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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美国谁更性开放》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中国人到日本去，特意要找有日本女人卖春的风俗店，而不要中国妓女。当地人为他找了一个日本妓女，两人在干事的时候，中国男人一边干一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妇女报仇。那被压迫的日本妓女用中文也喊了起来：轻一点，大哥，我也是中国人啊。这个“笑话”讽刺中国男人对于日本女人有一种特殊感觉：借助“爱国主义”来宣泄对于日本女人的性幻想。
除此以外，在长期的中国话语宣传中，日本女人已经成为一种特殊“性意味”的语境，常常被描写成对于男人百依百顺、柔能克刚的典型形象，与已经和男人共享半边天的中国女人不一样，这对中国男人也有特殊吸引力。而且从一些网上文字和图片来看，中国人丝毫不掩饰对于日本女人的这种性幻想。日本盛产的许多黄色小电影、裸体照甚至一些性变态的图文，更被一些网友认为日本女人是亚洲国家女人中最放荡不羁、最为了得的，好像几乎每个日本女人都有性饥渴。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误导，把日本女子定义为很容易勾引上床的性玩物。更何况在许多日本作家中大段无遮拦的性描写刻划的传统，日本电影中露骨直接的性描写，更把人们性幻想导向极端。这情形就像中国开放以前，国人对于一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女子所存在的性幻想一样，现在则转嫁到日本女人身上了。
所以台湾很早以前就有了到日本旅游的“买春团”。一位在美国和台湾都有旅行社的经纪人林先生说，台湾从七十年代开始组织到日本去买春的所谓“旅行团”。因为日本的妓女比较公开，而且台湾人喜欢日本妓女，缘于她们“很敬业”。东京新宿那一带的兴旺，可以说是跟台湾买春团有着很大关系。
中国近几年到日本旅游的人数急剧上升，找日本风俗店的人数也上升。最早见诸于报章报道的是1985年在日本访问期间，着名小说家周而复，当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的副部级干部)在日本寻芳的事件。在官方的正式访问结束后，他又在无日方邀请的情况下在东京游览4天，在宾馆收看有淫秽节目的闭路电视，并要求女翻译陪看，而且还到药店购买春药，1986年2月，中国共中央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当然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干了那事，但是无论如何，周而复对于日本女人的兴趣，在这个报道之中油然显现出来。我在北京碰到一个日本女学生玲子谈到对中国印象时说，她的母亲是一位东京旅游社的导游，在接待中国的一个旅游团时，遭到一个东北人强奸。我以为是她的中文表达能力有限，把所谓“猥亵”(俗称“吃豆腐”)讲成“强奸”了。经过反复解释，最后确定就是强奸。据她说，日本一般人对于中国旅游团都有着比较负面的印象。另外一位日本导游大久说，现在中国游客要想在日本与纯日本妓女交往，比较困难，因为干这一行的都有默契，不接待中国人。中国现在到泰国的旅游，某种程度上也有人专门为了去买春，一般的“人妖”表演已经不吸引人了。听说现在还有到越南去买春的。只要这个行业存在，在今天这个地球村年代，要去寻花问柳也慢慢国际化了。
日本比中国早开放了一百多年，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明治维新的时候，中国人还处在缠小脚、抽大烟的年代。那时日本就已经率先引进西方思想和生活习惯了。作为一个岛国，日本人口稠密，居住狭小，在大约两个湖北省面积的土地上生活着五个湖北省的人口，家庭中的房间狭小，男女性事遮盖较少。关于日本人关于性事的觉醒，有人认为其情形有点象中国市民文化世俗文化最为开放的明代，也就是《金瓶梅》中描写的市井文化时代，所以人们津津乐道的日本男女同浴的传统，男人小便不避人的传统，都是日本人人际肢体之间亲密的后果。就是今天，日本儿童教育在小学生时就已经熟知人体的生殖器官构造，对于男女之事发蒙也早。“性”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回避的话题。儒家文化加上性开放就会形成一种奇特的性心理变态的文化。
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一向是讳莫如深，耻谈男女性事，这并不是不开放，而是拘泥于儒家文化的种种说教和限制，“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教条让中国人始终处在一种性的束缚之中。不过就是在礼教束缚最严厉的时候，中国人的妻妾制度也早已实行了上千年。而社会底层这种被压抑的情感和心理，一旦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它就会变成一种宣泄，一种变态的反动。最近几年国门打开，西方的性解放传进了中国，使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脱开遮羞布，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度之一，走在各个城市都会有着惹人遐想的发廊、KTV、酒吧等色情场所，甚至笔者在中国最偏僻的云南香格里拉(迪庆)的宾馆中，都会接到按摩小姐的电话；婚外恋、包二奶、大学生当歌舞厅小姐早已不是新闻。据报载，北京这个天子脚下的城墙旁，也有了所谓“小姐一条街”等类红灯区。我看中国的性开放程度已经超过美国，从我在日本的十多天考察看来，同样也超过了日本。
《中国‘光棍’队伍不断壮大 将威胁世界安全？》
海外激辩中国男性过剩问题
“我认为这本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史蒂文·费舍告诉记者。
最近，一部新出版的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作者将男女性别比例与安全问题挂钩，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该书把矛头对准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男性比例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对于该书所提出的观点，英美学者明确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派。一时之间，《纽约时报》等媒体成了两派学者之间论战的战场。分析人士指出，一个人口学问题吸引如此多政治学家们进行广泛讨论，在英美学术界并不多见。
