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打开记忆 寻找感动中国的作家》 主持人:芦鑫、李冰
感动的必要性:
文学需要煽情,做“感动中国”非常有价值
主持人:此次请作家学者们在情人节这样一个日子过来,是为了探讨一个与情有关的话题:感动中国的作家,我们准备每周一期在文化版面上推出这个栏目。首先请大家先聊一下对这个选题的个人观点:
李敬泽:如今这年头,感动人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少,尤其是文学作品,许多曾打动我们心灵的作品好像都留在了过去,提到感动这个词,人们往往会想:是当时自己太单纯幼稚还是现在太复杂老化?感动不是只说好,有的感动代表批判。感动是和你的生命发生关联的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实。不能只是看这个小说写得好就叫感动。
北塔:“感动中国”这个说法本身就让人感动,有煽动性;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里令人感动的人和事还是很多的,但令人感动的文学作品却并不多。这是文学表现的内容问题,更是手法问题。有些故事本身是感动人的,但到作家的笔下反而不感人了。我想,文学是需要煽情的,文学所呈现的是放大了的、加剧了的情感和事实。但是我们现在的文学要么是干巴巴的叙述和议论,要么就是失控状态的情绪发泄。对于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题目的讨论,对于当下的写作也是有启发意义和矫正功能的。
孔庆东:我有一个问题,到什么程度算感动而不是影响?哪些作家算?外国作家算不算?这个感动是严格意义上的,还是比较宽泛的?
主持人:我认为是比较宽泛的。肯定还是要以现当代的作家为主,不一定是中国内地的作家,海外的作家也可以写。文笔优美一些,故事生动一些,有趣一些都可以写,比如说台湾的、香港的作家,只要是感动过读者灵魂的都可以。
孔庆东:对,还应以当代为主。像当年陈祖芬老师的作品就让我们感动,我们的哲学作业就曾用陈老师的报告文学来谈政治经济学。我记得特别清楚,这确实是感动。另外还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某个作家仅凭某一部作品感动了读者,在后来就销声匿迹了,比如《伤痕》,比如《晚霞消逝的时候》。
王干:当今社会人们的心灵都因为忙碌的生活而扭曲甚至板结,可内心深处又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感动,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从文学作品角度出发,作这样一个“感动中国的作家”的探讨。
感动的障碍:
成长让人变得理性,传媒把感动都商业化了
主持人:文学感动在当今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文学作品越来越难感动人?
止庵:读者的阅读心态不同,从文学作品中获知的感动也不同。作品写得好,但是不一定感动人。当今文学创作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感动。
黑马:还有语言环境也很重要。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接受者的年龄不同,所处社会环境不同,对感动的领悟就不同,二三十岁感动人的东西到四十岁就不一定感动了。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感动,当年感动得不得了的东西,今天读就不感动了。我当年在语文课上读《高山下的花环》,感动得眼泪哗哗流,现在不可能了。
李敬泽:这就是成长,成长让人变得更加理性,当时就看到这么一点东西,后来看到的作品多了。现在文学作品想感动读者也忒难一点,读者往往会无动于衷。
王干:还有些感动是因为当时很多历史是看不到的,所以感动。文学作品能不能和读者对应起来很重要,今天我们不感动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各种视听传媒能和读者对应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信报,每天都有大量与我们的生活对应的东西,而我们的文学作品,感动的空间和兴奋点越来越少,也就是对应的东西太少。
陈祖芬:文学作品的功能不一定就是提供大家感动,但这是其中之一,又不能是惟一的,不能感动是文艺作品的缺点。现在的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想办法感动人,从广告到电视剧,到时尚杂志,所以反而感动不了。
孔庆东:在某种程度上传媒把感动都商业化了,比如《英雄》中张艺谋把一滴水拍得比广告还要精美,一滴水最后飘到张曼玉脸上,极尽声、色诱惑,他自己非常得意,但就是感动不了人。
感动是见仁见智。我们都是在学校里搞文学的,什么样的作品能进入文学史,一直备受争论,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很难统一。时代变化价值观也在变,以前沈从文就占一个章节,后来只占一段,这个怎么解释,感动这个价值标准是不是可以参考文学史的编写特征?
张颐武:其实文学感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考虑到作者的写作精神,比如史铁生、张海迪,作为身残志坚的写作行为本身就曾经感动过许多读者,残疾人这么困难,终于写出那么宏伟的作品,本身就让人佩服。至于是不是在文学史上有巨大意义倒不一定要去考虑。
感动的标准:
要以情动人,不能只苛求文学价值
主持人:那么这个感动的标准怎么确定?
