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为艳科”成因与巴蜀文化》
黄香菊：河南安阳师范学院
来源：《广西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花间集》是五代后蜀赵崇祚编选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肋妖娆之态。”正如他说云，花间词多为描写闺阁生活的作品，它基本上是围绕着人的情爱、与两性有关的生活情形和风花雪月的文化氛围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具有绮靡侧艳的色彩。人们称词的这种性质为“艳科”。同时，收入《花间集》中作品最多的温庭筠以富丽香艳的措词，婉媚细腻的笔致，描摹女性的容貌体态、抒发闺情离愁，被奉为“花间鼻祖”、“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
《花间集》收辑温庭筠、韦庄等１８家共５００首词。其中巴蜀词人（或在蜀任官，或在蜀生活）的作品占大部分（３０５首），再加温庭筠等选入《花间集》的词作，共达３８０余首，它们很自然地形成了花间词的主流。因此，要探讨花间词“词为艳科”局面形成的原因，就有必要对晚唐五代时的巴蜀文化进行分析研究。
１、巴蜀城市经济的繁荣是“艳词”产生发展的基础
中唐以后，中国社会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尤其是南方城市的快速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扬州和成都为代表的一大批非常繁荣富庶的大都市。其中，成都不管是农业还是纺织业、造纸业、产盐业、冶铁业，都在全国出于领先的地位。所以陈子昂说：“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于蜀。”及至唐末动荡，中原、江南等地经济均遭破坏，扬州的繁华更是一去不复返;而西蜀经济却能在天然屏障的庇佑下得以持续的发展，其经济地位愈显突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因为有了西蜀等地的经济保障，才使花间词的存在成为可能，并形成“词为艳科”这道独特的风景线。首先，蜀地城市经济的繁华促使蜀人养成了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思。同时又由于性情的毕露，又使蜀地文化和文学带上了技巧化、装饰性、炫才性的特点。其次，蜀地城市经济的繁荣助长了整个社会游乐风气的兴盛，也给广大文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生追求打上了世俗化，享乐化的烙印。据记载，当时“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木寿杌》后蜀广政十三年下），以娱乐消遣为中心的俗文化盛行。再次，蜀地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整个上层社会和文人阶层奢华风气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总之，城市的繁荣，市民意识的渲染，使得广大文人不可避免的沾染上了城市文化生活所特有的那种世俗气息和享乐倾向。而商业文化下文人世俗的利欲观念主要体现为对物欲和情欲等的追求，于是文人的创作就自然地加重“艳情”成分。乃至最终以“艳情”为其最重要的内容。 众所周知，词是一种合乐而歌的文学样式，所以词的传播主要靠演唱者来完成，而歌妓作为最主要的传播者，在词的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歌妓是商业文化的产物，她们的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和肉体需要，她们的传播方式也是最具有商业性的，其唱词的目的就是为了谋生，“只要千金酬一笑”（柳永《木兰花》），由此决定了词之难脱“艳曲”之特。
２、巴蜀城市文化的繁荣对文人创作“艳词”的推动和鼓励
成都是一个极宜于新兴曲子词生存繁衍的文化都市。此地古来就有喜好游乐宴集、征歌选舞的风气。早在唐代全盛时期，成都就与长安、洛阳、扬州一起并列为全国四大经济文化繁荣中心。中晚唐时，长安、洛阳三京因战乱而衰落，扬、益（成都）跃居前二名，以致当时民谚称“扬一益二”;蜀人卢求对成都屈居第二不服气，甚至还夸示说：成都之繁华“扬（州）不足以侔其半”（见其《成都记序》）。成都的繁盛在文化风俗上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全民性的喜好歌舞游乐，全民性的“少愁苦而轻易淫佚”（杜佑《通典·州郡门》）。以成都地区优厚的管弦歌舞的基础，一旦由韦庄等移民词人来撒播歌词文学种子，必然盛开满园花朵。试看西蜀进入唐末五代割据时期之后，前后蜀君主多东满足于偏安一隅的享乐生活，对声妓和歌词有特殊嗜好，如前蜀后主王衍就十分典型：“自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能为艳歌。”（《册府元龟》卷二三八《僭伪部·好文》）以“酒色”、“游戏”、“享乐”为自我人生内容，“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蜀木寿杌》）这种嗜好与宫苑风尚无疑是加剧文化享乐主义的催化剂，对社会有重要的示范效应。成都的歌舞娱乐之风愈煽愈烈，官绅士庶本就禀赋的“轻易淫佚”的音乐艺术习性得以发挥到了极致。不但成都城内和近郊风景名胜区盛行奏曲唱词，甚而“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木寿杌》卷下）。宫廷、官府、市井坊曲、风景胜地及村落闾巷等各种场合的歌舞筵席就成为文人创作及词传播的环境，在这种场合，词人的作词与歌妓的唱词，往往是同步进行的。这就使词的传播可以由歌妓直接从词人的词笺，通过歌唱传播给在场的听众。这样就形成了文人为歌妓写词，歌妓为文人唱词的双向交流渠道。也正因为如此，词一旦进入青楼，也就是说一旦被歌妓所选择并传唱，就会迅速流播开来。于是从歌妓口中唱出的“淫词艳曲”成为词传播中的主体，并对词性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３、巴蜀独特的自然环境对词人审美情趣的熏染
