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叫西华的小县城里，在我没有离开它以前，在那里生活了十六年，在这十六年，我总是习惯性的背对着阳光。
-----------题记
一，
那个小小的县城，南北不过四五里路，东西也就六七里，两条主干路垂直交叉的地方，是这个小县城的中心。在我们最激情飞扬的那段年少岁月里，这片中心地带日日夜夜充斥着嘈杂和零乱，却又始终是那个小县城里的繁华之最。
繁华之最有一个广场，广场中央竖着一尊石灰调像，是围着两串树叶蔽身、长发如瀑倾泻至脚后跟的女娲奋力举着一块石头补天的情景。因此，这里又叫娲城。据说，县城东关十里外还有一处女娲坟。土生土长二十余年，我从未去瞻仰过女娲坟。很长一段时间我弄不大懂女娲的真实身份，人？还是神？如果是人，何以有超能力举石补天？如果是神，何以还有一处掩埋尸骨的坟墓？除非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限，这里的“坟”，大概还有其他意思，比如“纪念堂”、“专门用于祭祀或参拜的庙宇”之类的地方等等，如果是这样，那自当别论。
而我一直认为只有掩埋尸骨之地才叫坟墓。
直到快读初中那阵儿，我还曾经向其他县城里的哥们儿炫耀：女娲不是补过天么？她是我们那儿的，她就是在我们县补天来着。好像世人都该因此感谢我们娲城人民，如果不是我们这里孕育了伟大的救世主女娲娘娘，就不会有现在这个完整的、继续葱茏着的世界。
女娲像立在女娲广场中央，被一个水池围着，数十年如一日地守在那里，见证着几代人的许许多多个人生瞬间。多少人的青春年少，张扬在那里华灯初上时的喧嚷中。多少个夜晚，我们三五成群地在那里卡拉OK、斗酒、泡妞儿，为屁大点儿的小事对着一副副生面孔扯着嗓子叫骂。其实，多数情况下不只是叫骂，干架才是重点，而叫骂有点像叫床的意思，不过是对重点事件的一种点缀而已。
夜幕来临时的女娲广场上，一台VCD，一台31寸的彩电和一对音箱，是我们夜夜笙歌的露天卡拉OK厅；一张铁皮长桌，几把塑料矮凳子，则是我们频频光临的酒场。这两种最常见的夜市摊儿，都是滋生殴斗事件的温床，而广场的夜街正是在这些应接不暇的殴斗场面中热闹起来的。
那段时间，我也曾经参与过无数次殴斗事件，不过，说起来很多人会夸张地笑，我总是认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我的身体里甚至流淌着斯文的血液，骨子里更是铭刻了一种精致的柔情。摇摇就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兄弟们之间唯一的一个斯文败类，天真时可比宁采臣，沉默时可比梁朝伟，如果戴副眼镜，可比徐志摩。只是，我的面相掩盖了这一切，方脸，浓眉，小眼睛，单眼皮，发怒的时候目光如剑，不多说半句话就可以威慑面前的人立刻闭嘴，或当即停止手脚上的动作。
老妈告诉我，自小就有看相的江湖术士说我面相凶悍，不会遭人欺；然后顺便看我手相，又说我左手执凶，此生定闯祸端，避之恐不及。巧合的是，后来有个家伙腹部的一把长刀，正是我用左手留下的，而我并不是左撇子。我其实也不是一个能打的人，后来我放倒一个牛逼哄哄的散打手，用的是刀，而不是拳头。理论上讲，能不能用一把刀放倒一个人，和能不能打无甚关系。
2000年以前，广场向北是北大街，向西是西大街，两条街边有很多录像厅，子夜过后，那里成了我们的安身之处。午夜过后，为了迎合那些处于青春骚动期的半大观众，提高同行间的竞争力，录像厅老板会从录像厅里面把大门反锁，放一个小时左右的A片，欧美的，日本的，异性的，同性的，人兽的，SM的，一应俱全。后来焦作一家录像厅发生火灾，60多口人命当即断送在被反锁的录像厅里，引发了一阵子全民恐慌，当时又赶上扫黄正紧，于是，夜街正喧闹时，经常能够看到一群群年轻人从某个录像厅的窗户上像羊粪一样一粒粒挨个儿蹦出来，四处逃窜，后面，各路民警大声吆喝着，紧跟不舍。
我也在录像厅里兴奋不已地看过A片，不过，严打那阵儿，我的新鲜感早已凋尽，甚至对录像厅里插播的那些人体极限镜头近乎恶心，因此，有幸没有被扫黄民警追赶过。2000年前后，主宰我们很长一部分少年时光的录像厅相继关闭，或被强行查封，有段日子，哥几个竟然怀念起来。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了，因为习惯了这种夜生活，白天的我总是萎靡的，特别是高中那阵儿，一听见老师讲课的声音我就能瞬间死睡，雷打不动。胳膊被脑袋枕得酸麻了，换只胳膊转过另外半张脸继续睡，偶尔睁开双眼，阳光便刺过来。哪怕是在雨天，那光亮都刺得我双眼生疼。
就像现在，我还是习惯性地排斥从窗口穿进来冲淡了暗黑色空间的阳光，我总是下意识地背过它，闭上双眼，哪怕睡不着，又不做什么思考，只是那样闭上双眼，要多浑浑噩噩有多浑浑噩噩。
后来，通过无意间观察背对阳光的别人，我开始发现，当我背着阳光的时候，无论我哭还是笑，凶狠还是害怕，兴奋还是悲伤，厌倦还是期待，站在我面前的人，相距咫尺都看不清。因为他看不清，所以如果他需要判断我的时候，只能猜测。
原来，我一直在不经意地隐藏着自己。
我不知道这种结果是不是我某种潜意识的作用，我想找到答案，我平生第一次如此迫切又慎重地需要某个问题的答案。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回忆和思考。我开始打算郑重地回忆过去，因为我冥冥中可以感应得到，这份思考和那些回忆之间不无关系，——可以说，我必须要回忆，同时严肃地付诸于思考，然后认真地总结，最终告诉自己，为什么，我习惯于背对阳光。
二，
母亲用的是那种坚毅的眼神为我送行。
当时我像一个外科手术医生一样将那眼神剖开来检查了一个遍，以为也许某个角落里藏了一丝悲哀和心疼，遗憾的是，除了坚毅，那里什么也没有。
我曾经在童年时不止一遍地怀疑母亲也许并不爱我，我哭闹的时候她从不哄我，我流血时她也从未表现过些许的心疼，只有在我做了某些她认为不该做的事情后，她才会有所反应，狠狠揍我，起初是巴掌，后来是鞋底，再后来是笤帚、擀面杖或柳条鞭子。
父亲则完全相反，我搜遍全部的记忆，也找不到父亲以使我感到身体疼痛为目的而实施过一次暴力行为，连责骂都没有，反倒是每每在母亲揍我的时候百般劝阻，甚至争吵。每次我想到父亲，都是他笑呵呵地给顾客挑选、整理、称重、包装熟肉的情景。
