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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推荐]还吾庄子(注逍遥游)沈善增 著

《谐》之言曰:鹏之徒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对“水击”的“击”字,各注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就是《广韵》所说的“击,打也”。《释文》:“崔云:将飞举翼,击水踉跄也。”《成疏》:“大鹏既将适南溟,不可决然而起,所以举击两翅,动荡三千,踉跄而行。”《现代版》据以译成:‘鹏迁飞到南冥去哟;必须凭藉水势,努力拍打翅膀,划水三千里,才可能升空。”另一种认为“水击:通水激”。《今注译》引马叙伦说:“‘击’借为‘激’,音同见纽,《汉书•贾谊传》:‘遥增击’,《文选•鹏鸟赋》‘击’作‘激’,是其例证。”朱桂曜说:“击盖通激。《淮南•齐俗训》:‘水击则波兴’,《群书治要》作‘水激’。水击三千里,犹言水激起三千里也。”王叔眠说:“《一切经音义》七八,《御览》九二七,引‘击’并作‘激’。李白《大鹏赋》:‘激三千以崛起’,即用此文,亦作‘激’。”陈鼓应先生据此将这句话译为:“水花激起达三千里。”

  我比较两种意见,又揣摩原文,认为还是第一种意见可取。理由有三:

一、通假应该是作者当时表达某种意思不知有这个字,故借音近的字来代替。但《庄子》里本有“激”字。《齐物论》中用“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突者,咬者”来比拟窍穴怒号之声,可见庄子明知“激”之含义。因此,庄子如果在这里要写“水激”,用不着通假为“水击”。

  二、整个这句话,是描写鹏飞南徙的动态。后面“抟扶摇”的“抟”,“去以六月”的“去”,都是动词,主语都是“鹏”,也都承前省略了。如果“水击”是“水激”,那么主语就变成“水”了,这个分句就与后面两分句不协调,后面两个分句的主语也不可承前省略。“激”是“水’的状态(尽管是被动态),而不是鹏的动作。倘若把“水击”理解为鹏在水中拍击翅膀,那么,三个分句描写三个动作,前后就贯通一气了。

  三、《庄子》中还有几处用到“击”,都是“击打”的意思,再没有通假为“激”之例。《今注译》所引马叙伦、朱桂曜、王叔岷诸人举的例子,都可以看作后人对“水击’的理解。用后人的理解来反证庄子的原意,是没有说服力的。

本来,把“水击”理解为“在水中拍击翅膀”,很通顺也很形象,何必去兜个圈子呢?这句话,从描写角度来说,是很具体,也很符合情理的。现代人都知道,飞机越大越重,它起飞所需跑道一般也越长,像“背不知其儿”的鹏,从在水中扇动翅膀开始,直到身体完全离开水面,其间要滑行三千里,这种说法合情合理,令人有亲临现场之感。倘若说一飞冲天,则就显得仅凭想象,不够真实了。待到身体完全离水,才可急速上冲,就像飞机升空后,便可以陡势爬高,“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紧接着的描写也完全与现代飞行原理相符。庄子当然不可能看到现代的飞机,但他可能看到野鸭从水面起飞的情景,所以引来增强这故事的可信度。把“水击”理解为“水激”,至少是没有领略这两句具体描写的妙处,也就没有体会到庄子先引用《齐谐》之语的用意。试把这段话与后面再引述的“汤之问棘”的话对照一下,可以说描写中就多了“水击三千里”这一句。不能说就因为《齐谐》有这一句所以才被引,但这句话显示了《齐谐》行文之特色,却是可以说的。没能领会这特色,就会在不经意中抹杀了这特色,这是非常可惜的。

  但崔譔把这句话注为“将飞举翼,击水踉跄”,鹏的样子似乎有些狼狈。这是他的引申发挥,于原文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原文用了“三千里”、“九万里’那么大的数字,完全是要展现宏大的气势,我不知他是从何处看出鹏的无奈。而流沙河先生根据崔注、成疏译的那段话,尽管“水击”之意不错,但他用“必须凭藉”,“努力”,“划水”,“才可能’这样的词来表达了“踉跄”之意,这与庄子的原意是相左的。因此,如果从全句的含意来说,倒还是陈鼓应的译法更符合庄子的精神。

  抟(tuán),司马彪注为:“飞而上也。”崔譔则认为:“音‘博’,拊翼徘徊而上也。”陈鼓应先生引了章炳麟、蒋锡昌、王叔岷等人的考据,干脆将这个字依《世德堂本》改为“搏”。而郭庆藩在《集释》案语中认为,抟,应读作“专’,借为“专’,又有“聚”义,“‘抟扶摇而上’,言专聚风力而高举也。”

  我比较了这几家看法,又查阅了《说文》,认为“抟”还是音“团”,是手捏成团的意思。因为“抟”的这个义项在《礼记》中就有。《曲礼上》:“毋抟饭”,孔颖达疏:“共器若取饭作抟,则易得多,是欲争饱,非谦也。”而《释文》注为:“音博,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其实是把“抟”当作“搏”字之误。《集释》引的卢文弨的意见把这点指明了。“当云,本一作搏,音博。”卢文弨还指出陆德明在作《考工记》注释时也犯了同样草率的错误,“不分别字体,非。”在采用“抟”字原初或较早的引申义项(以庄子可能知道为准)能够解释得通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个错别字。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认为这是个通假字,何况郭庆藩所举的例证是在比《庄子》晚得多的《汉书》中。(《汉书•天文志》:“骑气卑而布,卒气抟如淳。”注:“抟,专也。”)

  那么,“抟扶摇而上”是什么意思呢?

“扶摇”是旋风的名称。《尔雅》:“扶摇谓之飙。”《尔雅》的这一节中,前面还有“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焚轮谓之穨”等语。从这些句子看,“扶摇”是俗名,“飙”是学名。老百姓口头上称这种风叫“扶摇”,“扶摇”两字应该是形容这种风的形态的。扶而又摇,晃晃荡荡,像个醉汉,又不是从特定的方向刮来,本句中又点明它是往上的,这些特点综合起来看,非旋风乃至龙卷风莫属。“抟扶摇”就是把旋风捏作了一团。怎么会把旋风捏作一团呢?“抟”,还有圆形的意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抟,俗字作团。”王筠《说文句读》:“抟,自是周、秦间‘团’字。”《楚辞•九章•桔颂》:“曾枝剡棘,圆果抟兮。”王逸注:“抟,圆也。楚人名圆为抟。”看过制陶的都知道,圆形的陶器,碗、瓶之类,是将一团泥巴放在旋转轮上,两手捧捏,慢慢向上,随着轮子的旋转,圆柱形、圆椎形或碗形的器皿就成形了。鹏翼垂天,它乘着旋风盘绕而上,看上去就像一双大手捧捏着一团无形的坯泥。这情景不是很形象,也很壮观吗?古人对制陶工艺很熟悉,庄子就常用‘天钧’(钧即制陶的旋转轮)来比喻“道”,所以,无论这是《齐谐》原文,还是庄子在引用时作了点化,这里用一“抟”字,唤起读者制陶的经验,以想像大鹏盘旋凌空的身姿,是完全可能的。只是后来的注疏者离开制陶的生活经验远了,连“钧”都望文生义地注错,就更难直觉到“抟”字的妙处了。这样的隔膜,在当时的受众是不会有的,“抟”在当时读者看来应是十分通俗而又传神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借用他的话,真可以说:“着‘抟’字而境界全出矣。”

紧接此后之句,我与所见各注家都有分歧。

各家意见又分两派。一派解“息”为“休息”。《郭注》:“夫大鸟‘去半岁,至大池而息。”《成疏》:“时隔半年,从容志满,方言憩止。”“息”有“休息”的义项,《庄子》中确也有这样的用法,如“息我以死”(《大宗师》)、“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天道》)等,但《庄子》中更多用的是“息”的原初意“呼吸”。《说文》:“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声。”而这句里,明显应该采用“呼吸”的引申义,而不能采用“休息”义。因为下面紧接的一句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那句话是承着此句的意思而来的。两句话的连结点就是那个“息”。“息”就像电影蒙太奇中连结两个镜头的过渡事物。那句话里的“息”是气息。此句中的“息”也该是气息,据此,有些注家便把“息”解为“风”。《今注译》引释德清说:“周六月,即夏之四月,谓盛阳开发,风始大而有力,乃能鼓其翼。‘息’,即风。”宣颖说:“息是气息,大块噫气也,即风也。六月
气盛多风,大鹏便于鼓翼,此正明上六月海运则徙之说也。”这种解法,较上说为通,但也有问题。这样解,把“六月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看,作为六月季风的代称,根据不足。其一、上句已说到风,说“抟扶摇而上”,这句再说乘风,两句意思是重复的。其二、在庄子的观念中,“气息”是个种概念,“风”是个属概念,所以在《齐物论》中提到“风”时,他先要说一句:“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风是特定的气息,因此不能见“息”便认定是‘“风”。其三、即使真说乘“六月息”而去,这句话也该是“去以六月息也’,而不是“去以六月息者也”。加个“者”,有强调的意思,译成现代白话,可加上“全凭着”,“就靠着”这样的话。庄子(或《齐谐》)何必要强调“六月息’呢?