观点介绍
《光棍》一书的两位作者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分别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和英国肯特大学从事政治学研究。他们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胎儿性别的技术在亚洲广为普及，越来越多的父母利用这项技术在胎儿出生之前就把女孩打掉。这导致亚洲国家年轻一代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例如在中国，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20:100；而这一年龄组的正常性别比率应为100:105或者更低。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在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人找不到妻子。
两位学者认为，妇女的缺乏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最底层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光棍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光棍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
他们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中国清朝末年的“捻军”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光棍叛乱集团”所控制的地区一度拥有600万人口。
他们认为，为了提防“光棍乱国”，政府会考虑将这股“祸水”引向国外：或者通过鼓励年轻男子向外移民；或利用他们为政府的海外军事冒险服务。台湾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会受到这种考虑的影响。这还会加剧国家的集权化。
两派意见
该书于2004年5月出版后，在英美学者当中引起了较大争议，明显分成支持和反对两派。两派学者纷纷投书媒体，表达各自观点，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还于7月19日以“我们的安全是否被‘太多男人’威胁？”为题，举行了一场针对此书的研讨会。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究竟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之间有没有《光棍》一书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存在因果关系。
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舒亚·戈登斯坦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在《泰晤士报》撰文批评《光棍》的“证据并不能支撑结论”。他认为，将男性过剩同暴力联系之前，需要对男女性别比例不同的各种国家进行系统研究。“我不相信有人曾系统的、在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中检验过（赫德森和博尔提出的）这些观点。”耶鲁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卡萝尔·恩贝尔也表示同样怀疑。
赫德森似乎也意识到支撑观点的论据比较薄弱，她告诉记者，下一步她准备走访多个国家，寻找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观点。
针对妇女地位与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紧密相关的观点，批评者乔舒亚·戈登斯坦举了一个反例：18世纪和19世纪，西非达荷美王国妇女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差不多，但该国却非常好战。
赫德森反驳说，她们并不是说性别比平衡或妇女过剩的国家就平安无事；她们只是说男性过剩是一个加剧不稳定的因素，并非不稳定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另一位批评者卡萝尔·恩贝尔则指出，简单地根据“光棍”数量就作出社会和国家均暴力化的预测忽略了一点，即男人的暴力倾向是社会造就而非天生的。
批评者戈登斯坦还认为，在指责非西方文明的政治气候中，赫德森和博尔的思想是很危险的。
当然，支持《光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史蒂文·费舍就给予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尽管他认为像《光棍》这样将政治现象简化为性在学术研究中有“政治不正确”之嫌。据报道，费舍本人就曾搞过类似的研究：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在伊斯兰国家民主如此缺乏”，他曾调查了150个国家，断定妇女地位的高低相对其它因素更能解释一国民主的强弱。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政治学教授罗斯·麦克德莫特也支持《光棍》，他认为这本书之所以受诟病，是因为许多研究者都不愿承认男女行为有差别。“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帮……”这也成为恐怖分子的来源。她和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兰翰正在对60个非洲国家展开与《光棍》类似的研究。（韩轩）
《国际先驱导报》 2004年8月2日
《日本－－当代最大妓女出口国》
[原创] 2006-06-08 | 发表者: haitao5252 | [收藏]
美国国务院统计结果显示：日本竟是当代最大妓女出口国!!---日本妓女倍受美国男子青睐，每年可挣10万美元!