张颐武:我认为不能太苛求文学价值,那只是一方面,只要曾在某一个时期对某一代人产生过精神上的震撼,甚至只是痴迷,比如汪国真的诗歌,甚至比如琼瑶的言情小说。
北塔:“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它被感动的客体实际上是个人,而且可以是普通人;从现代民主立场出发,我们要反对那种空洞的国家主义骗局和把戏。但是,既然是“感动中国”这样的命题,不是“感动我”,那么这个“我”就不应该是小我,而应该是大我,一个包含了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苦乐的我;一篇文学作品如果感动的只是我,而不是他人,只是一小部分,而不是大部分,那么就不切题了。
止庵:谁能称得上是感动中国的作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体验不同,我说张三感动我,你未必不以为然而推出我根本不熟悉的李四。说是感动中国,还得从感动我开始,从个人的感受开始,不能强加于人。
王干:我要写感动中国的作家,就写浩然,他确实是感动中国的作家,当年每天晚上八点半小说连续广播,那感动多少人啊。还有《高玉宝》,那绝对称得上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作品,虽然已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遥远。
陈祖芬:不只是有感动的功能就够了,要有群体记忆的感动,中国不只有个体,而且有群体的感动的记忆。现在活着的作家,金庸、钱钟书、王蒙、王朔,我觉得是感动过中国的。当年王朔,对“文革”的解构是空前绝后的。王蒙留给我们的不是某个文学人物,他留下了聪明智慧,人生的智慧。金庸,可以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读金庸。钱钟书是知识分子,他的例子可以证明作家要有学问,有学问可以做作家。
主持人:我同意刚才大家说的,感动中国首先是要感动个人的。但同时报纸是大众媒介,传播出去的作家毕竟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感动的方式:
全民参与,既钩沉过去,又放眼当前
主持人:“感动中国”栏目设立起来了,怎么继续下去?采取哪种形式更好?大家可以谈谈想法。我们初步打算就以这个座谈会为序幕启动。
黑马:如果请教授来剖析,许多文学作品都能打动人,那样就容易具有学术意义,有点文学史的范畴。其实我认为应该从个人的阅读经验来写,从小到现在,“感动我的作家”具体是如何感动我的,多少个“我”加到一起,共性之中又有个性。
孔庆东:其实这个开头挺好,把这个录音稿整理一下,这是一个挺好的研讨会。
李敬泽:还要搞一个“寻找”,从读者中寻找,看现在的人们能说出哪些感动自己的东西来,这个探讨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开放式的,要调动大众的思维,从网络寻找,往过去寻找,往前去寻找,还有没有让我感动的作品。
孔庆东:不如先列个名单出来,由读者点名来说哪个作家感动过我,然后编辑再找人来写这个作家,互动起来了。当然这个版面编辑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也有相当的工作难度。
北塔:我建议报社先弄个问卷调查,用这种方式去启动中国各个年龄层的人们的群体记忆,从而初步列出一些“感动过中国”的作品,然后再请有关专家来撰文。因为普通读者不可能了解作品当时传播的方式和轨迹,对某部作品感动中国的状态的爬梳和描述,只有专家才能完成。当然专家的作用应该更大些,首先因为他也是当事人(读者),另外他能比普通读者有更广泛的了解和更深刻的体会。
张颐武:我认为不能全部都是学者作家们在谈感动自己的作品,而是要发动全社会的人参与,谈现在甚至以后的感动,不能总是怀旧。除了每期一个主打的人物,不妨搞一个边栏,采访一些在社会上正活跃的人物,歌星也好,财经人士也好,让他们简单谈谈自己的文学感动,比如栏目叫“100种感动”什么的。版面上最好配作家照片、书的封面,甚至写作手迹。
给所有感动着你的感动
文学写作对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说因人而异。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中寻找心灵上的共鸣,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像什么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有些像去商店为自己买一件衣服,衣服本身没有绝对的好看与难看,丑与美不在衣服,而在你的心,好看的衣服就是潜意识里你认为最适合于你自己的那件,或衬托你的脸型,或美化你的身材,而好的作品就是能在某种精神甚至只是某个细节上让你有过震颤的那部,或讴歌爱情如《穆斯林的葬礼》,或描绘亲情如《背影》,或述说乡情如《呼兰河传》,或追问真理如《相信未来》……
一花一世界,我们说感动中国的作家,首先应该是感动过你和我,雅到人民的艺术家老舍的京味儿写作,纯如汪国真的校园诗歌,凡是在某个时期感动过中国某些主流群体的写作都可算数。
写下来,说出去,细数从头吧,——所有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感动着你的感动!