  刘文典是不同意释德清与宣颖之说的。“终年始得一飞,于义殊有未安。《补正》据《御览》校为‘去以六月一息者也’。多一‘一’字,可证旧解以‘息’为止息不误。原文果否脱‘一’字,虽难断言,但据《御览》所引,则旧解之长,益灼然可见。”(张德光《<庄子补正>跋》)这一例,是张德光先生特别举出来,作为《庄子补正》的重要学术成果的,可见此“息”义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我认为,要正确注解此句义,关键要弄清楚,下句话里的“息”到底是什么意思。

  《成疏》:“《尔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外,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扬土曰尘,尘之细者曰埃,天地之间,生物气息,更相吹动以举于鹏者也。”《释文》:“野马,司马云,春月泽中游气也;崔云,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把“野马”释为泽间升腾的游气,就是这样来的。这样解似也有据,因为前面在说“风”,后面又说“尘埃”,中间自然以插进游气为宜。但不管怎么说,倘把游气称为“野马”,这是庄子的发明创造,因为《尔雅》中没有这样说法,也不见于其他先秦典籍,可见这说法在当时并不流行。但按庄子的行文习惯,如果新创一说,或者旧词注入新意,他一定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庄周先生是为读者着想得很周到的。你看他提到“风”还要特别说明一句,而对“野马”却未置一辞,这是一个可疑之处。就算“野马”是“游气”吧,“生物”又作何解?成疏:“天地之问,生物气息,更相吹动”,含糊其辞。《今注译》引陈启天《庄子浅说》,把“生物”解为“空中活动之物”,陈鼓应先生由此把这句话译为:“野马般的游气,飞扬的游尘,以及活动的生物被风相吹而飘动。”这样译法,违反古汉语常识。首先,如果“生物”是名词,与“野马”、“尘埃”为并列主语,那么,原句应为:“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也,以息相吹也。’而绝不会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古汉语也有语法规则,不能随意改变,否则不能用来交流。其二、古人言“物”,指的主要是生物。单举一个“物”字。就可以代表生物,这种用法,直到严复译《天演论》,称“物竞天择”,一以贯之,没有变化。现代中国人才把一个“物”字理解为无生命体。所以,《庄子》中怎么会有“生物”这样的名词呢?《成疏》中“生物气息”一说,“生”还是动词,作“产生”,“使产生”解,而不是修饰“物”的形容词。成玄英因为不明白“野马”、“尘埃”何以能“生”物,所以在这段话中照抄原句,来个不了了之。结果造成了陈启天、陈鼓应等人的误解。王夫之是明白这一点的,其子王敔在《庄子解》的增注中说:“生物犹言造物。”(不过他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来言“造物”的,与《庄子》中的“造物”义还是有所不同,这待以后再说。)但他还是把这点放过去了,可见也没有深究。

其实,在庄子的观念中,“野马”、“尘埃”都是有生命之物,它们的生命活动,都是以息相吹的结果。这从前面所引《至乐》中“种有几”云云的一段话可以得到证明。“几”为极微、最小单位。庄子认为生命体(形)是由“种”发育成长而来的,“种”是生命体可见的最小因素与最初因素。而“种”里又包含着大量的“几”——含有生命生长发育的原初动力的最小单位。使“几”能发展起来的是无形质的“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几”发展起来,具有形质,就有了物。“物”体内还是有气存在,这气依然是生命的动力,它叫“息”。庄子对“息”十分重视,认为人所要修炼、所能修炼的就是这股“息”。“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外物》)因而,在庄子看来,气息是生命的原动力,是“道”的形态化。是“道”从无形动力向有形物质的过渡。既然“种有几”,尘埃中也含有几,因而尘埃也是“种”,也是“物”。尘埃如此野马更不用说了。从《至乐》的那段话看,庄子列出的生物链,最后是“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马是人之外生物中的最高层次,类似我们今天说的类人猿是人之外的动物中最高级的生命。因此,《庄子》(也包括《墨子》、《公孙
龙子》)常常举“马”为“物”的代表。《齐物论》中说:“万物一马也。”考虑到这一点,又加上前述对把“野马”释为“游气”的怀疑,我认为,本句中的“野马”就是野生之马,代表最大最高级的物,以与代表最小最低级的物“尘埃”相对。“生物”。是指使物“生”,让物获得生命。这句话可以译为:“大如野马,小如尘埃,物之所以有生命,全凭着那鼓荡的气息。”本句中“相”为“共”义,不是“相互”义,与“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齐物论》)之“相”同。这句话中,其实“吹”字也很要紧,但这点留待以后注《齐物论》时再详说吧。

  由下句的“息”义反观上句的“息”义,我明白了,此“息者”也是指的生命气息。而且,“息者”不仅对应“去以”这个动作,还对应于前面的“水击”、“抟”的动作,总括起来,就是对应第一分句中的“徙”。“徙”的过程,分解为“击”、“抟”、“去”等具体动作,“息”是鹏完成这些大动作的依据——动力来源,所以特别加“者”予以强调。据此,我把此分句断为“去以六月,息者也”。“息者也”是最后一个分句,是对第一总起分句,第二、三、四并列、承接分句的回应与概括。这句话可以直译为:“鹏迁移到极南幽冥之地的行动,要在水中扑翅滑行三千里;然后升空,抚拥着旋风直上九万里;一去要飞六个月;这全靠着生命的气息啊!”

  这样解,即使参照《太平御览》把“息者”改为“一息者”,也是通的,而且更通。

  由此可见,整段引文,庄子着眼于一个“息”。所以在下一句又就此加以发挥。言“息”即是言“道”,这也表明了庄子将大鹏作为得道者的象征的意图,请读者于此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歪解庄子,正是在这些地方一点点蚕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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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也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無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这句话前面已经解释了。但之所以要从这句开始另列一段,是因为我反复读下来,觉得从这句开始,到“而后乃今将图南”,这几句话不是《齐谐》的原文,是庄子加进去的议论。将《齐谐》文字与后面《列子•扬问》中的文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齐谐》比较口语化,描写细腻而生动,具有较强的民间文学色彩,而《列子》行文就比较华丽,讲究修饰,显出文人雕琢之匠心。《齐谐》这一特色,与它的书名也是符合的。但这几句议论,寄意深远,义引而不发,从写作角度说,非经验老到、具有很强的文字控制力的高手不能为之,明显与《齐谐》的叙述风格不一致,故而我断定这段议论出于庄子之手。

  反复诵读《庄子》,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庄子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自觉文体意识的第一人。前面已经提到他在锻字炼句及规范用语方面所下的功夫,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地方借叙述人(包括作为人物的“庄子”)之口来说,什么地方由作者直接出面来说,庄子对此花费了大最的心思,进行了很深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接受离于言说的“道”。现代叙事学研究的一些课题,庄子当时己予以充分的注意,并得出了一些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成果。

  庄子(或其后学)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白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囚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寓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重言”、“卮言”就是庄子总结出来的三种叙述(“言”)方式。

  “寓言”是“藉外论之”。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像做父亲的,不能给自己的子女做媒人。做媒人要向对方推荐己方,父亲称赞自己子女的优点、特长,即使是客观公正的持平之论,对方也有保留,不如由第三者出面来说。这第三者就是“外”。庄子说,采用“寓言”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人都自以为是,“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已为非之”。所以,请出来的第三者,是要对方易于接受的。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对方。在具体操作上,便是不就双方争议的问题展开论理辨析,不作逻辑的证明指谬,而是将争议问题先搁置起来,另外提出一件事(一个双方都能认同的经验事实或虚拟故事),这件事的逻辑关系(是非、因果等)简单明了,且与争议的问题相对应,这样,对方认可了这件事表明的逻辑,也就接受了己方在争议问题上的观点。这种叙述方式,与印度的因明学中所说的“比量”,及西方逻辑学所说的“类比推理”有相似处。但“比量”与“类比推理”都是理性思维,而“寓言”则是形象思维。庄子总结出“寓言”这种叙述方式,也反映了中华民族擅长于形象思维的心理特征。庄子认为“寓言”的作用很大,“寓言十九”,就是说“寓言”的可信度有十分之九。因为“寓言’使自己的观点带上了第三者的身份,易于为对方接受。不像逻辑论辩,往往会使双方陷于枝节琐细的是非之争中,结果意气用事,越争越对立,于事却无补。“以寓言为广”,就是说庄子将“寓言”当作类似演绎推理的手段来运用,使他所要传布的“道”得以推广。

相比之下,庄子认为“重言”的作用不及“寓言”。“重言十七”,可信度比“寓言’少了十分之二。“‘重言”就是权威性意见。“是为耆艾,年先矣。“耆艾”就是老人。《礼记•曲礼上》:“六十曰耆。”“五十曰艾,服官政。”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尊老,因为老人有丰富的经验。因此“耆艾”又有师傅的含义。《国语•周语上》:“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韦昭注:“耆艾,师傅也。”于是,“耆艾”的意见可以直接表达出来(“所以己言也”)而叫人信服。但庄子指出,并不是所有老人的话都是可以信服的。“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肚子里没什么真才实学、只是倚老卖老,“是非先也”,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如果此人对后人没什么优势,也就不具备什么权威。“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老人而不具权威性,就不过是个过时的人罢了。因此,庄子认为“重言”的作用不及“寓言”。但它毕竟还有十分之七的作用,故而庄子还是在文中经常加以引用。“以重言为真”,引述权威性意见、前人的经验之谈,可以作为论据,加强己“言”的真实可靠性。所以,王夫之把《齐谐》与《列
子•汤问》中的描述视为“重言”是对的,但他把“重言”理解为重复地说(“有言此者,又有言此者,更有言此者”),则是望文生义,与庄子的原意相左的。前引王夫之的那段解释“重言”必要性的话,可以说是歪打正着。“重言”之“重”,是“言’的分量重,而不是重复。“重言”的作用相当于因明学所说的“圣言量”。但因明学认为“圣言量”的价值是绝对、完满的,而庄子认为“重言”的价值只有十分之七,由此也可见庄子的真理观。