美国务院：日本竟是当代最大妓女出口国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今年初，美国国务院统计了从事性服务的外籍女子，令日本人十分惊讶的是，日本竟是世界头号妓女出口国。目前，世界各地均可看到日本籍妓女。
日本妓女倍受美国男子青睐，每年可挣10万美元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街头，一位名叫美慧佐佐木的少女讲述了自己来到拉斯维加斯的经历。美慧来自这片令人向往的土地上时，身上只有7万日圆，这些钱是用来交纳舞蹈学校的学费，可是没来不久这些钱却丢失了。从此，美慧的艰辛生活开始了，她为了支付学费和维持生计，只得选择了街头卖淫。美慧说，“在我身边有许多学舞蹈的美国女孩都从事性服务，我只要在长途汽车附近穿着得性感一些，然后坐在一把长椅上就行了。那些好色的美国人百分之百知道我们是提供性服务的。大多数时候，一些黑人皮拉客是我的‘经纪人’。这就是我的生活，要知道，我的英文说得很差，在这里我身无分文。我没有其他选择余地。”据了解，美慧平均每天接5位顾客，其中大部分都是白人。
美慧指出，每周我必须抽出许多时间去学校学习，每周最少有两天进行性服务。但是无论我的生意如何，每天还必须对皮拉客支付50美元的费用，这是拉斯维加斯的规矩。曾经有两位嫖客还向我提供毒品。如果我们一旦接触了毒品就会永远堕落下去。许多女孩卖淫只是为了满足她们的毒瘾。在这里我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尽管我手头很紧张，但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在这里所得到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日本警视厅4日查获首宗买卖外国少女案件，并逮捕两名嫌犯，其中一名是涉嫌将13岁泰国少女以230万日元卖给色情行业的泰国酒店小姐，她还坦承涉及大约十宗的人口买卖交易。
此案发生后，日本媒体立即表示，日本被国际社会指责为人口买卖犯罪的温床，美国还曾将日本列为人口买卖犯罪的“监视对象国”，为此日本政府已于去年底拟定人口买卖对策行动计划，将于7月12日正式实施。
少女性之奴遭遇悲惨
然而，日本的真正情况如何呢？日本少女性之奴的遭遇却让外界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
玛格丽特，加拿大人，今年25岁。她说：“我来日本是为了改变生活。在加拿大的时候，我没有工作，成天烦恼不堪。刚来东京时，我主要靠教授英文为生。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大约50岁的生意人，在他的介绍下，我来到了他的朋友开的一家酒吧。酒吧老板想招一些来自西方的吧女陪客人喝酒，工作很简单，月薪为40万日元(约合3070欧元)。我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很快，玛格丽特便获得了“娱乐业从业者资格证”，在东京的夜色中开始了自己的“淘金”生活。作为交换，酒吧老板要走了玛格丽特的护照。不久之后，麻烦便出现了：玛格丽特发现被人骗了，她的实际薪水比老板承诺的要低得多。发觉自己被骗的玛格丽特想要离开，于是便向老板讨要护照，没想到却被一口拒绝：“我不能让你走，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你了。”第二天早上下班后，老板没有让她回家。也许他在她喝的东西里面下了药，后来发生了什么她完全记不得了，只知道自己醒来的时候是在一间宾馆的房间里。老板威胁她不准报警，否则就要她好看。她和他打了起来。他拿起烟灰缸猛击她的头部……最后，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玛格丽特回到了加拿大，身无分文。
色情业成全国性产业
在日本，在黑社会势力的利诱之下，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女孩怀抱着发财梦，从世界各地(东欧、俄罗斯、巴西、以色列、菲律宾、韩国、泰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一头扎入日本的风月场中。这些持旅游签证入境的女孩往往一进入日本就被没收了护照，从那时开始，还被蒙在鼓里的她们很快便沦为了日本色情业的从业者……现在，日本的色情业已经发展成了一种繁荣的、全国性的产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数千亿日元。
妇女像奴隶一样被买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色情业的大亨们还美其名曰“贫困女孩的获救之门”。在遭受了第一次强暴和第一顿毒打之后，这些女孩很快就感到失望了。有时候，她们觉得“贫困女孩的获救之门”其实就是通向地狱之门。她们的遭遇就好像当年的露西一样。
露西本是英国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后来到卡萨布兰卡的一个日本酒吧里当了一名吧女。2000年7月，她被一名顾客带出了酒吧，后来又被人下药和监禁，最后被杀。几个月之后，人们发现了她那已经被肢解得残缺不全的尸体。“露西事件”一度使英日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英国首相布莱尔甚至表示对此事感到“恶心”。
然而，这一事件并没有使现实得到多大改观。做着“淘金梦”的西方女孩、坚信日本是希望之乡的亚洲女孩，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男人、未成年人和小孩，仍然在络绎不绝地拥向日本。这些女孩完全被色情网络所控制，在700多个受雇于黑帮的中间商的摆布之下，她们不是在酒吧和夜总会里坐台，就是被卖给别人当老婆或情人。
由于日本当局在打击贩卖人口方面不积极，日本被列入了“最坏国家”名单。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称，“在日本的性产业中，妇女像奴隶一样被买卖。”据《半岛晨报》
一些国家对于这股从日本漫画中流出的“黄祸”丝毫没有心理准备，更不可能提前出台应对措施，所以，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成为日本成人漫画的俘虏，很多家长头疼不已。
最近又有几名日本大臣参拜了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小泉过去也多次参拜，同时放言以后还将参拜。日本政客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漠视历史的态度毫无疑问会引起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同样会更加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其实，人们需要警惕的何止军国主义，日本的黄色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日本漫画充斥色情