※ ※ ※
《感动中国的作家》之1《食指:告诉我们相信未来》 文:李恒久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1968年12月20日
但凡喜欢或读过中国当代诗歌的人,无一不知道诗人食指。
有人说,食指是中国当代新诗第一人;有人说,食指是中国朦胧体诗歌的创始人;更有人不乏景仰地把诗人食指称为一代诗魂,因为他的诗歌曾经那么深地影响、鼓励、陶冶过整整一代人。
本文作者李恒久是食指多年挚友,现在京某报从事新闻工作,本期“感动中国的作家”由他来为我们讲述生活在他身边的食指。
食指生活年历
1948年:出生于山东朝城,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起名路生。
1955年:七岁的郭路生入学,三年级时写下第一首诗:“鸟儿飞上了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您好。”
1964年:初中升高中的失利,让他初尝人生磨难,知道未被录取,第二天头上突然长了许多白发。
1967年:去农大附中途经农田,见到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河水,联想到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包括自己)在怎样的生活。写出《鱼儿三部曲》第一部。
1968年:创作黄金年,代表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1969年:与21名北京知青落户杏花村插队。有意锻炼自己,当时十分工值一元一角,那年他挣到了二百元。
1971年:在济宁入伍,创作大量反映部队生活的诗。
1973年:2月退伍,抑郁寡欢,北医三院确诊其为精神分裂。
1975年:病愈,与李雅兰(李立三之女)结婚,七年后离异。
1976年:“文革”结束,创作《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又名《有这样的婚礼》,陈凯歌报考电影学院时曾以此诗为面试时的朗诵作品。
1978年:再次焕发诗人创造力,并首次使用笔名食指,意为别人背后的指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
1990年:进入北京第三福利院。每天擦楼道,洗餐具,保持最低的生活费,抽低价的烟。
1992年:获荷兰诗歌节和英国一所大学邀请,因身体原因未成行。
1993年: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五月出版《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
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华人文化世界》以《一代诗魂郭路生》为题发表了林莽、何京颉、李恒久等五人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郭路生的诗歌:
痛苦的吟哦只为追问光明
痛苦的吟哦只为追问光明
郭路生一首《相信未来》以其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朗朗上口的诗风在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颂于一代青年人的口中。但是在那特定的年代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殉道者的命运。
江青读到了《相信未来》,她为诗歌独立不羁的个性所震惊、所恼怒。她一定要找到“坚定的相信未来/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的“反动”诗人。
于是,一顶反动诗人的帽子重重地扣在了年仅十九岁的郭路生头上。厄运降临了诗人被严格审查,被批判。
郭路生生长在一个正统的革命干部的家庭里,就在他受到一个又一个打击之后、就在他比常人更先看到了整个社会都在被一种政治所扭曲并在他的诗中抒发着强烈的不满之时,他对国家还是不改初衷的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当朦胧诗的主将们还处于蒙昧之中,食指已写出了划时代的篇章。他的作品基本上遵从了四行一节,在轻重音不断变化中求得感人效果的传统方式,以语言的时间艺术,与中国画式的空间艺术相结合,实现了他所反复讲述的“我的诗是一面窗户,是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艺术追求。
他的诗是质朴的,没有华而不实的语言,早期的代表作品《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现在读者仍被深深打动,这首描写别离的作品,写于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诗人在赴山西插队的列车上开始创作这首作品,后几经删改成为一首传世佳作。
在郭路生看来,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诗,但这诗中的快乐抑或是快乐中的诗都太少太少。尽管嗜好烟酒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还曾以《烟》、《酒》为题写过两篇优美而又缠绵哀婉的小诗:
火红色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里溢满过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这酒杯在我激动的手中战栗
波动中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我已在欢乐中陶醉
但为了心灵的安宁
还要干了这一杯
喝尽你那一片痴情——《酒》
通览他的诗作,虽然我们感受更多的不是轻松而是压抑;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但在那压抑和痛苦中我们也看到他无时不在渴望和憧憬着光明以及他为理想和光明而奋斗、而挣扎的身影。
郭路生其人:
那个眼睛中流溢着淡淡忧伤的人
那个眼睛中流溢着淡淡忧伤的人
