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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 [分享]毛泽东诗词选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分享]毛泽东诗词选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一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原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资料来源:http://enjoy.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516/1/class051600002/hwz11276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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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边城浪子》
  “我知道有两个人佩剑也从来不用鞘的,但他们却说不出如此有趣的道理。”
  “也许他们纵然说了,你也未必能听得到。”
  “也许他们根本不愿说……我知道他们都不是多话的人,他们的道理只要自己知道就已足够,很少会说给别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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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结  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⑵。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⑶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⑷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和谐】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⑸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⑹。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⑺,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⑻,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⑼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⑽。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⑾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⑿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⒀,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⒁,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原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资料来源: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090/8094/20020513/727345.html

古龙《边城浪子》
  “我知道有两个人佩剑也从来不用鞘的,但他们却说不出如此有趣的道理。”
  “也许他们纵然说了,你也未必能听得到。”
  “也许他们根本不愿说……我知道他们都不是多话的人,他们的道理只要自己知道就已足够,很少会说给别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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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选自《中国现代文学史》(天晓得是哪个出版社哪1年的版本)
资料来源http://www.white-collar.net/wx_hsl/dangdai/xd_02/ancient_20times/times_060.htm

第二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跟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还对革命文化和文艺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注意。他的《新民主主义》等著作,在中国文化思想建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讲话》,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实际状况,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并首先加以阐释的,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从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抓住它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的洞察力。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十分赞赏某些进步作家对“下层等级”的“生活、命运、欢乐和痛苦”的描写,并誉他们为“时代的旗帜”(注:《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八十年代,恩格斯非常关心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注:《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一九五年,列宁写出了重要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提出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说:“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专业作家要“经常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前”(注:《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912、916页),为他们创作真正伟大的艺术。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列宁和恩格斯一些论述虽然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就被介绍了过来,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解决。“五四”初年一些作家有过“平民文学”、“民众文学”等主张,后来更提出过文艺属于工农大众的口号,开展过多次大众化的讨论,反映了文艺工作者认识的逐步进展。但最初所谓的“平民”、“民众”,实际上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理解为只是作品语言与表现形式的通俗化;革命作家虽也写过一些反映工农斗争生活的比较好的作品,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作家主观思想上的弱点,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并未真正提上日程。不少左翼作者“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感情认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注: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一九四一年前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正是“五四”以来这些弱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强调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明确具体的说明: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这四种人服务”,其中又着重强调了“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重要标志。“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不能写其他人(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8页)。在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由于革命任务的不同,参加革命的阶级力量不同,文艺服务对象的范围就会有新的变化,除了工农兵之外,凡是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分子,都应当是文艺的服务对象、工作对象;至于描写对象,当然更不应该有什么限制。但是,我们“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8页)可以说,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这是毛泽东同志历来考虑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讲新文化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00页)。一九四年,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6、668页)。在《讲话》中,这种思想更象红线一样鲜明地贯穿在《引言》与《结论》的各个部分,构成了文艺办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完整明确的纲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他解决普及与提高关系的问题,就是完全着眼于人民大众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广大工农兵特别是农民群众由于长期受着剥削阶级的统治,受着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以及各种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思想上解放,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要求得到所急需的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革命热情和胜利信心,同心同德地跟敌人作斗争。因此,对于他们,首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又需要指导,普及以后随着而来的就要求提高,而且还有“干部所需要的提高”,所以,在重视普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提高。由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著名公式:“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从而澄清了过去莫衷一是的不少混乱看法。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些透辟的一针见血的论述,不仅对于文艺工作,而且对其他许多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出发,总结“五四”以来我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