互联网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前，那些没有到过日本的人最先对日本黄色文化的印象始于日本漫画。毋庸讳言，日本漫画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清纯时代”，涌现过一批致力于漫画创作的画家。这是日本漫画得以漂洋过海，在亚洲一些国家成为时尚读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日本浓厚的黄色文化背景决定了日本漫画不可能永远洁身自好。于是，成人漫画迅速成为日本漫画的主流。这个时候，人们才注意到，除了延续了擅长讲述浪漫爱情故事这一吸引青少年的特长外，日本漫画几乎像是从色情染缸里捞出的一样，处处透露着性的信息。
一些国家对于这股从日本漫画中流出的“黄祸”丝毫没有心理准备，更不可能提前出台应对措施，所以，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成为日本成人漫画的俘虏，很多家长头疼不已。你只要随手拿起一本日本漫画，就很容易盾到许多暧昧字眼，像一本名为“爱是什么???天使难眠之夜”的日本漫画，里面充斥着各种性骚扰画面，一本名为 “唯美梦想”的漫画更是藏有裸露男体和性幻想的文字。日本漫画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漫画，它在日本这样将性等同于白开水的国度如鱼得水，但并不是哪个国家都适合它生根发芽的。
影视明星不脱不红
日本漫画是日本人难以自抑的性幻想的产物，但日本人绝不仅限于幻想，他们更喜欢动真格的。在西方国家，成人电视频道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可是日本的成人频道播出的内容之五花八门绝对可以夺世界冠军。很多国家都对色情光盘头疼，日本色情片的产量之高，内容之奇，同样是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如果说其他欧美国家的色情片还讲求一点“美感”的话，那么日本色情光盘内容只能用“变态”和“恶心”来形容了。
最近一段时间，英国一家电视台推出“裸体新闻”，女主持人边播音边脱衣服，直到脱得一丝不挂。很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其实在日本，“裸体新闻”根本不足为奇。欧美的“裸体新闻”要么只有女主持人，要么只有男主持人，而日本的这类新闻则是男女主持人赤膊上阵，肉体横陈。没有见过这阵势的人根本搞不清楚他们是在主持节目，还是在色情表演。
在这样的风气带动下，为了满足观众的变态心理，日本主流娱乐界也只能随波逐流，一脱为快了。所以，影视明星不出上几本露点的写真集，她就不配享用“红得发紫”这个词。
日本人玩自己的身体，时间久了，演员、观众自然就腻了，这个时候，跑到其他国家，折腾其他国家的女性又成了日本色情业的拿手好戏。有些日本人常常跑到其他国家偷拍女性裙底风光，再把偷拍的照片在日本色情网站公开展示，让你糊里糊涂地成为“色情明星”。偷拍对象有女性上班族、女学生。拍摄角度相当W X、难看。更有甚者，许多外国女孩幻想淘金被黑帮拐骗到日本，身陷色情行业，失去自由，受尽凌辱。
兽行成为家常便饭
在黄色文化中泡大的日本人其道德水平也就可想而知，日本媒体不时揭出高层政客的性丑闻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如果说日本政客吃手下女同事的豆腐，或者包养几个情人，危害尚在可控之内的话，那么下层人士把性指向儿童的做法绝对是日本社会的一颗难以割除的毒瘤。
日本教育界部门披露，中小学教师Q B学生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趋势令人担忧。日本曾发生这样一起案件：一名年仅12岁的女学生上家纪子跳车丧生，经警方调查下，揭发了她与比她大二、三十岁的初中社会科老师之间有不伦之恋，最后这名老师被判误杀罪名成立，事件哄动日本教育界之余，更令人关注日本教师的伤风败俗的风气。此外，教师在电车上非礼高中学生、老师在女浴室放置摄影机遭揭发被捕的新闻更是时常见诸报端。可想而知，日本教师的兽行随处可见，难怪代表东京儿童权益的发言人坪井表示：“古时老师被人誉为不可侵犯的专业形象至今已荡然无存了。”
一名日本防止学校性骚扰广播网的前健康教师瓶井秋子表示：“很多儿童受到性骚扰时不明白是怎幺一回事，但数年之后，她们会突然想起老师的兽行而感到不安和恐惧。”东京八道大学的社会学家横尾国宏表示：“日本流行的色情电话热线和色情电脑择偶服务，连为人师表者也爱参加这玩意儿呢！”更可笑的是，虽然很多人将性骚扰的矛头直指向伤风败俗的教师，但有专家认为与日本女学生的性感校服有直接关系。
援助交际方，很多女学生本身就不是什么“好鸟”。日本色情电影、杂志及很多高销量的成人漫画造成了日本女生的性早熟和性开放的思想。越来越多的小女生喜欢穿性感诱人的迷你裙和白色袜子，连酒吧内的女侍应也落落大方穿上性感的“学生制服”，赚取金钱买名牌服装，于是援交一族应运而生。
援交本意是“援助交际”的意思，其实内涵大得多了。既然是“交际”，那就一定是双向互动的：日本少女，特别是尚未走向社会的女子高中生，接受日本成年男子的“援助”???日元、服装、饰品、食品等物质享受；成年男子接受日本少女的“援助”???女性的奉献，这就是“援助交际”。这种行为与M Y何异？可是，日本人不仅习以为常，而且加入这支援交大军的人越来越多。“援助交际”在女子高中生中的比例高得令人吃惊，高二女学生中有32.3%有援助交际行为，高三女学生更高达44.7%。像朝日电视台等颇有影响的媒体还将此制作成娱乐节目公开播放，甚至广告播放“援助交际女”的联系电话、价格、玉照等。事实上，“援助交际”并不仅仅存在于女子高中生中，这种“援助交际”还存在于女子大学生、女护士、女教师、家庭主妇等等日本女人之中。如此广泛的“援助交际”恐怕就是日本女性对日本社会的普遍援助了。
乱伦情结令人瞠目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的说法，人们有恋母情结不足为怪，估计哪个国家都有乱伦这种事发生，可是当整个社会把乱伦都不当成一回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民族心理就值得注意了。