郭路生是天才的诗人,但他从不以天才自居;他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已是颇有名气,但他从不以诗名自傲。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一双军用旧胶鞋,他从不刻意地修饰自己。也许是诗人的通病,他在念初中的时候就与烟、酒为伍,三十年来屡戒不止,为此而严重的影响着他身体的健康。
诗人的天性是多愁善感的,郭路生更是如此。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因为快乐而明亮过。无论是他眯起眼睛深情地背诵诗歌时抑或是由于惊讶于某事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都像是蒙着一层雾,流溢着惆怅和一种淡淡的忧伤。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眼前就又幻化出三十年前郭路生那奕奕的神采、那微微前倾的身躯和他腼腆的微笑。那时,无论是在他最尊崇的诗人何其芳先生的书房里还是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也无论是在百万庄辰区他的家中还是在北海公园那僻静的茶座,我们大家聚会时都会被他的情绪所影响,或快乐或是感伤。
诗人郭路生并不乏女孩子的追求,但诗思敏捷、才华横溢的郭路生对着一次次扑面而来的异性的爱恋却是那样木讷和腼腆。他逃避着女孩子的追求,他用无爱掩饰着内心的沉重的爱。
郭路生在1968年4月创作的《难道爱神是……》这首诗与古今中外诸多著名诗人的爱情诗相比也当属上乘之作:
难道爱神是踪影的风/只顾追逐天堂上轻浮的云/而忘却了在地狱里/还有两颗沉重的心/难道爱神是心舟的桨/无意间摇碎了月儿在湖心的印/而忘却了在波动中/还有两颗破碎的心。
这首诗是郭路生为一个深深眷恋过他的单纯、美丽、善良的维族姑娘而写的。世俗的偏见像山一样横亘在他们之间,他们只有把那纯真的爱恋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直到生命的永远。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沧桑的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但这哀婉的诗篇、这真实动人的往事使人读后、听后不是依旧为之唏嘘吗!
知道要写他,食指在电话里一再要求,千万别说过于拔高的话,若人们想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可用四个字来概括:享受生活。这话更让人心酸,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五百元,去菜市场散市前买点菜,平日看看书,这便是享受!食指去年五月再次结婚,妻子是一位温柔贤惠的护士。
我与郭路生:《相信未来》伴我度过狱中生涯
诗人食指原名叫郭路生。
我和郭路生是在1967年底相逢、相识的。
1966年,我们这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迈进大学校门的梦想彻底粉碎了。
1967年上半年,正值中国“抗美援越”,许多学生在炮火连天的越南战场上找到了更具刺激性的为“世界革命”献身的机会。于是,一部分红卫兵采取各种途径到了越南战场。
当年8月,出于相同的目的,我和北京翠微中学的学生傅梅国一同搭上北京开往凭祥的火车并成功地从隘口越境到了越南。一个月后我们又回到了北京。
11月的某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百无聊赖中到颐和园去闲逛。在石舫餐厅吃饭时,恰逢郭路生也和几个朋友在我们的餐桌旁等候吃饭。我们恶作剧地吃完了饭也不让位而他们较劲似的偏要等到底。双方僵持着,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郭路生无意中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问我:“你是叫李恒久吧,你去过越南,对吗?”我点点头,他笑着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一场无谓的冲突化解了。
从那时起,直至1968年6月我们几乎是日日相聚,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何其芳先生的家中。可以说郭路生是何老先生最钟爱的学生,当年“焚书”是“破四旧”的一项重要内容,爱书成癖的何老先生冒着危险保存了一批古今中外的名著,郭路生得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营养。
1968年初春的一个早上,我和郭路生相约在北海见面。见面后,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昨天夜里又写了一首诗。在那个早春的寒风中,我有幸作为第一个听众聆听了他用那沙哑而低沉的嗓音缓慢背诵了那首《相信未来》。我被诗中的激情和那优美的诗句深深震撼。直觉告诉我,这首诗一定会是一篇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传世之作,尽管当年他不满二十岁。我请他马上给我写出这首诗,而他自己却觉得诗中的某些词句和段落还欠推敲。直到两天以后,我才拿到了他已几经修改过的、工工整整抄录的这首《相信未来》。为了把他那时创作的一批诗歌完整地保存下来,也为了我能随时从中汲取奋进的勇气,我背下了直至1968年夏天我们分离前他的全部诗作。
1970年,我终因“反革命”罪而锒铛入狱。入狱后,我曾在单身牢房里披枷带镣度过两年多漫长的岁月,在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炼狱中又是得助于郭路生的诗篇使我获得生存的信念。为此,我永远会真诚地感谢他!
一位哲人说过:“当我们已经年迈苍苍的时候,一切往事都会变成简单地回忆。”是的,记忆与生命同在,在我经历过的漫漫的铁窗生涯中,我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的是郭路生与郭路生的诗。
(资料来源:中国网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S/2837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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