庄子认为最可信、作用最大的是“卮言”。“卮言”就是客观地描述、反映现象。庄子认为,“言”之所以有局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就因为言者拘于一己的立场,对现象作出可能性(“可”)与价值性(“然”)的评价。“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但此之然可常常与彼之然可有差异,而谁都想把对方调整到己方的立场上来,这样就引起纷争与冲突,而这纷争与冲突是不可能导致真理的,因为纷争与冲突的观点其实都是真理的某一方面的表现。要求真理,必须先超越一己立场的局限,无成见地来客观反映、认识、把握现象。卮是古代一种圆形的酒器。《玉篇》:“卮,酒浆器也,受四升。”《释文》:“《字略》云:‘卮,圆酒器也。’”又引王叔之云:“夫卮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己无常主者也。”王叔之“施之于言”的这段话,引起了后人对‘卮言”的误解。《辞海》“卮言”条:“后人常用为对自己著作的谦词。”这是事实。如《诸子卮言》、《经学卮言》、《卮林》等。问题是庄子并没有把“卮言”当“谦词”,相反,他认为其价值要超过“寓言”与“重言”,可见把“卮言”当谦词用的人都对其意误解了。但这种误解还算是客气的。辛弃疾把这种误解挑明了。他的朋友郑舜举,在信州知州任上将其书斋取名为“卮言”,辛弃疾即写了一闽《干年调》,“作此词以嘲之”。词曰:“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这话当然是借题发挥,极尽调侃,但也可见后人认为“卮言”就是和稀泥、捣浆糊的言辞。《辞源》“卮言”条:“随人意而变,缺乏主见之言”,就是这么来的。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与自以为是的定见,变成了“缺乏主见”,这实在是莫大的冤枉。要辩清这件冤案,牵涉到庄子关于“道”与“言”的整个理论系统,这要在《齐物论》的注释中详论。这里只能先提一下庄子对“卮言”的评价。本来,庄子把客观反映现象之言取名为“卮言”,就是取卮器“满则倾、空则仰”的特点,以喻这种言能表里相应、如实反映的性质。“卮言”犹如因明学中的“现量”,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说的“能够成立的语言”,“通过描述世界而代表着世界”。(引自[英]麦基编著的《思想家》)世界现象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由此,反映世界现象的“卮言”也每天随着变化,故而叫“卮言日出”。但“卮言”反映的只是现象,也会带来现象的局限性,所以,先要排除这种局限性,“和以天倪”,就是消除现象层次上的是非对待。这样做以后,就能摆脱现象的种种局限、束缚,通向本质。这就叫“以卮言为曼衍”。《说文》:“曼,引也。”“衍,水朝宗于海也。”一个表高度的“引”,一个表广度的“汇”,“曼衍”,就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谓的演绎与归纳。通过对现象的演绎与归纳,以达到本质真理,这是认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认识论的基础部分。故而庄子对“卮言”那么推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从叙事学角度看,“寓言”、“重言”都要另设一个叙事人,哪怕这叙事人叫“庄子”。作为叙事人的“庄子”与作者庄子身份是有区别的。而“卮言”及其“曼衍”,则一般由作者直接出面来说,真实表示作者的认识水准与具体结论。

  上面一段话是“重言”,本段及后面一段,则是“卮言”,因此我把这句话归到这一段中,而解释则只能根据需要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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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苍苍,其正色那?其远而無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对这三句话,我一直存有疑问:前面两个问句,发问者是谁?后面一句中的“其”又指的谁?

  《成疏》:“仰视圆穹,甚为迢递。碧空高远,算数无穷。苍苍茫昧,岂天正色?然鹏处中天,人居下地,而鹏之俯视,不异人之仰观。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鹏亦讵知地之远近?”

  按照他的说法,发问的是人,也就是作者,而视下的是鹏。各注家在这一点上大同小异。但这样解又引出了个问题,前面两个问句里的“其”都指的天,到第三句句首的“其”却突然换成了鹏,这照语法规则来说应该是不允许的。

  另有一点,“天之苍苍”,《成疏》为“苍苍茫昧,岂天正色”,王夫之解为“由野马、尘埃、生物之息纷扰于空,故瞖天之正色,不可得察”,都认为庄子置“苍苍”一辞含贬义,似乎“苍苍”就是大气受了污染,这样理解,也让我疑惑。

  及至弄通“野马也”一句是承上句之“息”而来,并非像郭象所注:“此皆鹏之所冯(凭)以飞者耳。”“野马”、“尘埃”不是鹏在飞行过程中之所见景象,“野马”也没有必要强作“游气”解,我才觉得那些疑问都豁然冰释了。

  上句“野马也”是承“息”生发而来,此句天问则是由“息”引申到了“气”。发问者即是作者。充满着生命气息的天空,激发了作者无穷的遐想。“天”到底是什么?处在高空之中的状态如何?《说文》:“苍,艸色也。”苍就是青色。《诗•王风•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传》:“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经验告诉我们,天越高越远之处,显得越蓝,就像海水,越深处越蓝。因此,“天之苍苍”,应该是指极目高远处,与地平线上的游气、眼前飘浮的尘埃是不搭界的,所谓“苍苍茫昧” 、“瞖天之正色”都是违背经验的臆想,是注家强加到庄子头上去的。“天之苍苍,其正色邪?”本来完全可以按字面理解为“天空高远处青青的颜色,它是天的本色吗?”我们设想一下,在秋高气爽之日,仰望天空纤尘不染,一碧如洗,心头是多么舒畅。我们会觉得那纯净的青蓝色是多么可爱,多么宜人。在这种心情下,我们问出一句几“这蓝色是天的本色呜?”尽管问得有些天真,但这天真中正蕴含着一份美好的憧憬。庄子的天问就不天真吗?你再看下面一句:“其远而無所至极邪?”这不正像一个好奇的孩子在问吗?而可贵的正是这份天真。成、王之疏、解,把庄子的这份天真丢掉了,把庄子的天问解得像屈原的天问,好像一问天都有满腔的郁愤要发泄,所以“苍苍”变成“茫昧”、“纷扰”、“瞖天之正色”,这对天空的污染,也无意中污染了庄子的精神。

  “其视下也”,“其”,我认为还是“天”。为什么不能是“天”呢?我想了想,发觉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其”为“天”。你说“天”怎么能“视”呢?为什么“天”就不能拟人化,不能“视”呢?我们不是直到今天还在说“老天爷有眼”之类的话吗?想明白了问题就这么简单。

  “天”往下看,看到的也一定像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苍苍一片,无穷无尽。这是将从“道”的高度视“物”的境界具象化。“亦若是则已矣。”这句话不难解,“已”作“一定”、“必然”、“肯定”解,此义项,是从“完成”、“完毕”的义项引申而来的。然而,郭象却把“已”注为“止”,“则止而图南矣。”成玄英也跟着说:“鹏之图南,止在于是矣。”关于这点,王先谦指了出来:“非谓遂止也。”陈鼓应则根据王引之、陈景元之说,认为“则已矣”应该是“而已矣”。“而已”中的“已”,还是有与“完成”相似之义(罢了)、因此“则”解为“而”,似乎多余。但郭、成在后而很多“已”处,都斩钉截铁地解为“止”,有的地方明显不该是“止”义,如《齐物论》中“使其自已”、“因是已”,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是“止’,哪怕费许多口舌。但“已”有“成、毕”之义项。早已有之。庄子完全可能这样使用,如《广雅•释诂三》:“已,成也。”《玉篇•已部》:“已,毕也。”《易•损》:“已事遍往。”孔颖达疏:“已,竟也。”《国语•齐语》:“有司已于事而竣。”韦昭注:“已,毕也。”《汉书•艺文志》:“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颜师古注:“已,毕也。”《文选•阮籍<咏怀诗>》:“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李善注引《苍颉篇》曰:“已,毕也。”郭、成为何只取“止”解,实在令人不解。

  当然,说“天”往下看,也隐含着“鹏”往下看的意思。但必须是升到九万里高空的鹏,其时,鹏可谓已与天浑然一体,或者说鹏变成了天的眼睛。就修辞而言,正反映了庄子善于利用汉语富于暗示的特点,来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用一代词“其”,从语法上看是指“天”,从心理上说读者必然会联想到中天之鹏,这是以少带多。就意境而论,以虚(天)涵实(鹏),化实为虚,通过“鹏”的意象与“天”的意象的转换、融汇,将境界大大地拓展,使鹏飞的“南徙”目的淡出,而“上升”的形象突出。上下左右前后都是苍苍正色,置身其中一无牵挂、一无沾染,乃至亡方之所在、身之所在、我之所在,这就是一种庄子理想的得道境界。鹏到了这样的境界,于是,就成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至人”的象征。

  本段几句话都属闲笔。像这样宕开一层、拓展境界的闲笔,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绝无仅有的。庄子可以说是中国艺术散文(笔者杜撰,以别于学术散文)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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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水之积也不厚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無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这段话字面意义通俗易懂,只要把几个字弄懂,就能译得比较准确。

  “且”,这里不作“而且”解,作“如果”、“若”解,表假设关系。《公羊传•隐公元年》:“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句式和此句完全一样。“坳(āo)堂”,据郑珍的《说文新附考》,“坳”字是首见于此句。司马彪原来将它注为”黝”,是支道林将此注为“堂有坳垤形”,“坳”才为“凹”义。“坳堂”之称,现代吴方言中仍保留着,就指地面上小的坑洼处,现代有写作“凹氹”的。从句子来看,这个词意义古今没什么变化。“乃今”,按今天的理解应为“今乃”,译成白话,为“现在就”、“现在才”、“现在是”的意思。《庄子》中*有七处用到“乃今”。除了这段话中两处,本篇中还有“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句,“乃今”为“现在是”,而本段中两处“乃今”为“(现在)就”。“夭阏(è)”《说文》:“夭,屈也。”“阏,遮拥也。”段玉裁往:“遮者,遏也;拥者,袌也。古书壅遏字多作拥阏。”“夭阏”就是“折服阻挡”的意思。