日本人虽对佛教非常崇尚，可对性的看法和做法却令人瞠目结舌，在这方面，欧美也要甘拜下风。但日本人对性的态度十分独特和欧美并不一样，有些让人难以接受，甚至超出了社会伦理允许的范畴。一些日本男人个个都像君子，待人彬彬有礼，可一旦涉及到性问题，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特别放肆。谈论起女人和性了，个个眉飞色舞、毫无顾忌，他们会详细描述自己和女性做爱时的每个细节，包括女性生殖器官的形状、自己的动作姿态、女性的反应如何，还互相交流心得。
其实，日本的法律也禁止乱伦，官方舆论对乱伦行为是严厉谴责和极力反对的，对父亲强 J女儿或儿子强 J母亲的要处以重刑。可是，日本在媒体经常有有关乱伦的报道和介绍，而且有时人们也喜欢议论涉及乱伦的消息。日本民间或人们私下里对那些“不伤害当事人且不危及他人”的乱伦事件的态度宽容到令你难以置信的程度。
如果剖析一下日本社会历史和现状的深层，这种黄色文化十分适合日本社会的国情。日本社会一向是公认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为男人而生存???潜伏于日本女性头脑中的意识。她们认为为自己创造了幸福生活的男人献出一切是她们应该做的。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的男人对女人的爱好以及由此衍生出变态的性行为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日本妓女军妓(慰安妇)史》
在日本，“大人游戏”中包括赌博和玩女人是常识，这一点不但可以从日本大量的辞典和有关文化的书籍中得到说明，而且也可以由随处可见的嫖和赌的风俗来证明。说起来，赌博和玩女人还是最为普及的玩儿，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既不需要什么难以掌握的特殊技能，而且又最为直接地与人的欲望有关吧。
嫖史探源就嫖而言，日本自古就有“英雄好色”的说法。如果翻开史书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确有根据：史上留名的人物大都是有些风流艳事的。这并非什么奇谈，说来就像我国皇帝法定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样正常。没有点儿色情味道的人就相当于一个枯燥无味的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某种程度的嫖和赌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它们对于生活是一种调剂，就像饭菜需要佐料。
以前的妓女叫“游女”，妓院的所在地叫“游廓”或“游廊”，妓院的群集地叫“游里”。“游”字在日语里指游戏或玩儿。“女游”便是玩女人。现在在日本习惯把色情行业称做“风俗业”，把从事色情行业的女郎称做“风俗女”，可见玩女人还与“风俗”有血缘关系。
平安时代（794-1185年）便开始出现了设置妓女的旅馆。游女的大量出现是从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长达100多年的战国时代开始的。当时大名（即诸侯）割据争雄，除了战败一方的将士的妻女以外，因战争而游离失所、无以为生的百姓的妻女也多沦为娼妓，来慰藉朝不保夕的武士们的灵魂。
特别是在江户时代，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年）为了削弱诸大名的势力，千秋万代永坐江山，竟不惜采纳“游廓政策”。其意在用女色泯灭大名、武士的斗志，荡尽他们的财力。据记载，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地等游廓即是以大名、武士为对象的。那里的游女除了美貌及能歌善舞以外，还能解读汉诗。不但成人女游，作为“常识教育”，未成年也女游，而且连和尚也逛妓院，甚至有和尚和妓女喜结姻缘的事情。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彻底革命。其结果是，德川幕府的政策不但使幕末人口的三成患有梅毒，更主要的是对日本的风俗习惯和国民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户时代的淫风借助明治时代（1868-1912年）的战争越刮越盛。例如，根据记载，在明治二十七年（即甲午、1894年）“日清战争”之际，日本军人为人口仅十万的出兵港口--广岛在一年后留下了两千个私生子。
大概男子的“爱国心”表现为为国捐躯，女子的“爱国心”表现为为战士献身。所谓的“慰安”便是从那时逐渐变为一种常识。到了明治后期、特别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胜利之后，嫖春可说达到了极盛时期。据当时的记载，有人在吉原游廓的大门口站了一个小时，为了计算进入游廓的游客人数。从晚上8 点到9点，共计一千九百人次。其中五十人左右大约在十四岁以下，一百七十人在十四到十七岁左右，大约五百人在十七至二十四五岁上下。
淫风极盛的原因首推明治政府对游廓的庇护。当时被男人们视为“唯一的英雄”的明治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年）本人就是公认的“色男（色鬼）”。寻花问柳、“以日本最美的姑娘的大腿为枕而眠”便是他高雅的乐趣。明治二十九（1896）年，他在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问时声言：“我不希望废除游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时的年轻人数年后在谈到他们的感受时说，“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
明治时期之后的大正时期不但全盘继承了先辈的风流传统，而且还有所发展。如果说明治后期是嫖春的极盛时期，那么短短的大正时期（1912-1926年）便是嫖春的全盛时期，因为明治后期还是以公娼为主，而到了大正时期，打着各种招牌的艺妓馆和私娼馆便开始横流，其人数超过了公娼的两倍。接下来是昭和时期。在昭和时期，日本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使卖春行业展现出新的风貌。其一是“卖女”风行。二是战时举世无双的“慰安妇”制度。