整个小学期间，我品学兼优，从不惹是生非。尤其是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之后，我的作文几乎篇篇成为老师拿来示众的范文。这得益于父亲像收集宝藏一样为我买了几十册作文选读。只是，每当遇到“严父慈母”类的命题作文时，我都像便秘了一般憋不出几个字来，听到别人的作文里描写母亲为子女们点灯熬夜缝衣服、织毛衣的情节，我总感觉无比肉麻，并极力怀疑它的真实性。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胡同第二家的狼狗大黄咬伤了我的左手手腕，母亲带着我去讨说法。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的丈夫是西关大队的罗书记。听完母亲的叙述，罗夫人扬着眉毛说她自然不会怂着自家的大黄去咬人，但也没法子教训它咬人这件事是不对的，畜生毕竟不通人性。摆明了，她不但不打算赔偿医药费，还拒绝道歉。
“也是，畜生毕竟不通人性。”母亲重复了这一句，然后牵起我的手回家。临转身，我看到书记夫人脸色发白，欲言又止。
冤家路窄。第二天下午，我和母亲从店铺里提了一袋排骨回家做饭，在胡同里遇见了那只肇事狗。母亲用一块骨头将它引到胡同尽头，正当那大黄乐不思蜀地叼起骨头时，母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碗口粗的木棍，劈头向它抡去。大黄惨叫一声，丢了骨头，夹起尾巴，贴着墙根儿要溜，母亲指着墙边的一把铁锹对我喊：“小寒！堵住它！”
我有点震惊地木了一秒钟，随即想起手腕的伤口和书记夫人扬起的刺青眉毛，仇恨像泼在通红木炭上的汽油一样瞬间升起了熊熊的火焰。胡同很窄，我操起那杆比我还长几公分的铁锹，顺势一横，轻易就堵住了那只暂无人势可仗之狗的回头路。然后我扬起铁锹，狠狠拍在它的脑袋上，一下而已，他发出一声尖叫，当即瘫倒在地。然后，我补了第二下，又补了第三下，直到它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
母亲一直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我，让我以为我又做错了事。
“这样也不亏它！”良久之后，母亲对我说。
我以为事情就此完结，没想到母亲叫上我，牵上我们家的小黑，又进了书记家的门。
书记和书记夫人一同走出客厅迎接，书记夫人练就了一脸深厚的皮笑肉不笑的工夫，斜着眼睛，说：“小寒打疫苗了吗？这才是最不敢耽搁的要紧事儿！”
“那是。刚才我们家小寒帮你们把那个祸害解决了。”母亲说，“转念一想，你们家这二层小洋楼值钱东西可不少，咱这儿贼又多，不能缺了看家的畜生啊，所以就把我们家小黑给你们送来了。”
祸害的男女主人同时张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愣在了原地。
书记家里的大黄据说是某某纯正血统的狼狗，稀有所以珍贵，而我们家的小黑是可以从邻居家白要一个来的那种狗。但大黄的丧命终归要怪他嘴欠，我们家小黑是断然不屑于嗟来之食的。
母亲把小黑拴在大黄的瓦舍里，再没说第二句话，就要离开。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母亲牵着小黑来的用意。我如何就这么舍得相处了一年多的小黑？“妈……”我悲哀地喊了一声，与小黑当时凄楚的叫声无异。
母亲回头看我一眼，一句话没说，转回身绕过罗书记家的大红铁门，走了。
我只得跟了出去，回头看了急急地挣着缰绳的小黑一眼，鼻子一酸，眼里装满了泪水。罗书记和他的夫人面面相觑，两张扭曲了的脸煞白如霜。
回到家我钻进卧室大哭不止。母亲走过来，平静地告诉我：“有一天你会知道的，有些东西一定得舍得丢掉，才能换回不能没有的东西。”
哪怕丢掉的是感情，换回的是尊严？
那是一个方圆两三里最有身份的几户人家之一，书记和书记夫人又自知理亏，自然不好意思针对大黄一事闹上几闹。不过，小黑很快就死去了，当时我认定它是郁郁而终，后来，我相信，小黑的死，是因为它的命运终究无法适应那个90年代初就张扬起二层小洋楼的人家。
三，
并不像影视剧里常见的那种情节，母亲从不曾因为父亲的老实巴交甚至忍气吞声而看不惯，他们的感情一向很好，只是偶尔母亲会稍稍生气，但绝不是嗔怪父亲软弱。软弱和老实是截然不同的，母亲只是认为父亲有着习惯忍让的秉性罢了。
有时母亲责怪父亲过于宠溺我，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爹娘都宠溺着儿子，儿子自然长不棱正；可要是爹娘都苛求了儿子，儿子一样会长歪。
母亲终于还是渐渐习惯了父亲对我的宽容，于是全权担负起了教训我、打骂我的任务，以至于童年的我更喜欢和父亲在一起，而只要母亲在场，我都格外小心，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放不大开。
父亲在我4岁的时候退伍，先是跟着一个战友跑了两年的皮革生意，战友发了财，父亲却抽身而出，在西关环城路边开了一家熟食店，自己钻研了一套熬制熟肉的良方，一年之内，居然在半个县城里小有名气了。几年过去后，父亲倾注了大部分心血的小店俨然成了娲城名铺。
父亲的店里基本上不需要我和母亲的插手就能轻松地得以维持，因此，在我有时间成为学习高手的同时，母亲也成长为了麻将高手。父亲坚决反对母亲赌博，不惜为此和母亲翻脸吵架，母亲理亏，就由着父亲说教，言语上答应了戒赌，背地里却一如既往。我常常饿着肚子写完作业，才能混上一碗鸡蛋花方便面，母亲自知理亏，那段日子竟然也宠溺了我许多。说起来，那也许是我最幸福的童年时光了。
我当着母亲的面吵着要父亲买游戏机给我，母亲竟然没有阻拦，只是佯装一脸愠色，戳了一把我的额头，说：“不管要什么，不准用这种撒娇的手段来闹。”说完，居然对父亲笑了笑。
我知道，我得逞了。
宇子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和我混在一起的。宇子的老爹，也就是父亲那个做皮革生意的战友。我和宇子可以趁放学后父亲还在店里忙活母亲还在赌场尽兴的时候玩得忘记饥饿，至于家庭作业，自然更是无暇顾及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游戏叫坦克大战，是我和宇子的最爱。
那个学期终考，我的成绩直线下降。过完暑假是五年级，当时读初中是要参加像中招一样的考试的，很隆重，所以一开学母亲就把游戏机锁了起来。我没有丝毫抗争或撒娇的余地，因为当时父亲被查出患了重病，正大把大把地花钱治疗，母亲因此早已毅然戒赌。