  这段话还是庄子的发挥:

  “如果水的积蓄不深厚,那么它托起大船的力量就不够。倒杯水在凹氹里,那么,只能用小草做船,若放个杯子上去就要粘地,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的积蓄不厚,那么它托起巨大翅膀的力量就不够。故而要升到九万里高空,那么风就在下面了,然后开始增益风力;背上承负着青天,谁也没法阻挡,然后开始飞向南方。”

  从修辞角度说,有两个字用得非常传神。一是“培”。《释文》:“培,重也。”“重”是叠加之义,是直接从“培”的本义引申而来。《说文》:“培,培敦。”段玉裁注:“封建所加厚日培敦。”“封建”就是植树的土堆,往树根上加土叫“培”。清代王念孙认为这样解释不对。“‘培’之言‘冯’(凭)也。‘冯’,乘也(见《周官》‘冯相氏’注)。‘冯’与‘培’声近,故义亦相通。”(转引自《今注译》)陈鼓应先生采用王说。但我觉得,不管王念孙将“培”通假为“冯”理由是否充分,在就字的本义作引申,能方便讲通的情况一下,便没有必要用通假来解释。我感到这“培”字非常形象、生动,一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抟”。庄子把风的积蓄看作土堆,于是可以往上加培,这“培”字不仅给人以增加、堆高的联想,而且给人以厚实感、有力感。在翻译时,我斟酌再三,找不到一个可与之对应的词,只能用“增益”。“增益”传达不出“培”的神韵,但若译为“加培”,一则同义反复,二则有生造之嫌。由难译,可一见庄子炼字之匠心。王氏注“培”为“冯”(凭),韵味全失。况且,从句意上来说也欠通。“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不已经乘风了吗?怎么能说‘而后乃今‘凭”风”,乘风要上升到九万里高空后才得以开始呢?尽管《释文》注“培”为“重”,没有强调“培”的动态,但大致意思不错。王念孙注单句看似乎很通,而从上下文来看却是不通的。

  另一个字是“背负”的“负”,我将之译为“承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从意义上来理解,应译为“靠”才是。“背负青天”,就是背靠着青天,以青天为背景。庄子用一“负”字,就使空空如也的青天,有了质感,有了压迫感。这“压迫”不是对鹏,而是对着要“夭阏”鹏的势力。背负青天,居高临下,大气磅礴。若译成背靠青天,味道就不对了,好像大鹏自身能力不够,要找靠山似的。真难啊!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不译。《庄子》文章,历经千古而不能易其一字,严谨形象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文字不是人一字一句用心琢磨出来,怎么可能呢?

  但庄子为什么要进一步作这样的发挥?这一点,历来注家有明显的分歧。

  《郭注》:“此皆明鹏之所以高飞者,翼大故耳。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他认为庄子之所以要说这么几句话,是想点明鹏大有大的难处。它飞到九万里高空,并没有什么好玩,并没有什么可得意,是因为生就那么大的身体,那么大的翅膀,不得已而为之。这层意思,郭象从前面一路注下来时,处处在阐说。我已引过几句,再引一处:“夫翼大则难举,故抟扶摇而后能上九万里,乃足自胜耳。既有斯翼,岂得决然而起,数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乐然也。”这段话注在“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之后,给鹏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神气什么?我看你就不能像小麻雀那样自由自在,拍拍翅膀随意飞行。你这是生来命苦,只得吃吃力力飞那么高、那么远。我知道你是不得不这样,并不是高兴要这样。庄子这两句话被郭象一注,变成色厉内荏,或强作欢颜,而其实是一肚皮的难言之隐。郭象这么反句意来理解,他认为是有根据的,根据就在本段话,以及后面庄子所说列子御风而行,“犹有所待者也”。因此,很有必要把庄子的原意弄弄清楚。

  明末的德清和尚在《庄子内篇注》中,提出了与郭象截然相反的意见:“此一节总结上鲲鹏变化图南之意,以暗喻大圣必深畜厚养而可致用也。意谓北海之水不厚,则不能养大鲲,及鲲化为鹏,虽欲远举,非大风培负鼓送,必不能远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渊深广大,不能涵养大圣之胚胎。纵养成大体,若不变化,亦不能致大用;纵有大圣之作用,若不乘世道交兴之大运,亦不能应运出兴,以成广大光明之事业。是必深畜厚养,待时而动,方尽大圣之体用。故就在水上风上以形容其厚积。然水积本意说在鲲上,今不说养鱼,则变其文曰负舟,乃是文之变化处。”

  对于他认为本节文字是“暗喻大圣”,即作为“圣人”之比兴的观点,我是赞同的。但他的论证方法,却与郭象类似,失之于穿凿附会。如他看到水与风,就想到鲲与鹏,想到水养鲲而风举鹏,“然水积本意说在鲲上,今不说养鱼,则变其文曰负舟,乃是文之变化处”,这就离开了文本来臆断“本意”了。中国古代解诗,有主张“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谭献《谭评词辨》)的,就是要把作者原意与读者生发明确分开,读者尽可断章取义地生发,但切忌把触发之意说成是作者本意,所谓“断章取义则是,刻舟求剑则大非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像释德清说“然水积本意说在鲲上”,就属刻舟求剑了。像这样的刻舟求剑之处,在《郭注》中是不胜枚举,比比皆是。之所以要特别指出释德清也犯有这样的错误(比起郭象来似乎要轻得多),并非对其苛刻。而是因为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与《郭注》相反的结论,至多是一家之言,无法否定《郭注》的谬见。对这样的论辩,庄子在《齐物论》中指出:“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戏言”、“诤论”,于求得真理无补。要对《郭注》等注疏指谬、发表我认为庄子的原意是如何如何、应如何如何等意见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以庄注庄,用庄子的文本来证明庄子言说的原意。哪怕求得的庄子原意与现代人的认识有明显的差异,也不要根据现代人的认识对其进行修饰,使庄子现代化。只有真正弄清了庄子的原意,才谈得上对其进行评析,才谈得上批判、继承与发扬等问题。我对郭象最大的不满,就是他把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强加到庄子的头上,割裂、扭曲庄子的原意,把“郭言”伪装成“庄语”。所以我不能容忍反对“郭言”的论者沾上一点点郭象的习气。

  请读者鉴谅我的挑剔。并非要通过对同盟者的吹毛求疵,来显示唯我独能;实在是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做学问法把庄子(也不仅是庄子)坑得太苦太久了。(我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做学问法,也是根据现代人对这句话的约定俗成的理解(曲解),并非陆九渊说这句话的本意。)

  因而,认为本节文字“暗喻大圣”,还需要从《庄子》文本中再找证据。

  本来,从字面上看,庄子的意图是很明白的。他要说明鹏为什么要飞那么高的原因。天高风厚才能有力地托起大翼。关于这一点一般人没有感性经验,故而他先用了个水与舟的经验事实来作证明。尽管这个例证在今天稍具物理知识的人看来是不对的,但符合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对高飞才能远徙,双方都没有异议,分歧在郭象一方认为庄子这么说是为了证明鹏的不得已,“此皆不得不然,非乐然也。”在后文注中,郭象又以此来证明庄子的意思是要“齐大小”,“苟有乎大小,则虽大鹏之于斥鴳、宰官之于御风,同为物累耳。”而释德清一方认为庄子是以“大”来喻“大圣”。庄子这段话明显是有寄托的,他的寄托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抑鹏还是扬鹏呢?

  答案是庄子要强调的是“小大之辩”,而不是“齐大小”,因此,鹏作为得道者的象征,庄子完全采用颂扬的态度,没有一点保留。

  理由有五:

  一、“小大之辩”不仅是本节(从“北冥有鱼”至 “圣人无名”)的核心观点,也是《逍遥游》全篇的核心观点。后面四节文字,都是围绕“小大之辩”问题来展开的。“尧让天下于许由”一节,说天下所需很小,故圣人不越俎代庖而治。“藐姑射之山”一节,更直言得道的神人“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这两节都说求道之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不为小方能为大。以后惠子与庄子辩论两节,都说要善于用大。大物必有大用,问题是你是否能认识到。小物不知大物之用,妄加非议,是非常可笑的。由此可见,庄子在本篇中是借物之大小来比喻得道之人与世俗之人见识、境界的差异。境界差异是很难描述的,我们今天常说的“层次高”、‘层次低”、“境界高”、“境界低”也是一种比喻性说法。在庄子的语汇系统中,他习惯用“大”、“小”来设喻。因为他认为“大小”比‘高低”更形象,这从他特别要解释一下鹏飞得那么高的原因”可以看出来。“高”的优越并非当时一般人能直观一下子体会到的,而“大”比“小”优越,则不用多费口舌,所以庄子取象于“‘小大之辩”。他没想到郭象会在这上面做翻案文章。

  二、庄子取象设喻有其一贯性。

  《庚桑楚》:‘以用为知,以不用为愚,以彻为名,以穷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与学鸠同与同也。”这段话里说的是庸俗之徒,庄子说这种人跟蜩与学鸠一模一样,可见他对蜩与学鸠之鄙夷。他怎么会赞同蜩与学鸠的庸俗心态呢?