哭--慰安妇有理论公然提倡：性欲的满足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日军打到哪里便立即在哪里设立“慰安所”，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在过去的日本，一般认为女性可以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但是男性则不可以。根据对军人禁欲结果的调查表明，禁欲超过一定时间，军人的战斗能力便开始下降，比如：“飞行员禁欲超过三个星期便容易发生空中事故。”为了“提高将士的战斗力”。“举世闻名”的慰安妇制度便脱颖而出。由于在战争这种非常时期，“平等交易”的法律失去了保护、军人心理失去平衡而沦为野兽等原因，嫖也就变成了奸淫和轮奸。朝鲜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朝鲜由于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便不得不陆陆续续向战场提供占慰安妇总数一半以上的年轻女子。并且也是日本人，首先在朝鲜各地建立了游廓，随“满洲事变”，我国东北各地也出现了日本式的“娱乐设施”，以作为军官、商人的慰安所。妓院又随着日军的步伐从我国发展到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及太平洋诸岛，以至到后来，战争全面展开之时，军队所到之处当务之急便是营造兵营和慰安所。
不像修建妓院，造慰安所可以将陋就简，甚至在兵营尚未成就便已竣工。“用草席围成一个小屋，再铺上一块褥子”。每间小屋门前都排着整齐的队列。因为时间紧迫，有些战士已经提前脱好了衣服。想一想，前线有几百万如饥似渴的英勇将士！因为慰安妇不够，所以军队需要倒休，比如A中队休星期一，B中队就休星期二……这样慰安妇就只能“连轴转”、没有歇班的时候了。据保留下来的，一位卫生队主计少尉（负责管理慰安所的军官）的报告：一位慰安妇在三个小时里接待了 78名日本军人！……
可想而知，每人每天平均接待几十位英勇善战的日军将士的中国人慰安妇即使侥幸没有死于窒息引起的胸痛、性病疾患或暴力，也因详知内情而很难生还，就像皇帝的殉葬品。日军之所以没敢像征集朝鲜姑娘那样大规模拐骗我国妇女，那是因为中国依然是日本企图征服的对象，即敌对国。但是，一旦我国妇女成为“俘虏”、躺在鬼子的刺刀下，那只有靠一死来逃脱被奸淫的命运了，有的妇女甚至连死后也没能幸免。
日本人不但在战场上“玩儿”得热火朝天，在日本国内也没闲着。据1942年国会议事录的统计，当时日本国内人口为八千万，而买春人次为年间一亿五千万！算算看，除了能开赴前线的（军人总比妓女多吧），剩下的男子大概不到八千万人的一半，而且大多应该属老弱病残之类。
日本人不光自己娱乐，并且还以已度人，或说“以礼待人”。战后，于1945年8月28日，在皇居前广场上，在日本政府的倡导下，以保护四千万日本妇女的纯洁，并同时解决美国占领军的性欲问题为口实，大型经营卖春的组织“国际亲善协会”（原名“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成立了。根据记载，第一家妓院开张的时候，美军官兵排成了长长的队列，景色极为壮观。由于供不应求，妓院不断增设，慰安妇不断增加，但仍满足不了美军的要求，竟出现了一位妓女一晚上接客47人的现象。其后果是“国际亲美协会”所属的慰安妇有90%是带菌者，经过抽查的美国某海军部队竟有70%带菌者。这一结果又造成了日美双方的“误解”：日方认为美军是“性病进驻”，而美方则认为日本进行了“睾丸作战”，就像英国强行向我国输入鸦片一样。
《尾声－－海外日本妓女与近代日本》
望乡 作者：山崎朋子 译者：陈晖、林祁、吕莉
我的天草之旅距今已经四年了。对于以摆脱城市喧嚣、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旅行来说，总会在心头留几枚风景，即便事过一年也令人怀念。但我的天草下岛之旅却与之不同，三个多星期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留给我的是愈加强烈愈加沉重的心理负担。我知道，我关于海外日本妓女的报告是非写不可的。然而，四年来我却什么也没写下。
在这期间我曾发表过其它文章，只是对天草之旅一直保持沉默。这除了担心文章发表会给阿崎婆等人带来麻烦，还有我自身的问题。我反省自己：这颗心真的被海外日本妓女的无声控诉给紧紧地抓住了吗？除了经济的和家庭条件的限制以外，它主要看我所持有的人性问题，看我是否全力以赴了。
因此，四年后的今天，我决心动手写天草之行的长篇报告文学。最后所剩下的问题是探讨为什么这么多的海外日本妓女都簇生在九州的天草地区？我将海外日本妓女作为日本底层女性的典型，认为追寻它出现与存在的来龙去脉，可以进一步明了日本底层女性产生的社会根源。
一言以蔽之，所谓海外日本妓女簇生的最大原因是贫困，是像阿崎婆这样的天草农民的赤贫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它因。在阿崎婆的幼女时代，她和一家人“每天从早晨只喝水，一直熬到晚上吃点红薯”艰难度日。她的母亲再婚后兄妹三人的日子就过得更难了。寒冬腊月，装红薯的桶里空无一物，仅靠一点点麦皮芋汁维持生命。住房从大到小，小的房子里边蹋蹋咪也没有，只好拾点枯枝败叶来烧火取暖，兄妹三人空腹席地而坐，满脑子想的只是食物。
民以食为天。食，是人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第一需求。显然，不但阿崎兄妹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所有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都如此艰难，甚至连村冈伊平治、由中太郎造也出身贫穷。那么，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和人贩子的家庭所共有的贫困只是由于天草自然条件的恶劣吗？还有什么重要原由吗？
众所周知，作为岛的天草，从总面积来看是足以独立经营的巨岛。但岛内山连山，虽然并非高峰，却都是山地，缺乏平地大河，只能开垦梯田，故有“在天边耕种”的说法。天草的土壤受对岸岛原的云仙岳火山爆发后降灰的影响，自古贫瘠，因而生产力极低。
既然土地条件不好，那就应该利用四周的海洋资源。可是，天草自古少良港，加上由于潮汐的关系，鱼群极少南下，渔业难以发展。
确实，谁也无法否认，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天草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无视天草的社会条件。除了自古存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各种条件实际起相当大的作用。
我对天草古时候的情况不了解，加上它和近代天草没有直接关系，在此略去不讲。不得不说明的是，据记载，德川时代的天草曾经因收成好而税率极高。