  《讲话》的重大历史功绩,还在于它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关键问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产阶级文艺的建立和发展,既有赖于“革命作家头脑”这个主观条件,也有赖于“人民生活”源泉这个客观条件。只有解决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社会生活源泉的获取这两方面的关键问题,“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提出的作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正是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他给文艺大众化下了新的定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并且以他自己的经验为例,具体亲切地说明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变思想感情的必要和可能: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明的课题,正是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文学时必然要面临的根本课题。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一九一九年,就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出了文艺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和观察的意见。列宁因为高尔基只住在彼得堡,“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阴郁情绪而严厉批评了他。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劝告高尔基说:“在这里生活,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注:列宁致高尔基信,《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0—454页)列宁认为,即使象高尔基这样做过工、有过复杂生活经厉的大作家,也必须多观察工农兵的生活,多观察新事物,以便深刻感受革命和时代的脉搏,克服不健康情绪。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当时各个革命阶级一起已在局部范围内有了自己的政权,文艺家面对着当家作主的工农兵群众,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经验,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的这个意见就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引导作家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走向无产阶级化的完整理论。
  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另一关键问题,是能否获取充足的生活源泉亦即文艺家是否熟悉工农群众的问题。在这方面,早期无产阶级阶级文学的一些倡导者也曾有过糊涂思想,即把“文艺品的创造全凭本身的经验”只看作“是一种谬误的理论”。他们主张作家可以用“体察”、“想象”来代替生活经验:“若写强盗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强盗;写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娼妓;……那岂不是笑话吗?”(注:华希理(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4月号)鲁迅曾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鲁迅这个见解,十分深刻中肯,但限于国民党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的环境条件,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到了抗日时期的延安和各个民主根据地,作家对工农兵群众“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况,就与自身承担的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严重阻碍着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了解工农兵,当然就无法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造成对工农兵的严重歪曲。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同志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Pfit顊
  就这样,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即转变思想,又获取源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为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所指明的根本道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完全符合文艺的特点。文艺必须反映客观生活,忠实于客观生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艺对于生活的反映,又总是通过了一层作者思想和艺术的折光的,没有这层折光,便没有文艺作品的产生,这里就有了作者主观思想感情和对生活认识的问题。一个作品如果要激动人心,引起与读者感情上的强烈交流,先决条件是它所反映的生活不仅真实,而且确实首先使作者本身强烈的激动过。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总是经过文艺家心灵的浸润,饱和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当然,文艺家的思想感情又必须寓于对生活本身的客观描绘之中,而且不应该是违背生活真理的偏见。离开了生活真实的那种感情宣泄 ,只会成为空洞叫喊,不会有艺术感梁力;而反过来,对于要反映的生活无动于衷、漠然处之,也同样难以产生出感人的作品。在这里,被反映的客观生活与反映者的主观思想之间的任何分割,都会背离文艺的规律。正是文艺的这种特点,不仅规定了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且也要求文艺家的思想改造必须遵循一条特定的途径——一条把思想改造跟获得创作源泉统一起来的途径。离开了这条特定的途径,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无产阶级的作家队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就是从两者统一的要求来阐明问题的。他提出的文艺家与工农兵的结合,正是同时牵动革命文艺赖以产生的两方面条件的一条总纲,是解决文艺问题的总枢纽,它一方面关联着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一方面又关联着文艺创作源泉的获得。由于这两方面是在同一过程中紧紧地结合着的,因此,思想感情的变化既不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而致架空,生活素材的获得也因饱和着作者感情而富于生命。可以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实际斗争,与工农兵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条件下为无产阶级文学找到的一条根本生命线。有了这条生命线,文学就有了最丰富的源泉,永远不会枯竭,作家个人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江郎才尽”的危险;有了这条生命线,作家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化为血肉的丰富充实的革命思想感情,产生为文学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作家的无产阶级化也才有了保证。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又一个突出的贡献。
  《讲话》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全面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从而既总结、肯定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光荣战斗传统,也澄清了文艺界存在着的某些糊涂观念。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二十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对革命有着“伟大贡献”。但过去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所谓文艺创作是“下意识的过程”、“艺术和政论往往不是一元的”(注:引自托洛茨基1924年5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党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的发言。译文可参阅鲁迅译的《文艺政策》一书,见《鲁迅译文集》第6卷)、无产阶级文艺“决不会存在”(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引言》。该书中译本作为“未名丛刊”之十三,出版于1928年2月)等荒谬主张,按照这种主张,文艺实际上只能与无产阶级政治背道而驰,它曾对中国进步文艺界一些人产生过不好的影响;另一种是对政治作出机械狭窄的理解,并且忽视文艺的特征,以致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是当成宣传某项政治措施,或图解某项具体政策。毛泽东同志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也注意防止和反对了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揭示的,正是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必然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客观规律。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的基础服务的,但由于它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要为基础服务往往需要经过政治做中间环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24页),“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毛泽东同志又特意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是有原则区别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总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符合客观的生活真实的;违背人民利益、违反生活真实的政治,决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文艺家,既应该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也应该有高度的勇气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也难免有发生错误的时候。因此,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正是用自己明确的语言,强调指明了“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性与文艺的真实性的完全一致,他说: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这段话对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防止把政治理解得过于狭隘、过于机械,《讲话》又特意说明文艺所应该服从的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里说的“一定革命时期”,是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是指这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总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从属于整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需要,而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或某项具体工作任务。因为,正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事物发展规律和实际斗争需要,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仅是全党的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文艺,只有为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取消文艺的特殊规律,也就取消了为政治服务本身。毛泽东同志在阐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正是充分注意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的。他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如果以为政治上正确就可以不遵循艺术规律,那是一种极端幼稚糊涂因而也极端有害的想法。