  《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鵷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这段话中的鵷鶵,就相当于鹏,鸱就相当于蜩、学鸠或斥鴳。从鵷鶵“发于南海,飞于北海”看,也是其大无比之鸟,庄子在这段话中算是客气的,没有极言它们的“小大之辩”,但已经对鸱的那种委琐给予了狠狠的嘲讽。从这一点看,庄子怎么可能在本节中极言鹏与学鸠等的“小大之辩”,是为了证明它们实质上是彼此彼此,“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呢?

三、得道人的精神境界,不能为世俗人所理解、所容纳,反过来,求道之人为了体证大道。非得要离世脱俗。就像鹏要鼓动大翼,非得上升到九万里高空,求道之人一定要保持精神的高度独立性,不去理会那些世俗偏见,还要坚决拒绝那些世俗名利的诱惑。这是庄子的一个主要观点,在以后的篇章中反复加以重申、强调。《庚桑楚》:“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天子。《秋水》:“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鰌我亦胜我。虽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缮性》:“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本段话中如果含有“不得已”之意,也是这样的“不得已”。

  四、郭象提出“齐大小”之说,还依据《秋水》篇中河伯与北海若的一段对话。“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全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仅就所引这段话看,庄子似乎真有“齐大小”的观点;但实际上,若将这段话搬来证明庄子引《齐谐》中“鹏与蜩、学鸠”的故事主旨是“齐大小”,不但是张冠李戴,而且是偷梁换柱。说“张冠李戴”,是因为本篇的“小大之辩”是设喻,而《秋水》篇的“小大之辩”是实论。说“偷梁换柱”,是因为这段话是由前面的反复问答推论而来,而且言明是“以道观之”,“以差观之”,即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今天作文常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详细分析这段话的来龙去脉及其意义,且待后文,这里打个比方,就像佛教在世俗谛(众生容易听得懂的道理)上说有众生与佛的差别;众生无常,佛有常(永恒);众生苦,佛乐;众生无我,佛有我(能作主);众生烦恼,佛清净;引导众生求出离,求成佛。但在胜义谛(根本道理)上,又说众生与佛等无差别,无佛无众生,无一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以教导求佛果者去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我、法”执著,正确地修行。如果你对胜义谛一知半解,拿着“无佛无众生”的话去否定“众生当立誓成佛”的说法,就会犯大错误。佛说,这叫“说诸法断灭”,就是离开一定的条件,将结论绝对化。佛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郭象所犯错误的性质,就是佛教中所说的“断见”。

  五、叙述文字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庄子的行文风格感情色彩尤为鲜明。按郭象的注解,与庄子的字里行间的褒贬是明显相悖的。这其实是普通读者一眼就能分辨的,用不着什么高深的学问,仔细的研究。按我心意,这条理由应放在第一位,因为我觉得它是最可靠的。但如果我一上来诉诸读者直觉,会让人觉得我是以我的自说自话来批判郭象的自说自话。故而先兜一大圈,将此最简明的理由垫后。这个圈子兜得真够累人的,不知读者觉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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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蜩与学鸠笑之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蜩(tiáo),蝉名。《尔雅•释虫》;“蜩,蜋蜩,螗蜩;蚻,蜻蜻;蠽,茅蜩;马蜩;蜺,寒蜩。”邢昺疏;“此辨蝉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也。云蜩者,目诸蜩也。”郝懿行义疏:“是蜩为诸蝉之总名。”《诗•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孔颖达疏:“方语不同,三辅以西为蜩梁,宋以东为蜩。”

  学(huá)鸠,鸟名。《集韵•黠韵》:“鹘,鹘鸠,鸟名,似鹊,或作鴬、学。”《释文》:“学,本又作鴬。……《毛诗•草木》疏:“鹘鸠,斑鸠也。”对此名还有种种说法,如郭庆藩认为是鴬(山鹊)与鸠,是两种鸟。但后文有“之二虫”语,可见郭说有误。我也有自己的理解,但因根据不足,关系不大,故取《集韵》、《释文》之说。

  除了这两个物名外,有三个字我倒觉得很有必要研究一下。

  其一、“我决起而飞”的“决”。

  《释文》:“李颐云:‘疾貌。’”《集韵•屑韵》:“决,疾貌,或作吷”,就是据此而来。“决”于是有了个新的读音:“谑(xuè)”。又《集韵•薛韵》:“[夬羽],小鸟飞兒,或作决。” [夬羽]也音xuè,似乎跟“决”的李注也有关系。

  但查阅《庄子》,文中用“决”之处甚多,且一般都是从“决”字本义直接引申而来。决,古文中多写作“決”。《说文》:“決,行流也。”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人导之而行曰决,水不循道而自行亦曰决。”就是说人工开凿疏通水道,和大水冲破堤岸或溢出,都叫决。《书•益稷》:“予决九川,距四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由此本义引申出“冲破、突破、断绝”的义项,庄子多在此意义上使用“决”。如“为其决之之怒也”(《人间世》),“以死为决[疒丸]溃痈”(《大宗师》),“决之则泣”、“决性命之情”(《骈拇》)等。有一处“决”的意义与此处有些相近:“麋鹿见之决骤。”(《齐物论》)“决骤”作为一个词来说,有快速离开之意。《说文》:“骤,马疾步也。”“决骤”即像一下子冲出去似地快速奔走。由此可见,“决”又可以从“冲破”这一动作,引申出“疾速”的义项。但庄子在此处用“决”,强调的不是飞得快,而是一下子冲出去的瞬间动态。这个“瞬间”,也暗含有时间的短促,以与鹏“去以六月”相对。这层意思,后面一段话中庄子即加以申明。除了时间之短促,从形象上来说,也使人联想到一股突破时的爆发力,以及由这股爆发力转达出来的内心的得意感。仅把“决”理解为“疾貌”,义另外注了个音,割断了与“决”的本义及“冲破、突破、断绝”的引申义的联系,将此视为类似通假的特例,要损失好多作者倾注在这字上的妙思匠心,所以还是让此“决”回到“决”的义项队伍中来吧。

  其二、“抢榆枋”的“抢”。

  《成疏》:“抢,集也,亦突也。”《释文》:“司马、李云:“犹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抢,突也。”“突”,就是一下子冲出来的意思。《说文》:“突,犬从穴中暂出也,从犬在穴中。”这是个会意字。徐锴《系传》:“犬匿于穴中伺人,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集”、“著”、“突”三种注解中,当然是‘突”胜出一筹。不仅强调了动态,而且与前句之“决”相应。“突”在这句里,译为现代白话,确切的不是“冲”,而是‘撞”。《战国策•魏策四》:“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鲍彪注:“抢,突也。”这个“抢”(“突”)便是“撞”的意思。这样理解“抢”字,蜩与学鸠飞上榆枋树时那种急促而又勉强的样子凸现眼前。“抢”,从字面上看是一种主动出击的行为,其中暗含着力有不逮之意,仔细品味一下,不得不佩服作者炼字之精妙。“抢”音qiāng。

  其三、“控于地”的“控”。

  《释文》:“司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控”的本义是“引”,即拉弓,由此引申为“操纵、控制”。但这句里的“控”。我觉得最接近的引申义是顿挫。《管子•度地》:“‘地下则平行,地高则控。”尹知章注:“控,谓顿也,言水顿挫而却。”这“顿挫”义,从“操纵,拉住马缰绳”引申而来。“控于地”,看上去是适时合度地落在地上,好象很稳妥,却也透出了内心的紧张,有失度的危险才需控。

  “决”、“抢”、“控”,都是口语,都表动态,都含表里两层意思,明扬而暗抑,显示了作者措辞的高度技巧。

  这段话明显是引自《齐谐》的,因为在后面《列子》的引文中,嘲笑鹏的小东西变成了斥鴳;如果庄子自撰,就不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对照后面《列子》引文,可以看到《齐谐》朴素、生动,长于描写的特色,带着民间文学的泥土的芬芳。这三个字的运用,不知是原文就有,还是庄子在引用时作了点化。但庄子的文章从民间文学与口头语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大大丰富了先秦散文的表现手段,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以后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常常看到,这是《庄子》字里行间一道特别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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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蜩与学鸠笑之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蜩(tiáo),蝉名。《尔雅•释虫》;“蜩,蜋蜩,螗蜩;蚻,蜻蜻;蠽,茅蜩;马蜩;蜺,寒蜩。”邢昺疏;“此辨蝉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也。云蜩者,目诸蜩也。”郝懿行义疏:“是蜩为诸蝉之总名。”《诗•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孔颖达疏:“方语不同,三辅以西为蜩梁,宋以东为蜩。”

  学(huá)鸠,鸟名。《集韵•黠韵》:“鹘,鹘鸠,鸟名,似鹊,或作鴬、学。”《释文》:“学,本又作鴬。……《毛诗•草木》疏:“鹘鸠,斑鸠也。”对此名还有种种说法,如郭庆藩认为是鴬(山鹊)与鸠,是两种鸟。但后文有“之二虫”语,可见郭说有误。我也有自己的理解,但因根据不足,关系不大,故取《集韵》、《释文》之说。

  除了这两个物名外,有三个字我倒觉得很有必要研究一下。

  其一、“我决起而飞”的“决”。

  《释文》:“李颐云:‘疾貌。’”《集韵•屑韵》:“决,疾貌,或作吷”,就是据此而来。“决”于是有了个新的读音:“谑(xuè)”。又《集韵•薛韵》:“[夬羽],小鸟飞兒,或作决。” [夬羽]也音xuè,似乎跟“决”的李注也有关系。