据松田唯雄著《天草近代年谱》、山口修著《天草》等书记载，庆长八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时，曾将天草两岛作为关原合战战功奖，赏给肥前唐津德城主寺泽志摩广高。当时全岛农业收成高达三万七千石，因海上收成计有五千石，实际农业耕地有四万二千石。众所周知，德川时代的租税是以米麦等现物为纳贡品。税率以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计算，天草的普通农民每年要交年贡一万八千万石。
如果土地的生产率高，耕种面积广的话，这样的纳税尚能接受，但天草自古自然条件极差，农民纳完税后维持再生产和一家人生命的食粮极少。据传教士说，天草的农民现实得不到幸福便向彼岸求希望。宽永十四年因贫困，岛原、天草的群雄暴乱迭起。
岛原、天草之乱后的代官铃木三郎重城就任时最大的业绩就是力图修正税率，向幕府要求将一万二千石的征粮数减半。重城最后的手段是递交请求书的同时切腹（即剖腹），以示忠诚。因为天领代官是幕府意志的直接体现者，重城的提诉和切腹是由于他作为代官认为，不适当的高租税是天草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
除了租税过重，天草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激增。
据当时传教士的记载和幕府内部文书的记录，征伐岛原、天草之乱虐杀者无数，以致使当时的人口减半，特别是岛原半岛村村人烟稀少，处处可见飞鸟行走。于是，征伐的第二年，天领及九州话藩施行强制性移民政策，持续五十年之久。
除此之外，德川时代中期以后，外国人岛者增多，江户、京都的罪犯多被指定流放到此地，加上离岛相当困难，于是天草人口剧增，据统计，文久三年到明治三年以平均年间增加一千三百九十三人的速度激增。
当然，如果是普通的土地，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生产力上升，反之则人口增加只能导致岛民的贫苦。明治维新使社会产生大变革，天草岛的农民期望着幸福生活的到来，但最终落空了。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明治新政府，只是将租税形式由纳贡的现物改为纳金而已，税率并不曾减低。
当然，天草的农民们已经改变了在德川封建制下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状况。但如果说明治改变了什么，只有一点，就是解除了天主教的禁压，出岛与归岛自由了。
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德川时代相比，随意出岛与归岛确实获得了一大自由。但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贫困，自然争取出岛，以求自家的脱贫。
天草农民的男性到九州出卖劳动力，女性干什么呢？有给人家当保姆带小孩的，有从事非技术劳动的。但多数天草女性因家庭极贫，需要多额金钱，只好出卖肉体。
适逢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为对长期锁国的政策之反动，出现向海外打工的现象。实际情况确实是到海外赚钱胜于内地。加上天草四周是海，离中国大陆、东南亚距离近，不像本州人那样对海外抱有隔绝感，所以卖身的天草女性拥向中国大陆、西班牙及东南亚。所谓海外日本妓女即天草岛出身的海外卖春妇诞生了。
这些海外卖春妇的产生原因，除了天草的自然条件外，更多的是由于德川封建时代及近代日本社会的问题。这不但是天草的问题也是农村的女性问题。进一步而言，是近代日本全体女性、近代日本社会中女性存在的问题。
举例来看，如东北地区产生的制造业纺织业女工。东北地区一年中有半年是冰雪覆盖期，生产力低下，租税高，自古蔓延弃儿的恶习。现在的童子河原之地名便是当时残留下的痕迹。进入明治时代，制造业纺织业兴盛，需要大量女工，随之出现女工劝诱人。工场和女子学校、茶道、花道场所的条件相反，“工场像地狱，主人像鬼，周围汽车乱转”，在那里生活“比笼中鸟比下监狱还要苦”。
又如北陆地区农民的贫困原因，除了积雪等恶劣的自然条件，还加上在大地主间隙扩张起来的布教，即净土真宗的信仰。于是，这一带的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有名。女性因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
天草的海外卖春妇的出现及制造业纺织业女工、越后艺妓等近代日本底层女性的出现，不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更出自社会原因，国家未能以有效手段防患于未然。社会、国家本来是因为人类经济性精神性的生产行为方式的需要，个体需要生活保障才产生的。救济受苦人本是它的职责。
德川幕府及推翻德川幕府的近代日本国家都没有解决底层女性及农民穷困的根本问题。相反，近代日本国家为了自己的强大，甚至侵略诸国，彻底利用女性。
德川博府靠锁国政策维持了二百五十年的太平，但产业革命终结后，资本主义体制确立了，成立日本近代国家是为了对抗西欧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的压迫。始终在野的明治政府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于明治十八年写的《脱亚论》中指出，日本应脱出亚洲的一员，早日进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为此，主张像西洋人那样对待支那、朝鲜，道出了近代日本国家的根本思想。即使福泽委婉地说“西洋人对待亚洲如何”，此话直接加以表现就是西欧列强对亚洲非洲采取高压的殖民政策，日本也应以西洋人同样的态度去支配亚洲各国。
因此，明治中期日本针对资本的积累不足，国家经济力不强，在国际上发言无力，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为推行殖民地政策，近代日本国家彻底地利用了底层的女性。