成绩的下滑使我对学习的兴趣陡减，对游戏机的思念和对父亲的担忧更使我终日不得安宁。我开始上课走神，不认真写作业，甚至和宇子尝试了几次逃学的刺激，去电子游戏厅里疯得不知天昏地暗。老师对我渐渐生厌，不是让我起立罚站，就是将我叫到讲台上示众，或者干脆把我请出教室，后来发展到逼我请母亲来学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沟通。
我从办公室的玻璃窗望过去，看见老师不停地做着手势说着些什么，母亲则不住地点头称诺。忽然发现母亲的样子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心里不由地掠过一阵莫名的刺痛。那时候并不知道“憔悴”这个词，只是感觉光亮的母亲似乎黯淡了许多，好像是因为久别了麻将桌，一如我对游戏机的思念。
我本来是准备好了挨顿揍的，意外的是母亲连声责骂都没有给我，她只是很失落似的对我说：“儿子，别不争气了，你老子平时不爱管你，可他比我还希望你有出息。好好念书吧，考上实验中学。”然后母亲给了我两块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让我去西关小斜街吃烧饼胡辣汤的晚饭。
父亲住了院，母亲却从不带我一起去看他，我想自己去找，却又不敢，怕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让我心悸。我用那两块钱去北街电影院对面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子游戏，然后去了宇子家找宇子。
那天宇子跟我讲了一个秘密，说他常常和班里的晓晓一起到西关的小树林里散步。很奇怪当时我没有嘲笑他，在那样的年少岁月里，如果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被发现单独说句话或者相视一笑的话，都会被嘲笑个不停的。听了宇子的秘密，我只是有些纳闷，宇子这家伙平时动不动就欺负他临座的小女生，却可以和晓晓走那么近。
晓晓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清澈透明，似乎每眨一下就会汪出一道涟漪来，两只小辫永远挽着两只粉色的花骨朵。晓晓爱笑，一笑就让人感觉着好像在眼睁睁地看着一只花骨朵在阳光里经微风一抖，一瓣一瓣绽放开来的样子。我只和她说过一句话，那是一次放学后，我值日，晓晓最后一个离开，经过我身边时掉了一只精致的自动铅笔，我定定地看着她迎着夕阳的余辉走出门口，又四处张望着确认了没有目光注视的情况下，追了出去，叫住她，伸手递出那只铅笔，说：“你的铅笔掉了。”
她一转身，笑了，走回来接过铅笔，说了句谢谢，又补了一次笑，才转身离去。
那笑脸，让我一连几天的时间里会莫名地笑出声来。
宇子一点也不介意我在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之后加入了他们。西关小树林的槐树茂盛得几乎可以阻止任何一缕阳光直射的步伐，脚下是郁郁葱葱的草地，草地里零星地散布着各种颜色的野花，夕阳辗转穿过繁茂的枝叶，在草地上留下了班驳的光影。
我们走到林子的中间，再折回来，分开后各自回家。
原来，我和晓晓仍有一段路同行，宇子一直不知道。
我知道家里空荡荡的，所以故意走得很慢。晓晓有点着急。“走快点吧！回家太晚的话我爸妈会担心的。”她说。你不知道，她连说这句话时，都是面带微笑的。我只是回应了她不置可否的笑，她也不生气，只是加快了脚步，偶尔回过头来，还是满脸花开时的灿烂。
“那我先走了。”她说
四，
再转个弯穿过一条胡同就到家了，晓晓回头看了一下。
她发现了我，先是吃了一惊，停下脚步，紧接着张开笑脸，远远地问我：“你怎么一直在后面啊，我以为你落下很远了呢！”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于是，两个孩子就远远地隔着一条水泥路，相视而笑，谁都没有先走开，也没有走上前一步。偶尔仰起脑袋看看，昏黑已经掺进了绯红里，再低回头来望向对面，像纵容着一种习惯一样，依然笑得无声。
“我回家了。”晓晓把两只手牵在身前，对我说。
我点点头。晓晓就“咯咯”笑了两下，转身隐没在胡同的拐角处。
西关小树林里的槐树叶落净时，父亲出院了，人瘦了一圈，不过看上去却比以前更精神了。父亲的店铺重新开张，我认为母亲会再次回到麻将馆，没想到她却开始全天候帮助父亲料理店铺了，同时变本加厉地关心起我的学习来，常常翻出老师请她去学校的陈年旧帐，扬言要补我一顿揍。
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宇子、晓晓在放学之后回家之前去西关小树林里散步了，连三个人同路回家的那一小段时间都被我压缩到了极限。宇子偶尔来我家，并不能带给我放松一次的机会，母亲甚至以干妈的名义，像命令我一样命令宇子和我坐在一起读书写字做练习，几次以后，我们家被宇子形容成了地狱。
“你老妈比我爸还凶！”宇子对我说。
慑于母亲的武力威胁，从放学之后到第二天上学之前的时间里，我乖得如同一架声控机器，一切动作完全按照母亲的口头指令进行。母亲很满意，所以我的身体也很满意，其实，母亲根本无从得知，我暗地里在下意识地寻找着自我平衡。
我把自己所牺牲掉的年少的自由，从学校里一一补回。我上课有意不听讲，不是找一些课外书来看，就是比着卡通人物画画。有时我会花整节课的时间望着晓晓的背影，一直等到她偶然间的回头，彼此匆匆地相视一笑，这便满足地沉下心来，转而去听听老师在喋喋不休地讲些什么。
如此这般，在母亲的高压统治下，我的心灵才没有引发任何病变。
老师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上课时的心猿意马，但想必早已经决定放弃我，所以从来都懒得过问。秋雨连绵的时节一过，大半个冬天就只剩下被剥去温度的阳光了。犹记得当时的校园里，总是满地煞白，像是阳光自万里之外跌落后，再难动弹的躯壳。
我失去了被老师们叫起来回答问题的权利，一直到小学结束，一次也没有。有一次迟写了作业，课代表没有等我，课间我亲自到办公室去交。我在办公室的门口听到数学老师跟语文老师讲：关向飞这孩子是不是得了什么心理疾病啊？小小年纪死气沉沉的，也不知道整天在想些什么，总之给人感觉怪怪的，不是自闭症，就是抑郁症，我看是没什么希望了。