  但查阅《庄子》,文中用“决”之处甚多,且一般都是从“决”字本义直接引申而来。决,古文中多写作“決”。《说文》:“決,行流也。”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人导之而行曰决,水不循道而自行亦曰决。”就是说人工开凿疏通水道,和大水冲破堤岸或溢出,都叫决。《书•益稷》:“予决九川,距四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由此本义引申出“冲破、突破、断绝”的义项,庄子多在此意义上使用“决”。如“为其决之之怒也”(《人间世》),“以死为决[疒丸]溃痈”(《大宗师》),“决之则泣”、“决性命之情”(《骈拇》)等。有一处“决”的意义与此处有些相近:“麋鹿见之决骤。”(《齐物论》)“决骤”作为一个词来说,有快速离开之意。《说文》:“骤,马疾步也。”“决骤”即像一下子冲出去似地快速奔走。由此可见,“决”又可以从“冲破”这一动作,引申出“疾速”的义项。但庄子在此处用“决”,强调的不是飞得快,而是一下子冲出去的瞬间动态。这个“瞬间”,也暗含有时间的短促,以与鹏“去以六月”相对。这层意思,后面一段话中庄子即加以申明。除了时间之短促,从形象上来说,也使人联想到一股突破时的爆发力,以及由这股爆发力转达出来的内心的得意感。仅把“决”理解为“疾貌”,义另外注了个音,割断了与“决”的本义及“冲破、突破、断绝”的引申义的联系,将此视为类似通假的特例,要损失好多作者倾注在这字上的妙思匠心,所以还是让此“决”回到“决”的义项队伍中来吧。

  其二、“抢榆枋”的“抢”。

  《成疏》:“抢,集也,亦突也。”《释文》:“司马、李云:“犹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抢,突也。”“突”,就是一下子冲出来的意思。《说文》:“突,犬从穴中暂出也,从犬在穴中。”这是个会意字。徐锴《系传》:“犬匿于穴中伺人,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集”、“著”、“突”三种注解中,当然是‘突”胜出一筹。不仅强调了动态,而且与前句之“决”相应。“突”在这句里,译为现代白话,确切的不是“冲”,而是‘撞”。《战国策•魏策四》:“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鲍彪注:“抢,突也。”这个“抢”(“突”)便是“撞”的意思。这样理解“抢”字,蜩与学鸠飞上榆枋树时那种急促而又勉强的样子凸现眼前。“抢”,从字面上看是一种主动出击的行为,其中暗含着力有不逮之意,仔细品味一下,不得不佩服作者炼字之精妙。“抢”音qiāng。

  其三、“控于地”的“控”。

  《释文》:“司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控”的本义是“引”,即拉弓,由此引申为“操纵、控制”。但这句里的“控”。我觉得最接近的引申义是顿挫。《管子•度地》:“‘地下则平行,地高则控。”尹知章注:“控,谓顿也,言水顿挫而却。”这“顿挫”义,从“操纵,拉住马缰绳”引申而来。“控于地”,看上去是适时合度地落在地上,好象很稳妥,却也透出了内心的紧张,有失度的危险才需控。

  “决”、“抢”、“控”,都是口语,都表动态,都含表里两层意思,明扬而暗抑,显示了作者措辞的高度技巧。

  这段话明显是引自《齐谐》的,因为在后面《列子》的引文中,嘲笑鹏的小东西变成了斥鴳;如果庄子自撰,就不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对照后面《列子》引文,可以看到《齐谐》朴素、生动,长于描写的特色,带着民间文学的泥土的芬芳。这三个字的运用,不知是原文就有,还是庄子在引用时作了点化。但庄子的文章从民间文学与口头语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大大丰富了先秦散文的表现手段,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以后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常常看到,这是《庄子》字里行间一道特别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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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莽苍者
 
  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从这段开始,我认为又是庄子所撰,因为又是议论。这段话的字面意义比较好懂:“到郊外去,路上吃三顿饭,回到家肚子还很饱;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就要隔夜捣米准备路上干粮;到千里以外的地方去,那可得花三个月的时间来积聚粮食;这两只小动物又知道什么?”

  这段话,陈鼓应先生译为:“到郊野去的,只带三餐粮食而当天回来,肚子还饱饱的:到百里路远地方去的,要准备一宿的粮食;到千里路远地方去的,就要预备三个月的粮食;这两只虫鸟又哪里知道呢?”

  流沙河先生译为:“郊原尽处,莽莽苍苍。小鸟飞去觅食,三顿饭解决了,飞回窠来,肚子还胀鼓鼓的呢。人若去百里外,就得预备干粮,以免挨饿。军旅若远征千里外,就得辎载三个月的口粮,以免受困。人类的这些常识,那两只虫从未听说过,更不用说九万里高空鹏飞南冥一类的怪事了。”

  这两段译文都有误。

  其一、他们都把“三月聚粮”理解为“顶备三个月的粮食”。若按此理解,原文应为“聚三月(之)粮”。而原文的“三月聚粮”是对应上句“宿舂粮”而来的。“宿舂粮”,陈鼓应先生译为“要准备一宿的粮食”,明显是误解,应该是隔夜捣米预备干粮。那么,“三月聚粮”就是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来积蓄路上所需口粮。

  其二、“虫”,陈鼓应先生据前文译为“虫鸟”,流沙河先生就译为‘两只虫”,显然都忽略了“蟲”的本义。《说文》:“蟲,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从三虫。”“蟲”(现简化为“虫”)是古代对一切动物的通称。故有称老虎为大虫,蛇为长虫的。《尔雅•释虫》:“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邢昺疏:“此对文尔,散文则无足亦曰虫。《月令》:‘春日,其虫鳞。’郑注云:‘龙蛇之属是也。’”《集韵》:“虫,李阳冰曰:‘裸毛羽鳞介之总称。”《礼记•儒行》:“鸷虫攫搏。”郑玄注:“鸷虫,猛鸟猛兽也。”孔颖达疏:“虫是鸟兽通名,故为猛鸟猛兽。”关于这点,《成疏》中也提到了:“《大戴礼(记)》云:‘东方鳞虫三百六十,应龙为其长;南方羽虫三百六十,凤皇为其长;西方毛虫三百六十,麒麟为其长;北方甲虫三百六十,灵龟为其长;中央裸虫三百六十,圣人为其长。’”所以,“之二虫”,应译为“这两只小动物”才较妥贴。

  但比陈鼓应、流沙河两位先生的误译性质要严重得多的,是郭象的有意曲解。且看:

  “二虫,谓鹏、蜩也。”

  劈头上来这句话,就足够把人打懵了。明明从前文读下来,“二虫”指的是“蜩与学鸠”,怎么一下子变成“鹏、蜩”了?你再回到前文去看,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鹏、蜩”一起凑进“二虫”里的理由。

  他接着教导你:

  “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夫趣之所以异,岂知异而异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为也,此逍遥之大意。”

  别忽略了这番教导。这段话,加上上面一节的《郭注》,构成了郭象的“逍遥”观。前面一段是这样注在“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句后的:“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明明庄子是以小鸟的苟且自满来反衬大鹏的志高行远,郭象却就敢大胆地注成抑大鹏而捧小鸟。那段话中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齐大小”、“适性”(“苟足于其性”)的观点。而现在这段注,又提出了一个“均异趣”、“自然”的观点。总括起来,就是“齐大小,均异趣”,“适性自然即逍遥”,是郭象的理论核心。而一千七百多年来,大多数研究庄子的学者,竟认为这就是庄子的“逍遥”观,这是多么可悲与可叹。有的看出了郭象对《庄子》一些句子明显的曲解,却没有进一步看穿郭象强作这样曲解的用心,还是把他的“齐大小,均异趣”,“适性自然即逍遥”的私货当作庄子的基本观点接受下来。这也与郭象的宣传策略有关。他是不管塞得进塞不进,扭得过扭不过,都要塞,都要扭,逮着一点的地方大说特说,明显相悖的地方强辞夺理,他的见缝插针、步步为营术果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经验教训是很值得我国学术界总结一番的。

  请读者记住,“齐大小,均异趣”,“适性自然即逍遥”的观点就是在这样两段注里集中亮相的。至于它的实质,待以后再细加分析。

  庄子在此提出行远与积粮的关系,当然是有用意的,用意当然不是要说什么“适性自然”,而是要引出后文,且让我们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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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不及大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才是庄子要引出的结论,也就是庄子所说“小大之辩”的内容。

  “小知不及大知”,是对前面一段描述的概括,“小年不及大年”,则是引出后面几段例证。而第一个例证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两句中都有个“知”,这样,就使“知”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年”。这种天衣无缝的处理,令人叹服。

  为什么庄子把“小大之辩”的内容定在“知”与“年”上?