序章中提及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写道，经自己手诱拐的妓女“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作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这是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合理化说明，是对福泽谕吉日本国家殖民政策的具体说明。也就是说，近代日本国家向中国大陆、东南亚岛屿推行政治军事政策。经济进出是其首要手段，而大量的海外妓女成为他们赚取外币富国强兵的工具。人江寅次著《海外邦人发展史》写道，明治三十三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钱金额约百万元，其中，六十三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又，《福冈日日新闻》于大正五十年九月九日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来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一万二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则突破三十万元。”在货币价值高的明治、大正期，这笔外币对富国强兵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这样看来、海外妓女对近代日本国家对抗西欧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存在。明治结束，日本资本主义基本确立，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渔翁得利，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强大起来了，于是政府发出关于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
但这个海外卖春妇的禁止令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种苛酷的政策。日本国家于大正期决定废娼，因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爆发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废娼令暂未执行。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运动发展，使日本国家外汇获得濒于危机。于是，日本国家暗中奖励海外妓女的工作，靠她们摆脱出危机。
就这样，日本国家度过了南洋华侨抵制日货的风浪，作为第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在东南亚获得稳定地位。从此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并没作出任何安排。日本国家将各地的妓女送上船，送到长崎后遣散走，对于她们回故乡后如何生活全然不管不顾。所以，不少年老的妓女无以谋生只好自杀。这是日本国家给她们的礼物——海外废娼令的实质。如此看来，海外妓女是日本国家侵略政策沉痛的牺牲品。我们从女性解放的立场出发，倾听日本底层女性的呻吟，对她们寄予真挚的同情，必然对不考虑民众、女性利益的近代日本国家质疑。
而今距日本国家推行海外废娼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已有数十个年头，海外妓女们都已七、八十岁，濒于死亡，老残的灯一盏跟着一盏地熄灭了。但是即便曾生活在天草、岛原的山海间的她们都不在人世了，日本海外妓女的事实也抹不掉。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略中国、东南亚诸国的日本军队带着“慰安妇”——日本、朝鲜的女性。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驻日本时，向它献媚的卖春妇如雨后春笋。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签订对日和约的日本作为独立国之后，冲绳却还是美军基地，而在基地周围依然活动着许多“特殊女性”。
日本军队慰安妇的服务对象同样是日本人，但在海外流浪不得不出卖肉体这一点，与所有妓女一样。现在的特殊女性不再远渡海外，但对象是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像这样的现代妓女，没有人生理想。她们因恋爱失败自暴自弃，理由往往是被强暴失去处女之身而对人生绝望了。也许还有别的什么理由，但从根底上看，很少是个人因素而大半是社会原因。社会原因的后面潜藏着贫困问题。读读目前为止出版的几本妓女手记集——大河内昌子编《吉原（妓馆区）》、五岛勉编《日本的贞操》等，对此问题便会有所了解。
那么，她们的贫困原因是什么所造成的？是因为她们及其家族的怠惰吗？不，主要是因为现代日本政府厚待少数垄断资本家而鄙薄农民的政策所致。解决现代的妓女问题，必须解决民众不得不卖身的贫困问题，必须改组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府。进一步而言，必须变革现行的国家社会体制，建设真正体现民众意志的社会。
因此，成功地克服了贫困，现代妓女——活动在冲绳及日本各地美军基地附近的妓女们就会消失，日本的民众及女性全体才可能获得解放。《女性主义》一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原理指出：“包括卖春问题的女性问题现已成为人们头疼的、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并非将女性问题与社会对立起来，而是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天草之旅之后已经四年岁月的流逝，这四年间想写却为什么没写呢？执笔到此，闭目沉思，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崎津的天主教堂的图景。高耸出平坦的民家屋顶的天主教堂的暗灰色的尖塔上，白色的十字架映着如镜一般的海面。步入天主教堂，祭坛前如石像一般端坐着一位老农妇……
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及，那位老农妇的长久的深深祈祷的真意是：消灭人间的原罪，将人们救出贫困。海外妓女和老农妇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杆枝条。什么时候才能把她们从赤贫中解救出来，让她们享受常人的幸福呢？为了这一天的实现，我写“天草”，谈“妓女”，进一步探讨“女性解放”问题的时候，眼前不能不出现崎津的天主堂中祈祷的老农妇的身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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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隆吾猬 于 2008-5-22 19:21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