那天，我第一次没交作业。我怕我当时敲门走进办公室的话，会尴尬了两个慈祥了很久的老师。回到教室以后，我找了一支红水笔，学着老师的笔记批改自己的作业，不小心全部批成了红勾，想想觉得明显失真了，于是又把一个红勾修改成红叉，并仔细地描了很久，然后才尽量潦草地写上日期。不交作业这么严重的求学事故，居然，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
其实，值得庆幸的校园生活远不止这些。比如，宇子总是有足够多的零花钱，买来的圣斗室贴画总会分我一半。做完课间操回到教室，翻开抽屉后发现一个粉红色的信封赫然躺在那里，赶紧合上，检查一下眼前身后，又把两只手遮遮掩掩地藏在抽屉里，摸索着拆开来，再把抽屉开了一点点，好奇地透过那条缝去看，居然是晓晓的两张照片。
照片里的晓晓抿嘴笑着，两只手牵在一起放在身前，干净的粉黄色连衣裙迎风飘动。悠悠地，那风似乎寻了一路，终于迎面吹过来，掠过自己额前的几缕碎发，柔柔地，痒痒的，像是晒透了晴冬的阳光，让人一触就打心眼儿里暖暖的。
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秀丽的字：希望你也能送我一张照片。
那节课上，我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把攥在手心里的那张纸条小心地摊开来，藏在臂弯里细细地看，好像是在钻研一句极其深奥的应用题说明，需要读第二遍、第三遍，读上一百遍，也不为过。每一次摊开来又合上，合上了又摊开，仍旧是满怀欣喜。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寻找晓晓的目光，可是那一天，晓晓的目光似乎一直在躲避我。
临睡前，我找出了十张自己最满意的单身照，比较来比较去，反反复复才决选出最好看的两张，用信封装好，夹在课本里。
第二天，我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等待放学。
回家路上和宇子分开后，我对晓晓说：“去看看小树林儿吧，还不知道冬天时那里是怎样的呢！”
晓晓笑了，没说什么就转身往回走。
我一直木木地跟在后面，和晓晓保持着1米左右的距离。晓晓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我们就像往常一样相视一笑，继续默默地往前走。
原来槐树林并不是因为繁茂的树叶才美丽的，冬天，只剩下削瘦枝干的槐树们，光秃秃地裸露在北风里，一棵没什么，两棵也无所奇，千万棵树并肩站在那里，一眼望过去，就站成了一片迷人的风景。
冬天的日光谢幕很早。昏昏的天空忽然飘下密密的雪片来。
晓晓像一只快乐的小鹿，跑来跑去，伸出手去接纷至沓来的雪片，我看到那双小手冻得通红，便走过去，把自己的棉布手套递给她。
“我有。”晓晓快乐地笑个不停，从书包里拿出一双露半个手指的那种线手套给我看。我摇摇头，还是伸着那双手。晓晓于是接过去，戴上，然后又伸手递出她那双线手套。
“你戴这个。”她笑着说。
那是不由我拒绝的，如同晓晓甜甜的笑。
天很快黑下来。晓晓接腻了雪花，也跑累了，忽然就想起了回家的事，马上着急起来。
把晓晓送到家门口，要说再见时，我才想起照片的事。
“还以为你忘了呢。”晓晓咯咯一笑，转身离开了。
我回到家，没有悬念地挨了母亲几巴掌，没吃晚饭就坐下来写起了作业。写着写着，不禁笑出来，偷偷看看母亲，还好没被她抓个正着。
临睡时拿出晓晓的手套，细细地看了又看，毫无睡意。
索性戴在手上，不久，竟安然入梦。
五，
我戴着晓晓的手套做了一个不着边际的梦。
梦里，我和宇子玩儿命地奔跑，跑过一条条深深的巷子，以为跑出了巷子就可以了，结果又跑上一条宽宽的马路，路上什么都没有，两边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除了风过玉米地的响动，周围在没有别的声音。这时，我和宇子又开始相信，跑过这片玉米地就结束了。
我们并没有停下想想为什么奔跑，只是一味地迈出双腿，不顾一切。
直到跑进一片树林，我们才安心地停下来，躺下去，气喘如牛。
“终于快到家了。”我说。
“什么啊！你以为这是我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吗？”宇子怪声叫道。
我慌忙坐起身来，仔细打量这片树林，却发现四周只有挺拔的白杨树，一棵棵高高耸立着，繁茂的枝叶离头顶那么远，好像悬在半空里的绿色云彩。
忽然浑身一冷，起了满身鸡皮疙瘩。
我拔腿又开始了狂奔，宇子在身后喊了又喊，我没有回头，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上来。最后的最后，有一条深谷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大致估了估，感觉无法越过。正当我准备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发现对面站着一个人的身影，衣衫似水般舞动。我很努力地想要辨认对方的脸，却始终无法看清。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够确定，那个人在对我笑。
我随之做出了一个并非由大脑事先下达了指令的动作，助跑了很长一段距离，跃过了那条深谷。我忍着疼痛爬起来寻找时，却发现周围什么都没有。
早晨醒来发现自己滚在了地板上，扯了一半被子压在身下，浑身酸疼不已，而且，好冷。爬起来回到床上，兀自会心地笑了。“我梦见了晓晓。”我对自己说。
其实，自那次交换了照片和手套以后，一直到升入初中，我和晓晓再也没有单独在一起过，西关槐树林又是一片葱绿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也没有再去散步了。直到若干年以后我和别的人一再地去，再若干年后，那些并肩站了几十年的树眨眼间全部走散，只留下一片寂寥的空地。
我和宇子粘在一起过了一个百无聊赖的春节。那是一个有点尴尬的年纪，对烟花爆竹已然失去了兴趣，吃不吃好的穿不穿新的也不再那么有所谓了，因此怎么也比不上那些十岁以下孩子们的简单快乐；却也不能名正言顺地牵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手逛街，或是光明正大地跟一群活力四射的哥们儿叼着烟卷拎着半瓶啤酒招摇过市，因此，也远远比不上那些十六岁以上孩子们的丰富多彩。我和宇子只是争取一朝一夕的时间打算把电子游戏玩腻，或是在音像店里淘几盘流行歌曲的磁带。当时我们已经不唱《水手》了，而是跟着磁带看着歌词学《星星点灯》的调子。