  按照我的理解,我还是要借佛教方便说法的观点来说明这个问题。

  方便说法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什么样根器的人说什么法。“根器”是佛教的一个特有名词,指的是生命个体对真理的感受能力(根)以及接受方式(器)。佛教认为,尽管众生皆有佛性,即理论上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都具备成佛的必要条件,但每一生命个体对佛法大义的感受能力与接受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用刻板划一的教条去说法传道,就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因此,佛教对如何因材施教作了详尽的研究。

  在大的方面,佛教把听法的对象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大心凡夫,即有向善愿望的普通听众,佛对之说十善业,讲三世因果,劝他们修人天福报。一类是声闻乘,即希望通过修行,使自己能彻底摆脱烦恼,不落六道因果轮回者,佛对之说四谛八苦、三法印,促使他们修八正道、戒定慧。一类是缘觉乘,即对造成生命痛苦、烦恼的原因更加关心,希望从根本道理上消除痛苦、烦恼原因者,佛对之说十二因缘,促使他们进入更高层次的大定,破无始无明的三细六粗。一类是菩萨乘,即体证到佛法大义,领略了超脱尘凡的愉悦,因此而生大慈悲心,不仅自己决心要求佛果,也希望劝说诱导受苦众生都来求佛道者,佛对之说破“我”、“法”二执,促使他们修六波罗蜜乃至十波罗蜜法门,最终证入无余涅槃。这是从对象方而来分类。

  从说法的内容方面来分类,又可分有为法,无为法;世俗谛,胜义谛。这种分类,相对性更强,分析起来更复杂。如世俗谛与胜义谛,某个观点,在这一层次上已属于胜义谛,到更高层次上看又属于世俗谛。而且,按照胜义谛离于言说的观点,那么,凡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观点就都是世俗谛了。所以,从绝对意义上来区分世俗谛与胜义谛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戏言。一般的看法,对大心凡夫,声闻、缘觉乘(小、中乘)说的法属世俗谛;对菩萨乘说的法属胜义谛。所谓世俗谛,就是把真理化为世俗受众能关心能接受的道理。那么胜义谛,就是求道(指的是成佛之道、普度众生之道,而非个体出离断烦恼之道)者所关心所恭行的道理。

  世俗受众所关心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离苦得乐”,所以佛针对大心凡夫,就说人天道之乐,说三恶道之苦,这样,教他们受五戒,修十善业,他们就可能听得进去。而针对声闻乘,佛就说一切众生有苦无乐,只有证得阿罗汉果,彻底断绝烦恼,不入六道轮回,才有乐。佛还说了修行过程中四禅定等不同层次的不同的欢愉感受,来吸引求道者摆脱世间虚幻短暂的欲乐,去追求出世入定的喜乐。

  从方便说法的角度看,庄子在《逍遥游》中说的是世俗谛,而到《齐物论》中则说胜义谛了。说世俗谛是为了燃起受众心中求道的热忱。从表面上看,庄子布道与佛陀说法似乎取向相反:佛初转**从说苦楔入,而《庄子》开篇以赞乐为始,其实两者是完全一致的。说众生一切皆苦,是以佛体证的涅槃极乐来衡量的,否则这个观点就不能成立,因为苦是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标准。而庄子热情颂扬鹏的高飞远徙之乐,就是为了击破蜩与学鸠苟且偷安之乐的虚构幻梦,指出它们的可怜可笑与可悲。

  佛从说苦进入,庄子以赞乐开篇,与他们面对的受众密切有关。除了“题解”中说过,庄子所处时代,天下趋利,人心浮动。谁都想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光楣耀祖,役民使隶的原因外,将中华民族与印度民族的习性作比较,也可以看出,印度民族似乎更关心生命的永恒。释迦牟尼出世之时,以修长生、求死后升天为目的的种种苦行外道遍布境内,徒众很多,故佛说八苦,以生老病死之苦为先。而中华民族相对更重视现世的享乐,所以庄子一上来就借鹏来宣说有比世俗之乐更高更大的欢乐。

  所谓“苦”,就是生命的局限性。佛分说的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与所心爱的分手)、求不得苦(一心向往的得不到)、怨憎会苦(讨厌憎恶的偏偏凑在一起)、五阴炽盛之苦(欲望永远高于现实,总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任何生命都逃避不了的局限。八苦归纳起来又可分为两类苦,一种是生命不存在的痛苦,佛教说:“诸行无常”;一种是生命不自由的痛苦,佛教说:“诸法无我”。在印度的语汇系统中,“我为主宰”,我就是能作主。“诸法无我”,就是说什么事情实际上我都作不了主,所以“有我”的感觉只不过是个幻觉而己,“诸法无我”即点明生命其实并无自由意志。得道的人,就能摆脱这两种痛苦。得道的状态称为涅槃,涅槃即是永恒。‘涅槃寂静”,“寂”是行寂,无为而无不为,没有主观的价值取向与意志行为,就能顺应客观的一切需求与变化。“静”是心静,波澜不兴,没有任何执著、任何牵挂,也就没有任何烦恼。这三句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是一切小乘教义的三法印。所谓“印”,即是“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根据或理论的检验标准。

  庄子所说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与“三法印”义惊人地相吻合。

  这里所言之“知”,并不是指一切知识。从前文所描述的来看,是特指对生命价值、生命潜质、生命境界之知。“小知”所喻即“诸法无我”的生命不自由状态;而“小年”所喻则为“诸行无常”的生命不永恒状态;“‘大知”与‘“大年”所喻的便是“涅槃寂静”的得道境界。

  注意,这里只是取喻,是以世俗谛说法的需要。到《齐物论》以胜义谛说法,实论“知”、“言”之局限性与虚幻性,“大知”与“小知”都在所破(否定)之列。两篇里的“知”绝不可混淆起来。众多注庄者发生种种曲解、误解与强解,原因就在没有搞清两种说法语境之差别。

  庄子把破“诸法无我”的大自在乐调到前面来说,与中华民族特别关心现世享乐的心理特点有关。大自在乐是很难表现的,庄子以大鹏的高飞远徙为象。为什么这样取象?我的体会是,人的潜意识里,都有扩大活动范围、增强活动能力的冲动。故而在人的眼里,飞鸟是自由的。你对一个人说,神在天上飞行,他容易相信;而如果称说神在地上慢爬、在地底下钻动,他绝对不会相信。飞比走要自由,而飞得越高越远,自由度就越大,这道理谁都一听就明白,不会发生疑问,除非像郭象那样存心要歪曲。

  庄子把“高飞远徙为自由为乐”这一点建立起来后,又进一步论说,要达到这一自由乐境,是需要作准备的,不是可以一蹴而就,随心所欲的。这就将话题从得道之乐自然引到修行上去了。庄子先打了个负大翼需风厚的比方,接着又说了出远门要准备相应干粮的譬喻。这与佛教的说法又惊人的一致,佛教就把修行比为积资粮。无论印度还是中国,这在当时都是常识。方便说法,多取常识为喻,故两者会不谋而合。

  庄子完成了“诸法无我”的说法,就转入“诸行无常”的说法。对生的渴望、死的恐惧,总是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但中华民族比较务实,相信长生而不太相信永恒,所以庄子只说“大年”,而用“大年”与“大知”来标举得道境界。相比之下,即使世俗谛,庄子也比佛说小了、说浅了,这是受到听众制约的缘故。

  这段话字面易解,几个小地方说明一下。

  “晦朔”,月的代称。

  “朝菌”,《释文》:“司马云:‘大芝也,天阴生粪上,见日则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终始也。’”是一种生命期不超过一天的菌类植物。有注家因此认为“晦朔”是“旦暮”即白天的代称。但与下句“蟪蛄不知春秋”对照来看,“晦朔”还以月之代称为妥。蟪蛄,司马彪注为“夏蝉也”。

  “冥灵”,《释文》引李颐注及《成疏》,都说是木名,一种树。《今注译》引宋代罗勉道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冥灵者,冥海之灵龟也。”看上去“冥灵”更像是龟名。《尔雅•释鱼》:“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龟,俯者灵”。虽然有四灵之称,历古以来但有“灵龟”,罕见“灵麟”、“灵风”、‘灵龙”之说。故将“灵”作为”龟”之代称,也是可能的。而“冥灵”为树,未见于其他典籍,根据不足。

  “以久特闻”,“特”是“独”的意思。《齐物论》:“岡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用法一样。

  对这样倾向鲜明的论述,郭象照样要强扭:“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悬也。比于众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众人未尝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极也。苟知其极,则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尝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羡大。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则羡欲之累可以绝矣。夫悲生于累,累绝则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不要小看这番自说自话的作用。王夫之的《庄子解》就深受其影响。“蜩与学鸠之笑,知之不及也。而适莽苍者,计尽于三月;称长久者,寿止于彭祖;则所谓‘大知’、‘大年’亦有涯矣。(其子王敔按:读《南华》者不审乎此,故多误看。)故但言‘小知’之‘何知’、‘小年’之‘可悲’,而不许‘九万里’之飞、‘五百岁’、‘八千岁’春秋为无涯之远大。然则‘三餐而返,腹犹果然’,亦未尝不可笑‘三月聚粮’之徒劳也。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适于逍遥者也。”

  据王孝鱼《<庄子解>点校说明》言:“船山评解《庄子》,志在去除前人以儒佛两家之说对庄子的附会,清理出一副庄子的本来面目”。清代王天泰《<庄子解>序》说:“而世之读庄者,正甚赖乎其有以解之也。其甚赖乎其有以解之者何也?以读庄而庄不可解,又不能起庄而一一解之,今忽于读先生之解庄,不啻庄之自为之解。是又不知庄生之为先生,先生之为庄生矣。”读过对王夫之《庄子解》这样的评价,再读到他是这样来引导人不“误看”《庄子》的,请读者想想,我的心情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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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之问棘也是已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这段话,在现存世的东晋张湛注《列子•汤问》篇中是这样写的:“终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

