我建议批鲁迅的，最好能详细些，言之有物。谢谢。

呵呵!抬的这个高?

那个受刺激想自杀的材料我喜欢，看了觉得小文文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