多年以后一场大雨惊醒沉睡的我，
突然之间都市的霓虹都不再闪烁，
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
那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
不甚了解，却深深被打动了的，就是我们的少年情怀。那些歌词对我的影响远比旋律更加深远，像他们可以对那些旋律深刻到记不得歌词也可以哼唱出来的程度差不多，之后我写作文，凡是要说“街灯”的地方一律写成了“霓虹”，凡是可以用“等待”的地方，我基本上都会先试试用“等候”顺不顺口。
我和宇子一致同意，花一天的时间站在晓晓家所在的那条寒风肆虐的胡同里等候。只是一天下来，我们什么也没有等到。我们认真地推测了晓晓家可能所在的位置，然后壮着胆子贴在人家的大门上，耐心地去听院子里的人说话的声音，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也没有听到晓晓的声音。
半个月的寒假，我被母亲放风的五天时间一晃而过，接下来的五天被用来探亲访友之后，剩下的五天里，母亲说，要陪我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写寒假作业，并好好预习功课，准备新学期。
我小心地说老师没有布置寒假作业。
母亲便说那好，我来布置。
结果是，母亲一人可抵三个数学老师的心狠手辣，两天之后，我的屁股因为久坐而长满了又硬又痒的红疹。第一次，我对学校的思念胜过了一切即时的梦想。
也许是因为即将分开了，寒假过后，大家不再像从前那么敏感，男生女生的交往不会再因来嘲笑的目光和私下的非议，后来，还纷纷公开地互赠照片。我和晓晓，却依然不敢轻易开口说话，更多的时候，仍旧只是那么相视一笑。我知道，我这是做贼心虚。
初春时节，宇子和我们班的一个小痞子打了一架，那孩子叫吕帅，老爹是县政府党委办公室主任，所以平时嚣张得很。吕帅吃了宇子的亏，不服，下约再战。宇子在教室里就指着那小子的鼻子大喊：“来吧，老子等着你！”
我问宇子为了什么，宇子告诉我，吕帅的同桌告诉自己的同桌，说，那小子总是写信给晓晓。看看，宇子11岁就干起了护花使者干的事，还这么轰轰烈烈。
吕帅没有食言，第二天放学后叫走了宇子。我支走了晓晓，跟在了宇子后面。如果不是这样，宇子那天就惨了，吕帅自知水平不济，叫了三个帮手呢。
那天，我和宇子一人两个，倒没吃什么亏。小时候也打过架，但都没有这一次隆重，最后有两个人挂了彩，都是吕帅请来的帮手。我发现，原来自己还是一个打架好手，秘诀是，一直在心里重复宇子告诉我那件事：这小子总是写信给晓晓！
原来，我和宇子一样，情窦开得早
六，
我最终没能如母亲所愿考上实验中学，而是沦落到了痞子扎堆儿的二中。晓晓比我们都幸运，她的父亲疏通关系把她安排到了周口四中，距离我们28.3公里。这距离对于现在来说不算什么，搁在当年，却如同一个天涯，另一个海角。
值得高兴的是二中要求我们住校，我和宇子都觉得，这是二中的英明之处。然而，这份欣喜最终没能维持太久。
初一学生的宿舍每间住12个人，6张上下铺，一间20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拥挤得只剩下一条窄窄的过道。我和宇子不同班，自然没有分到一间宿舍，我在204，他在208。我们曾试图挨个儿说服各自宿舍里的成员对调床铺，但没有人愿意。那些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孩子，竟然一个比一个倔。
只好作罢。我和宇子只是隔了一个房间而已，所以除了睡觉时，其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可以待在一起。那种不是教室、操场，就是食堂、宿舍的生活其实是相当无聊的，我和宇子却过得有滋有味，毕竟，不用再看着父母的脸色坐在房间里痛苦地看书写字了。
住校的第四天，我和宇子的欣喜就被终结了。
那是晚上熄灯前的半个小时，大家都在，正准备着上床睡觉。这时，七八个半大孩子闯进宿舍，有人坐到下铺的床沿，有人站到窗口向外张望，有人倚在门框上，他们穿着怪异、表情嚣张、举止莽撞，四处打量了片刻，然后，有个卷毛大声地问：“你们这里谁是宿舍长？”
我们宿舍里的孩子都被这群跋扈的家伙们给震住了，没一个人说话。
“这不是残疾人学校的哑巴宿舍吧？”站在窗口的那个人转过身来碰碰身后的一个同伙。
这时，一个腮帮子上蜿蜒着一条刀疤的人走到门口的那张铺，坐下去，揽过愣在那里的一位同学的肩膀，和蔼地问：“兄弟，你们这里谁是宿舍长？”
“我们这里还没有选宿舍长！”那个同学低声说。
“就你了！”刀疤拍拍他的肩膀，站起来，朝卷毛点点头。
于是卷毛又清了清嗓子，说：“几位哥哥是咱们学校初二初三的前辈，最近碰着不少事儿，缺钱花，找弟兄们借点儿钱，以后弟兄们摊上什么事儿，哥哥们一定出面摆平。”
然后，卷毛又转身对门口那位新上任的宿舍长说：“从今天起，你负责收你们宿舍的钱，每人每周5块钱，谁不交你就把名字记下来给我，听清楚了吗？”
“不是借点儿吗？每周都交啊？”宿舍长小心地问道。
“别问那么多！照我说的做就是了。”卷毛不耐烦地回答。
“我家一个月也不一定能给我5块钱。”对面上铺的同学插话道。
“甭你MB废话！不交就别他妈的想在二中好好上学！”卷毛气急败坏地说着时，朝对面上铺狠狠瞪过去，上铺那位兄弟蓦地愣住了，脸色煞白。
“谁他M的往学校报告，就等着残废吧！”卷毛又说。卷毛应该是这个团伙的发言人，因为七八个人的团队阵容里，只有他一个人在滔滔不绝。
“海哥，走吧？”卷毛问刀疤。
于是，未及我们反应，几个人便扬长而去。临出门，卷毛再次拍了拍宿舍长的肩膀，说：“兄弟，明天晚上我们来拿钱。”
“TMD！”对面上铺的同学恨恨骂道。
除此之外，宿舍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说话。
第二天，宇子问我，有没有这么一群人来过我们宿舍，我便问他什么样的一群人，于是宇子骂骂咧咧地向我形容了前一天晚上那伙痞子闯进他们宿舍扬言收钱的事，我告诉宇子，这和我们宿舍里发生过的那一幕完全相同。我问宇子交不交，宇子说他宁愿扔掉也不愿意交，只是，如果宿舍里其他人都交的话，自己逞强一时能有什么好处，怕是只能自讨苦吃。