  对照这两段话,字句上有很大出入,尤其是“抟扶摇羊角”以后的话《列子》中都没有,可见庄子当时见到的《列子》与今存本《列子》不同。因为《庄子》中这段话一定引自《列子》,否则不会前面说是蜩与学鸠,而这里说是斥鴳。但反过来,也说明今存本《列子》不是全盘伪造的,更不是作注者张湛伪造的。今本《列子》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些段落与《庄子》中所述几乎一模一样,这使人怀疑是后人根据《庄子》增补进去的。杨伯峻先生还从汉语史角度作了详尽考证,证明其中有些用语要到晋代方见诸文字,据此定为晋人之伪作。但《列子》一书,先是经过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后又失散,据张湛在《序》中说,此本是由他祖父从外舅王宏、王弼家中所得,携之渡江,仅存三篇,又从亲戚扬州刺史刘正舆处得四卷,从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在这样传抄与整理过程中,掺杂进去一些后人的用语,或后人从其他著作中辑录补充进去某些段落,或把别人的评语误认为原作,等等情况完全是可能的,但据此认为整本书都是后人伪托,根据不足。而且,如果把《列子》与《庄子》对照起来读,就会发现,庄子从思想到文体,受列子的影响都相当深,尤其是文体。因为思想上老子的哲学是成系统的,庄子继承发扬老子的思想,运用老子提出的观念进行思辨,来得更加明显。而文体上,《庄子》则与《列子》更加亲近,这是不争之事实。且相比之下,《列子》质朴,《庄子》华美。一般来说,华美体现了文人自觉的创造,而质朴更多来自民间与口语,故而《列子》文本应在《庄子》之前。要伪造到这样乱真的地步,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认为今本《列子》保留了古文《列子》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研究《庄子》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

  这段文字与前面很多重复,易解,几个地方说明一下就是。

  “穷髮”,地名。《成疏》;“地以草为毛髮,北方寒沍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穷髮,所谓不毛之地。”但从《列子》中看,“穷髮”为“终髮北”,“穷”与“终”同义,应为“尽”的意思。“髮”,《说文》:“根也。”后来段玉裁、朱骏声改为:“头上毛也。”照《说文》看,“髮”本来指的植物的须根。从此“根”义,也可引申为“极”、“端”的意思,所以,“‘穷髮”与“‘终髮北”可能意为“尽极处”或“尽极北处”,也就是北极,“穷髮之北”就是“北极之北”。这与“北冥”义相似。但我找不到其他佐证,故且认为它是地名吧。

  “修”,长的意思。“广”即宽的意思。

  “太山”,即‘“泰山”。《广雅•释詁一》:“太,大也。”以“太”为山名,就是要突出其大。泰山当时已是“大”的象征。

  “羊角”,风名。《释文》:“司马云:‘风曲上行,若羊角。’”

  “绝”,横渡、穿越。

  “斥鴳”(yàn),鴳是雀名。“斥”,崔譔本作“尺”。《集释》:“‘斥’、‘尺’,古字通。”郭庆藩又引了《文选》、《淮南子》高注与《一切经音义》的例证,说明“斥”即“尺”的通假字。但这些例子都晚于《庄子》,而且,《庄子》中本有多处用到“尺”字,如“翼广七尺,目大运寸”(《山木》),“丘愿有喙三尺”(《徐无鬼》),‘且之网得自龟焉,其圆五尺”(《外物》),“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盗跖》),“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天下》),等等。可见庄子熟晓“尺”字之用法,怎么还会用“斥”去通假呢?查字典,“斥”作为“侦察”、“探测”的义项,倒是先秦著作中就有了。《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杜预注:“斥,候也。”《淮南子•兵略》高诱注:“斥,度也;候,视也。”中国古代把侦察兵称为“斥候”,即源于此。“斥候”,需隐蔽,要机灵小巧。“斥鴳”与“学鸠”相对来看,使我产生一种想法,庄子是否在这里运用了名词形容词化的修辞手法?学,《汉典》:“《说文》‘敩,觉悟也。从教,从冖。冖,尚朦也;臼声。学,篆文敩省。’按:古文字或从臼持爻以教膝下之子,或从子学爻于大人膝前。古教、学原为一字,以后分化为二。”故“学”也可以引申为“幼小”,而“斥”则引申为“小巧”。两者都是“小”,但“学”突出“幼稚”,“学”还有“模仿”、“学舌”之意,据此,也可理解为什么言“蜩与学鸠”,却只有一个声音在说,因为另一个声音不过重复学舌罢了。而“斥”突出的是“玲珑”,又自以为是。从《庄子》全文来看,他是擅长使用这种修饰手法的,如《齐物论》中“大知闲闲,小知间间”,“缦者、窖者、密者”等都属这一类。在词汇量不很丰富的先秦时代,名词形容词化,不失为造词的一个有效手段。至少我觉得这样理解,比通假还简捷些。通假尚需专门知识,名词形容词化,当时的读者直接就可以联想。但我找不到更多证据,且聊备一说吧。

  这段话是商朝天子汤问贤人夏棘的。

  “小大之辩”的“辩”,不是“辩论”,而是“区别”之“别”。《齐物论》中提到“八德”,其中两德便是“分”、“辩”(别)。“分”是指对事物外部的感性判分,“辩”(别)是指对事物内容的理性区别。

  到这段为止,第一节的叙述部分,也即“重言”部分结束了。以后就是议论部分,作者直接根据经验事实发表看法了,也就是“卮言”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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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夫知效一官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

  从这段开始,进入文章的主旨部分,从自然现象推演到人文现象。之所以说“自然现象”而不说“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理由前面已说,以庄子的认知态度为依据。之所以说“人文现象”而不说“社会现象”,是因为后面所言之神人、至人是超出社会的,即使圣人也不是以社会价值为其生活日标的。

  “故夫知效一官”,“效”是验证、证明的意思。《广雅•释言》:“效,验也。”“效”还有尽力、效劳的意思。为什么这里解为“效验”而不解为“效力”呢?因为要与后面的“比”、“合”、“征”相对应。“比”、“合”、“征”都表示动作的结果,都应该理解为“行比于一乡”,“德合于一君,而征于一国者”。所以“知效一官”,也应是“知效于一官”,即见识、经验能胜任一官。为什么把“官”放在第一位?这三句话,庄子是按照社会地位从低到高,影响范围从小到大来排列的。“官”,在庄子的时代主要还是指一种职务,一种社会分工,还不是掌握权力的行政司法人员的专称。《商君书•去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吕氏春秋•上农》:“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高诱注:“三官,农、工、贾也。”即使指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员,也还以管理人员为主,行政司法人员的级别也不高,相当于以后的吏。这与后来的官是“青天大老爷”、一方土皇帝大不相同。未见有注家特别提到这一点,因此说一下。

  “行比一乡”,《成疏》:“自有名誉著闻,比周乡党。”《今注译》:“行为可以顺着一乡的俗情”《现代版》:“论到声誉,他们可以叫响一个地区”;这些疏解,都没有到位。《墨子•尚同》:“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别),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划)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己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与)不善,皆以告其;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一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访)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悦)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以下乡长、国君发政之言,与里长类似。这段话,可以看作“行比一乡”的形象注解。“乡”在当时是仅次于诸侯国的一级行政单位。“比”即是“同”,即是“壹”,就是调协、统一全乡百姓意志。怎么“比”?“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可见乡长要身体力行,以善行去作表率。也可见“行比一乡”,只有乡长才有资格。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并非什么名闻乡里之类。在先秦时代,“名”也不是什么荣誉性的东西,就是实际的社会地位。关于这点,以后再论,疏解不到位,与注者对先秦社会制度缺乏了解有关。

“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成疏》:“自有道德宏博,可使南而征成邦国,安育黎元。”郭庆藩在《集释》按语中举了大量例子,来说明这个“而”应训为“能”,他的理由是“官、乡、君、国相对;知、仁(行),德、能亦相对”。显然,他是把“乡”仅仅理解为一个地域概念,而不知道“行比一乡”暗寓着为乡长的意思。但比起郭庆藩的误解来,陈鼓应、流沙河先生的错误似乎更严重些。《今注释》:“德性可以投合一君的心意而取得一国的信任”。《现代版》:“论到品德,他们可以侍候一位君主;论到手腕,他们可以受聘一个邦国。”这两位先生,身处在反封建已取得全面政治胜利的现代社会[按:应是奴隶制全面复辟],在这一点见识上,却远不如庄子。本来,诸侯国君在庄子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就是贵为天子的圣王尧舜,庄子也视之为粃穅,把国君归入蜩、学鳩与斥鴳一类,是很自然的事。而陈鼓应、流沙河先生却不自觉地替庄子谦虚起来,把“合”译成“投合”、“侍候”,这样,国君就变成了宰臣;也许,他们的潜意识,都觉得把国君说得那么渺小,有点大逆不道吧?我不是要揪住这点不放。实在是庄子精神的积极性正体现在这样的地方,彻底地蔑视、否定世俗功利、世俗权威。没有这样的气魄、境界,就会不知不觉地把庄子精神降价为消极避世、精神胜利、相对主义、享乐哲学等等,那么,庄子那洋洋十多万言的心血也就白白付诸东流了。

  若把“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理解为宰臣,也与先秦的实际情况不合。宰臣没有资格谈什么“征信于一国”。当时的政治领袖,也就是道德领袖。《天下》篇中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既是儒、墨、道等各家共同的政治理想,也是过去社会传承下来的政治模式,所以,国君的德行关系到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决定国力的强弱,在庄子时代,还表现为一种社会共识与主流意识。《左传》的“曹刿论战”的故事,就是“德合一君、而征一国”的形象注解。庄子在写这句话时,所指是没有任何歧义的。歧义的产生来源于秦以后不断得到强化的封建专制思想。

  担当某项职务的。当乡长的,当国君的。他们的自我感觉,也是这副模样。这类人,在世俗眼光看来,都是成功人士,不仅有名有利,而且道貌岸然,众望所归。但在庄子看来,他们都局限于自己的知性,而对大道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因此,其实是很可笑与可怜的。这类人,在佛经中就称之为“凡夫”。庄子与佛陀,在对待凡夫的态度上是非常相似的。本质上是慈爱与关切,在形式上有时则要进行猛烈地抨击。当头棒喝是为了使之惊醒。庄子对凡夫的世俗心理的讽刺、挖苦应该说是够犀利的了,但他万万想不到郭象等人有这么好的胃口将之当补药吃。对待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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