而且,艺术的特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它贯穿于创作的全过程,渗透进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艺术的独特性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形式,同样还在于它的内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因此,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并不只意味着政治内容找到相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还要求艺术家从生活中熔炼出能体现自己的政治倾向、美学理想的艺术内容。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依据艺术的特殊规律去探求生活,把政治内容真正融化、渗透、改铸为艺术内容,而且这个过程又必须十分自然,来不得半点强制和做作。许多伟大作品都有着尖锐的深刻的政治内容,但这种政治内容又是按照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要求来表现的,而不是机械的政治加形象,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给概念披上形象的外衣。正是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这个深刻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可以说,重视文艺特征的思想,贯穿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各个部分。例如,他提出革命的文学家应该把“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且“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他认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他还认为文艺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并且提出:“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如此等等。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想是异常丰富而全面的。这些思想对于哺育我国革命文艺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相联系,《讲话》还阐释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着重论述了两个批准的问题。
  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注:《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认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应该发展”。他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根据文艺史上出现过的无数事实,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概括出这样一条规律:“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一些文艺家,出于种种原因,也曾标榜“艺术至上”或“艺术第一”,而实际上,也他们衡量艺术作品也还总是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标准放在首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绝不意味着可以轻视艺术标准。把“政治标准第一”当做“政治标准唯一”,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从事文艺批评,当然应该兼顾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把艺术标准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政治内容和艺术成就参着不一的各类作品,文艺批评必须细致地区分各种情况,联系社会效果,谨慎从事,防止简单粗暴。政治和艺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表现在一个作品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能割裂,又不能互相代替。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不仅对文艺创作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文艺批评指出了着眼点和归宿点。文艺批评只有既注意政治标准又注意艺术标准,把政治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从政治和艺术统一的观点上去评价作品,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
  《讲话》还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原则上正确地阐明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首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这个团结自然是最广泛的。但是,仅仅抗日,还没有包括政治问题的全部。随着抗日而来的,广大人民迫切希望扩大民主,这就要求文艺界进一步“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这样一个以革命力量为核心的多层次的统一战线中,这一层范围内有团结,另一层范围内又会有批评或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文艺界统一战线既服从政治、又区分苦干层次,既坚持团结、又不放弃斗争的基本政策原则。过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不懂得这个原则,有时离开了团结抗日这个政治前提而硬要对方服从自己的某个口号,以致产生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左”的错误;有时又为了照顾团结而忘记坚持必要的原则和斗争,以致产生某种右的偏差。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他又说:“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这是对文艺界统一战线 问题所作的十分明确、十分完整的阐述,对于革命文艺工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讲话》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在文艺源于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方面,在文艺遗产的继承和革新方面,在革命文艺的基本任务方面,在作家主观动机和作品客观效果的关系方面,也都有透辟精到的论述。这些创造性的论述同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
  《讲话》是我党思想和理论建设的光辉文献,是自有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讲话》的发表,在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造成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讲话》中提出并切实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它为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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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边城浪子》
  “我知道有两个人佩剑也从来不用鞘的,但他们却说不出如此有趣的道理。”
  “也许他们纵然说了,你也未必能听得到。”
  “也许他们根本不愿说……我知道他们都不是多话的人,他们的道理只要自己知道就已足够,很少会说给别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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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选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作于1925年)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馀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妆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汉,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作于1936年2月)

《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作于1935年10月)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作于1935年夏)

《西江月·井岗山》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作于1928年)

《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五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作于1930年1月)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宵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作于1931年春)

《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两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作于1935年10月)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距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作于1949年4月)

《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作于1949年4月)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一九五零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作于1950年10月)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时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作于1954年夏)

《卜算子·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义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作于1961年)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作于1963年1月)

《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馀,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璧,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作于1956年6月)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作于1957年5月)

《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妆爱武装。

(作于1961年)

《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支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作于1961年)

《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作于1933年夏)

《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坠,
赖以拄其间。

(作于1934到1935年)

古龙《边城浪子》
  “我知道有两个人佩剑也从来不用鞘的,但他们却说不出如此有趣的道理。”
  “也许他们纵然说了,你也未必能听得到。”
  “也许他们根本不愿说……我知道他们都不是多话的人,他们的道理只要自己知道就已足够,很少会说给别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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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因家而暖 因人而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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