宇子的话提醒了我，事实是宿舍里的大部分人都会乖乖地交那5块钱，而且不敢多事向学校报告，毕竟那时年少无知，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胆子小。但是，我暗自又想，如果大家都不交呢？
我感觉自己不可能就这么乖顺下去，尽管我想来想去还是交了钱。
我们宿舍里，只有对面上铺的那个孩子没有交钱。之前他说过他是西郊黄桥人，那是一个比较贫困的村庄，看看他小小年纪就有着黝黑的皮肤和矮矮壮壮的身板，就知道，这孩子从小干粗重的农活。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干起粗重农活的人家，大概怎么也不会富裕到哪去。所以他没有交钱。
“有钱我也不交！”他对我们说。
我倒觉得，这不是关键，这不过是比身边人更强烈的自尊心在作用的结果吧，逞强罢了，关键是他没有钱可交，他应该不相信哭闹或害怕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也只好逞强。
于是，宿舍长特意拿着一张白纸问他的名字。
他整理床铺的手加重了力道，装作没听见。
晚上，卷毛带着两三个人来了，宿舍长把钱交给他，卷毛当即数了数，发现少了一个人的，瞥了一眼宿舍长：“少一个。忘了交代给你的事？你记的名字呢！”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宿舍长小声应着，指了指对面上铺那孩子。
卷毛顺着宿舍长的手指看过去，对面上铺的那个兄弟还在兀自整理着床铺。
“又是你TM的！真不想在二中混了？”卷毛骂道。
那兄弟终于停止整理床铺的双手，坐了下去，一脸迷茫。
“你MB给我下来！”卷毛继续骂道。
他动也没动，表情里除了浓浓的茫然，依旧看不出恐惧。
“操，非要我拽你逼下来是吗？”卷毛气急败坏往里走。
他忽然流出了眼泪，随即哭出声来，然而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又弯起胳膊用袖口在脸上胡乱一抹，用哽咽却坚定的声音说：“我没钱！”
“你MD的别跟我玩儿这个！你先给我下来！”卷毛喊道。
他再次动也不动地坐在床上，一脸茫然。
“操！我就不信邪！”卷毛麻利地抓住上铺的栏杆，一脚蹬在对面下铺的床沿，一手猛地抓住上铺茫然着的兄弟，用力往下拽。那兄弟可不是吃素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属于那种力量型的，他把一只腿缠在床铺栏杆上，任凭卷毛怎么用力，也没能拽动他。
“我日！”卷毛急得满脸通红，转个脑袋对着门口喊，“过来帮忙！”
于是三个随从奔将过来，有人扯兄弟的腿，有人拽兄弟的胳膊，兄弟纵使有百般能耐，又何以经得住这一系列的折腾，所以终于从一米多高的上铺直直地摔到了地板上，还未摔个停当，拳拳脚脚便一并袭来。拳脚累了，稍作歇息。兄弟竟在这当口儿暴跳而起，满脸是血，一声大喝，正对着一个人的脑袋送去了一记沙包大的重拳，卷毛等人一看这兄弟竟然还敢还手，不由急得满腹怒火自双眼喷涌而出，一声号令，众人随即又展开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围攻。
七，
对面上铺的兄弟，叫马春刚。
马春刚躺在地板上痛苦地扭曲着身体，血蹭了一地。宿舍里的孩子们都傻了，麻木地看着一堆拳脚围攻一个无暇反抗的躯体。混乱的局面终究需要收场，我想包括那红了眼的卷毛也是这么认为。
“我帮他交。”我听见自己说。
好不容易听到有人讲出话来，所以忙着施予暴力和被动迎接暴力以及专注围观暴力的人们都停下来，齐刷刷地把目光转移到了我的身上。确切说，是转移到了我的脸上。
自小心理素质好，所以我面不改色。
“别打了，免得引来老师，我帮他交钱。”我继续说。
卷毛稍稍愣了一下，看了看我，随即低下头朝着马春刚胸部踢了一脚，咬着牙说：“算你B命好！别有下一回！下回谁也帮也不灵！”
卷毛收足了钱就离开了，临走前扬着下巴瞅了我一眼，路过马春刚时又补了一脚，于是，他的三个随从也纷纷上前补上了自己的一脚，最后一个家伙没瞄准，一脚踢空，蹭过了马春刚同学的肩膀，失了力道，走出两步想了想，又回来加了一脚。
宿舍里的同学这才纷纷走过去搀起马春刚，七嘴八舌地问严不严重，有没有事，需不需要看医生等等，马春刚这时却大哭起来，拨开众人，兀自爬上床去，面墙而卧，止不住地呜咽起来。之后，宿舍里再没有人说出一句话来。
宇子告诉我，他们宿舍倒是没有发生意外，个个都乖乖交了钱。只是越想越憋屈，感觉窝囊得蛋疼，实在不爽。
“报告学校吧！”宇子说。
“有个屁用！学校就是开除他们，又能咋着？就这么屁大点儿的县城，想找个人还不容易？不用担心学校管了，那帮人说不定更猖狂！”我分析道。
我和宇子开始慢慢留意关于那伙人的一些事。
卷毛叫成涛，初二（四）班的劳动委员，经常戴着一个红袖标和其他班的劳动委员在校园里吵吵嚷嚷地检查卫生，一边打闹，一边记分，我注意到，和他一起检查卫生的那群人里，有两个是和卷毛第一次来过我们宿舍的，有一个参与了对马春刚的群殴。
后来，有人告诉我，教导主任，那个永远是一脸哀悼般肃穆表情的中年女人，竟是成涛的母亲。好险，幸亏没有赞成宇子把卷毛他们干过的事报告给学校。
还有刀疤，外号渣子，初三（一）班的混混儿，据说是二中的头号痞子，收了一群有特殊背景的败家籽儿做小弟，总是欺负初一新生，二中的学生提起这个人，咬牙切齿地恨，又闻风丧胆地怕。渣子这个外号太响亮了，以至于除了他的同班同学，学校里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名字。
渣子在学校里干坏事儿，一般都是指使成涛和李小光出面，即使被学校发现了，也只是处理成李二人，而李小光又是副校长家的二少爷，所以一般情况下，学校的处理也是不痛不痒的，暧昧之至。
“怪不得这帮杂种一个比一个嚣张。”宇子骂道。
我的初一学年第二周，父亲旧病复发，再次住进了医院，之后每个周末，我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晚上，就去宇子家过夜。有时想想，家里的院子里也许已是杂草丛生，青苔遍地，一股苦涩的滋味涌在心头，越发不想回家看看了。
父亲似乎比一年前病得更加严重，削瘦而没有精神，母亲似乎也一同病了，满脸的憔悴，话也少了，对我的学习的关注更是几近荒芜。
我的心情因此而日渐压抑，脾气也焦躁了很多。
收到了晓晓的来信，使我的心情有所好转。我拿着平生收到的第一封盖着邮局邮戳的信，视若珍宝，反复看了不下二十遍，细细琢磨着如何回复。