巴蜀之地的四川为一完美之盆地，冬季寒风不易侵入，故水绿山青，气候特为和暖，四川又是富饶的天府之国，有平原、高原、匠陵、山地、草地等地理景观及不可胜数的物产资源，这些极有利于各种具有审美观赏价值的花木的滋生成长，而词人萃集的成都更是繁花如海，古有锦城的美誉。成都是花的世界，“繁华似锦”是古来文人骚客公认的成都自然景观的主要特征。据《漫叟诗话》载：“蜀主孟昶令罗城（指成都）上尽种芙蓉，盛开四十里，语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观之，真锦城也。’”当代有的研究者据此情况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说：赵崇祚当年编选《花间集》之所以命名“花间”，是为了突显“以锦城为选词主要范围的地域特征”（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西蜀词人（无论是移民还是本土人）长期生活于这种五彩迷目的艳丽环境之中，其审美情趣自然会受到熏染，从而嗜艳成风，群体性地倾向于艳丽一路。西蜀词人言情述事造境时几乎无一人例外地都要写花，翻开《花间集》，触目皆是。比如张泌共有十首《浣溪沙》，其中八首都是以花来衬托人的心境，这就使他的词从总体上呈现一种绮艳的风格。花间派本就以艳情为主要题材，词中所写的女子服饰和闺阁摆设加上以花卉为背景，遂使西蜀词形成了艳丽绮靡的主导风格。
４、巴蜀具有的高层次文化修养的创作主体对“艳词”的延续
古人云：自古文人多入蜀。时至五代，更多文人入蜀，使得西蜀的文学、艺术、宗教、科技，均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这种文化态势既是唐以来中原、关中文化逐渐转移的结果，也与西蜀君主优遇文士的态度不无关联。据《十国春秋·前蜀高祖本纪》：“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唐代玄宗、僖宗的临幸，李德裕的节镇以及豪门贵族们的网罗，北方的文人雅士也随之至蜀，这些文化人的到来，既为巴蜀文化艺术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晚唐词坛的流风余韵，随着词创作群体在前蜀逐渐形成，使当时的文人能够沿着晚唐词雅化、艳化的轨道继续大步前进，从面创作出浓艳香软、精美绝伦的花间词来。
５、巴蜀独特的文学传统对“艳词”的潜在影响
蜀中文学发达甚早，且从汉代蜀籍辞赋家开始，就以辞藻艳丽见长。成都人司马相如的名著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等等，皆以辞藻艳丽、善于铺陈夸饰取胜，他自己就主张作赋应该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他的同乡后代文学家扬雄也评论相如赋的特色是“靡丽”。扬雄自己作赋，也以司马相如为式，其传世名篇多模拟后者，以华丽铺张为美，实为相如传统的接续者，故后人将“扬马”并称。后人看到蜀地文学家的这一共同点，就总结说蜀人“多斑彩文章”（见晋代蜀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中既有如此久远的以“斑彩”为尚的文学传统，则大多数五代蜀词人作词时为何都以辞藻华丽、镂金错彩的温庭筠词为宗，其原因就好解释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蜀人“集体无意识”的暗中作用下，地域文学传统与中原地区输入的新兴歌词潮流的“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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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才《从历史语境角度重新审视花间词》
晚唐五代，天下纷争，中原动荡，而西蜀因凭险要的地势，能偏安一隅。因此，据有物华天宝的天府之国的君臣纵情逸乐，犬马声色。在这个背景下，一批文人以晚唐“侧艳”词人温庭筠为宗，写作了大量辞采华美、委婉蕴藉的词篇，从而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人词派。因后蜀赵崇祚将自温庭筠至李珣等十八位词人的作品共五百首，编成了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故文学史上称之为花间词派，这十八位词人的作品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花间词。
花间词和花间词派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印象不好，不但远不是黄钟大吕式的作品，甚至连最基本的肯定也勉强。即使有的人喜欢阅读花间词也在评价时予以批评。这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在看待花间词时多是以词发展的高峰苏、辛词为标杆来评判的。如果以苏、辛的风格为标准来看花间词，花间词自然就是小道了。我们重新解读花间词不是要给它来个历史大轮回，把苏、辛贬低而把花间词抬得高高在上，而是要给它合理的评价，对它的存在及其形态给予合理的解释，对其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特点给予理解，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它的生存语境来看它的价值。也就是说，从文学的动态视野来观察花间词。《花间集》对民间曲子词过渡到文人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花间词”既有文人“长短句之诗”的文学性，又兼具民间曲子词的娱乐性。
其次，花间词奠定了词的基本特质，影响巨大。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花间词就没有后来的晏（殊、几道）、欧（阳修）、柳（永）、秦（观）、李（清照）、苏（轼）、辛（弃疾）。虽然花间词处在稚嫩的发展阶段，但作为词体的缘情特征、抒情内容、抒情方式、抒情手法都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的诗歌以“言志”为中心，花间词则以“缘情”为中心。这种在内容上以关注个人的生命与情感体验为主的词体特点正是文学本质的复归。花间词在语汇、结构、表现技巧、意境构成等方面形成了“别是一家”的体制规范。花间词以其在北宋词坛上“倚声填词之祖”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宋人“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并因此使得词、尤其是婉约词得以扬弃传统抒情文学只注重政治与伦理的历史，发展成为与诗并峙的独具特色的抒情文体，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抒情文学。