晚上，我趴在床上给晓晓回信，恰逢成涛又来收钱。他们再次为难马春刚。我知道马春刚手里根本不可能有5块钱，为免又见一场不公平的打斗，我再次主动提出帮他交。
成涛白了我一眼，没有理会，继续辱骂马春刚。
“他根本没有钱，就是打死他，他也拿出不来啊！”我有点急躁地走到成涛面前说，“就当我借给他，他再交给你们，不一样吗？”
成涛终于停止了对马春刚的辱骂，转而扬着下巴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说：“TMD，你愣充啥好人哪？他是你老子啊？”
这句刺耳的辱骂瞬间激怒了我，我一句废话也没有说，当即抡起拳头砸向成涛的脑袋，他完全没有料到我胆敢主动出手，因此一点预防或闪避都没来得及，实实地挨了一拳。
愤怒没有因此而有所减退，快感反而由此激增，想起无故交钱的憋屈，想起他们对马春刚野兽般惨无人道的狂殴，这一拳砸下去，竟使我倍感兴奋。我乘势继续狠狠出拳，没有给他半点回旋反击的余地。
直到成涛瘫倒在对面下铺的床边，依然骂不绝口，于是，我挥舞拳头的兴奋就有增无减。随他一起来的三个小子打算走过来支援，却噼里啪啦在门口打开了，我转头一看，原来不知何时宇子已经赶到，以一敌三。这时马春刚像阵风一样跳下床来，几步跨到门口，也加入了一片混乱的打斗。
马春刚没有愧对那副身板，他和宇子三两下就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成涛的三个同伙索性不再还手，马春刚和宇子就也停了下来。
“滚蛋！”我对脚下的成涛低声吼道，“204以后不交钱了！”
成涛没再说什么，站起身来就走，走在门口又回头瞪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你等着，这事儿不算完。
八，
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加重，母亲特意来学校找老师说明了父亲的情况，于是我被特批免去两节晚自习，每日下午五点拿着出门条奔赴医院，晚上熄灯前再赶回学校宿舍。我哀求母亲让我休学守着连说话都已经吃力的父亲，母亲说什么也不肯。
我的心情因此而越发苦闷，情绪无常。
所以有一天回到宿舍看到“宿舍长”又在帮成涛他们收钱的时候，我马上就异常恼火起来，我一把扳过他，大声责问：“你干什么？”
他一时愣在那里，没说出话来。
“你不嫌窝囊吗？上回我不是当着他们的面儿说过204以后不交钱了吗？你他妈的当我是放屁啊？”我一时表现得像个帮会大哥。
“星期一那帮孙子又合伙打了我一顿。操！我说单挑，他们却笑得死去活来的。”马春刚说，“星期二他们又把刘招也给打了。”刘招，也就是宿舍长。
“成涛每晚都来找你，只不过你回来得太晚，他们总是等不着。他们说204的人要挨个儿揍，要么交钱，要么别在二中混。”刘招一脸委屈地对我说，“我也没办法。”
听到这里我忽然很激动，倒希望被他们碰见，被他们挑衅，激怒我，玩儿命干他妈的一架，最好能被学校发现，开除我。
“他们人多，所以才嚣张。”马春刚又说，“其实我们人也不少，要是我们12个人遇着事儿能一起上，干嘛怕他们？干嘛给他们交钱？”
这句话忽然使我眼前一亮。
“好！那我们12个人拜把子吧，结为兄弟，有难同当！”门口上铺的周阳忽然坐起身子说，“他们再来找茬时，大伙儿一块上！”
马春刚跳下床来，拍拍我的肩膀，激动地问我怎么样。
我点点头，说：“要拜现在就拜！”
“好！要拜现在就拜！”周阳喊了一声，也跳下床来。
多数人陆续下了床，只有三个人没动。
“谁不愿意就趁早搬出去，别碍事儿！”有人喊了一句。
这时，所有人都走过来，挤在了床铺间的过道上。
马春刚把门插上，拿出自己的饭盒，倒了些凉开水，放在地板上，又翻出一把折叠军刀，说：“每人一滴血，我先来。”说罢，就割破了食指，将一大滴鲜红的血滴在了那碗水里。接着，又把军刀传给身边的周阳。不一会儿，那碗水就变成了淡红色。
眼看就剩下三个人了，窗边5好床下铺的姚光辉没有把握好分寸，割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流了很多的血，整碗水瞬间变成了鲜红，像是掺了水的血，倒不像滴了血的水。
王志明见此情景，接过传来的军刀吓得要死，唯唯诺诺，怎么也不敢割自己的手指。周阳不耐烦地夺过小刀，一把抓过王志明的手，准备替他动手，那小子用尽全力挣脱开去，然后，竟然闪到了一边。
“操！你是不是个带把儿的啊？”王志明的上铺肖虎说。
“算了，我不拜了，我晕血。”那小子说。
“那你先出去！”周阳皱紧了眉头，看都没看他就这么喊了一句。
王志明于是慢腾腾地走出门去，周阳准备重新插上门的时候，宇子正好推门进来，我把情况一说，宇子没说二话，当即就割破了手指。
鲜红的血水混合物，每人用刷牙杯子分到了一小口，有人这就要喝下去，马春刚示意大伙儿等等，兀自跪在了地上，于是，大家就一同跪下，面对面两排，然后，又把目光聚集在了马春刚身上。
马春刚这时却抓了抓脑袋，闷头闷脑地说：“好象得说点儿啥吧？”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姚光辉大声接道。
于是12个人就异口同声地重复了这句话，不知道谁说的：“干！”于是每个人都仰起了脖子。腥腥的，还有一点点若有若无的咸。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从今往后，我的血管里将会流淌在场其他11个人的血？而在场其他的11个人的血管里，是不是都将有我的血液流动？有一点可以确信，当时每个人都是认真的，都深信不疑这样就成了兄弟。
之后马春刚提出排位，于是每个人就把自己的生日写下来，结果一出，我是老七。
“不能完全按照年龄大小排吧？”周阳说。
“我说也是。”马春刚接到。
“每个人拿个主意，写在纸条上，谁的名字最多，谁就是老大。至于其他人，由老大说了算。”姚光辉说。
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就借着月光玩儿起了投票选举。那时候大家还不能完全地互相叫出名字，我以为会有人写床铺号码，没想到的是，10票写的都是我的名字，一个字都没错，剩下的两票是马春刚的名字，其中一个是我写的。
我确信这是一件麻烦的事，所以反而不好意思退却了。
马春刚自然是老二，这个称谓在我们的家乡土话里指的是下体，用来称呼人相当难听，于是我告诉他们，以后谁也别叫马春刚“老二”，要喊“二哥”，大家都笑了。宇子本来排在老六，因为和马春刚一起参与过上次打成涛的那一架，于是理所当然被我调整到了老三的位置；当天姚光辉流得血最多，看起来也比较老成，所以做了老四；肖虎给人的感觉很利索，人如其名，像个小老虎，凭这点印象就做了老五；然后是老六，再熟悉一点的面孔也就是刘招了，毕竟他这个宿舍长已经遭受了成涛的一次皮肉之苦，给点安慰。
其他六个人，按年龄大小排位，老七洛伟，老八谢小唯，老九周阳，小十卢健豪，小十一叶鹏，小十二于明贵。多少年以后，我才能分得如此清楚。
随后宇子说想和王志明调铺，那小子看上去很不情愿，但沉默了几秒钟还是缓缓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宇子兴奋地卷着被褥一路小跑过来，又帮王志明搬了被褥到了208宿舍。
那一宿，大伙儿几乎都没怎么睡，自来到二中住进宿舍开始，大家似乎一直没怎么熟悉，然而那天晚上，却像是混在一起十多年的发小，侃天说地，吵吵闹闹地说自己忘不了的往事，嘻嘻哈哈地嘲弄对方讲出来的遭遇，似乎混在一起灌进肚子里的血融在了一起，已然起作用了呢。
九，
星期四下午是两节联排的作文课，老师讲了一个故事，让我们根据故事带来的启发写一篇作文，说有一种常年生活在黑暗泥土里的类似蚯蚓的虫子，每天都能听到地面上花花草草赞美阳光的对话，好奇得很，于是用尽了毕生的力气钻出了地面，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阳光，却很快就不胜曝晒，在那个黄昏到来之前就死在了阳光里。想想很多人恐怕都会从各个角度去批评这个虫子，我想别出心裁，于是打算说说阳光的不是，想来想去，二十分钟过去了，我只写下一个题目，叫《阳光刺眼》。
“花草赞美阳光，是因为阳光帮助了他们成长……”
刚写下这么一句，忽然听到教室的门被重重推开，抬头一看，竟是母亲。母亲从不曾这样，扎在脑后的发束已经蓬乱，惨白的脸上好像附着了一层土灰，那么没有礼貌地扰乱了安静的课堂。“小寒，小寒呢？”她站在门口，焦急地环顾着整个教室。
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我迅速站起身来走出教室，连声招呼都没向讲台上一脸愕然的老师打，就拉着母亲的手往楼梯口走。
“怎么了？”我忐忑地问母亲。
“快！快！你爸……”母亲欲言又止，只是快步前行。
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袭来，我的脑海里忽然一片空白。
走出了学校大门，母亲却放慢了脚步，在一片绿地旁，索性停下来，坐在了马路边的道牙上，双手捧住脸，嘤嘤地哭了。
这下，我彻底慌了，浑身瘫软，几乎要跪倒在地，我用最后一丝理智向母亲求证，是不是，是不是我爸他……
我问不出口。
母亲此时已经失声痛哭，撕心裂肺。
我一屁股坐在了马路上，混沌了全部的心志。
不知过了多久，混沌地意识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木然张望了许久，才发现宇子和马春刚远远地赶来，他们叫了辆机动三轮车，带我和母亲到了医院。我看到红色的十字，才知道自己是应该尽早赶过来看望父亲的，却在学校大门口耽搁了那么久。我疯了一般撞开医院走廊上的人，双脚指挥着大脑而不是大脑指挥着双脚，奔向父亲的病房。
身后，有人骂我瞎子，宇子和春刚随即打了人。
我无心去管。
我推开病房的门，看到了年轻的父亲，他静静地平躺在雪白的病床上，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他的没有表情的脸上，平展地没有一道皱纹。
“妈……妈……”我不知所措地喊着身后的母亲，全身的力量再次被完整地抽离，无知觉地跪倒在父亲的病床前。脑袋被身后赶来的母亲一把揽过，紧紧地抱在怀里。我再次听到母亲撕心裂肺的痛哭，忽然也掉下了大滴的眼泪。
我推开母亲，挪到父亲身边，抓住他冰凉的手。
“爸……”我声嘶力竭，再也喊不出第二声。
许多年以后，我们喝醉了酒，宇子流了一脸的泪水告诉我，当时他和春刚正在医院的走廊上打人，听到我那一声整个医院都能被震动的喊，都停了手，当场哭了。
父亲下葬那天，十一的兄弟悉数到场，个个披麻戴孝行葬父礼。丧后，每个兄弟都妈前妈后地照顾失魂落魄的母亲，也算了给了母亲些许安慰。
两周的时间里，我和母亲朝夕相对，没有心情做任何事。宇子的母亲兰姨在我们家住了下来，若非如此，我和母亲大概都不知道做顿饭吃。
兄弟们平时一个一个轮流过来，下了晚自习翻墙出校，赶到我家差不多都九点了，然后陪我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又爬起来回学校。周末，十一个小子会一哄而上，晚上留下三四个，把我的单人床挤得满满的。
两周以后，母亲一边劝兰姨回家，一边说服我回学校。我是一点读书的心情也不再有了，不是敷衍地推迟到下周，下月，下学期，就是索性告诉母亲不愿再读。母亲坚决反对，我便说自己惹了二中的痞子，在学校里待不下去了，我天真地以为母亲会担心我受人欺负、怕我因此出事而就此顺从我的意愿，不料，母亲却说：“他们打不死你，你就有机会自己解决好这种事。退缩更不会有好下场！”
我便说自己学不好了，去学校只能是瞎混。
母亲就说：“只要你初中毕业，去干什么都行。现在除了上学读书，干什么都不行！”
我知道，我再也无以辩驳些什么了。
兄弟们自然也都是希望我回学校的。肖虎是老几来着？我都没什么印象了。他来我家的时候告诉我，成涛又带了几个人去宿舍找茬了，他们本来是要带小十一出门问话的，小十一不肯，他们想就地动手，兄弟们一拥而上，还没说要打，就把那帮孙子给吓跑了。
老八后来又告诉我，他们还是打了小十一。小十一周末一个人回家，碰见了整天和成涛混在一起的3个人，小十一本来就不能打，那3个家伙还一起上，打得小十一鼻子肿老高，这几天提起成涛那帮人，小十一都会咬牙切齿。
周日小十一来了，他告诉我老七回家的路上也被他们堵了一次，好在老七当时快到家了，很多邻居向他打招呼，这才没有挨上打。成涛告诉老七，204的人一起上也行，他们会合20个也没问题，还说，他们的渣子哥已经很生气，谁也别想安生。
看来，我真得回学校了。
小时侯，我的理想曾经是做一名飞行员。初中时，父亲就那样走了，有一天我忽然多了十一个兄弟。我们本来与世无争到近乎软弱，可是，频频遭遇别人的无礼挑衅。很多的日子里，清晨的阳光好得出奇，温暖，明媚。
我的理想就在这阳光下发生了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