第三，花间词本身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花间词的艺术肯定也不够。词是不同于诗的文学样式，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柔美。花间词产生了一批艺术精湛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记录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具有真实的历史认识价值。在艺术上，它们在描摹景物、模拟人物情感上具有高超的技巧，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真切感人。大多数花间词作的表达过程本身是一个叙事过程，是通过一个故事情节、情景来实现情感的抒发的。同时，由于这个时期妇女不可能像现代职业女性那样参与广泛的社会工作，因此，词中的女主人公的活动范围往往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所以，叙述过程便在一个特定的画面内展开。因此，花间词发展出了一种与唐诗迥然不同的叙述性抒情风格。即使在花间词人中也并非一个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作为花间派词人代表的温庭筠、韦庄，虽是同一时代同一流派的作家，但其词风绝非秾艳一体，而是同中有异，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在题材上也并非如人们认识的只是花前月下，甚至有了咏史怀古的内容。虽然在《花间集》中仅有寥寥十余首咏史怀古词，但它率先将咏史、怀古题材引进了词苑，具有首创之功。花间词中的咏史怀古之作，改造和深化了中晚唐咏史诗的创作范式及其审美趣味，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认知方式和人文精神境界，开创了咏史怀古词女性化、柔情化的先河，深刻地影响着后代的咏史怀古词创作。花间词善用意象摹景状情，比如花间词多喜用鸟类意象。双飞的梁燕，出水的鸳鸯，独语的娇莺，以及画屏上的金翡翠，绣襦上的金鹧鸪等，构成了千姿百态、妙趣横主的鸟类画卷。鸟类作为自然界中自由活泼的生灵，以其形声色兼具的形象特征，被花间词人大量运用，从而成为传达抒情女主人公孤独情思的媒介，使单纯的自然物象迭变为内蕴丰富的艺术意象。同时，为借鸟传情，花间词又多采用拟人、双关、比兴、象征、反衬、烘托、暗示、联想、对比、借代等种种手法，从而形成深婉简约的风格特点。
第四，花间词适应了它存在的环境。
文学的本质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生活艺术化，唐代以后士大夫们在生活中总是喜欢在歌舞中寻求知音。词是歌的一部分。歌是娱乐生活的产物。娱宾遣兴是歌的基本功能。歌女是它的唱者，仕宦途中求取功名的士大夫是它的基本听众。来听歌的人是为了解脱感情的寂寞，不是来寄托爱国情怀、忧国忧民的感愤。因此，其歌词必然是有关个人情感、情景内容的。因此，良辰美景、男女恋情就必然是它的基本内容。伤感的情调、柔弱的情思、孤独的情话是它的基本旋律。词本来就定位在这种环境下，它体现了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因此，没有必要对它求全责备。正如自然中有暴风骤雨，也有和风细雨。生活中有慷慨激昂，也有甜言蜜语。从词的产生语境来看，花间词的面貌呈现的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因此，花间词呈现了一种合理的历史真实。所以，我们不应是指责它为什么这样，而是要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
在花间词中抒写最多的主题是绮情闺怨，其主要原因是就花间词多为应歌而作。它适应了晚唐五代士宦贵族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风气。它也因此提供了了解这个时代士人心态和社会心态的文本。花间词人往往预先有满足读者期待的创作心理，所以形成了与传统诗人不同的表现闺情的方式，在意象方面有独特之处。花间词在意象选择上充满浓郁的富艳气息，其共性是侧重表现富艳景物的盛衰变化，往往同时衬托着女性的孤独哀愁，这侧面也透露出士人对政权变迁无常的厌倦和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因此，花间词在抒情表现上以侧艳为主，创造出绮而怨的审美情趣，从而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当行本色。花间词多以“泪滴黄金缕”为意旨构词，它使花间词人可以按这个模式组织意象结构篇章，也使花间词创作具有模式化和抒情表现套路化的特点，这是花间词作为娱乐性艺术和消费艺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在这个方面预示着文学从士人的小圈子到世俗大众的走向。
我们应从历史语境的角度理解花间词的存在及其艺术特色。
（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9月1日《文学遗产》专刊）
（资料来源
http://hi.baidu.com/baomojushi/blog/category/%CE%C2%E1%AA%B0%C9%D7%CA%C1%CF/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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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隆吾猬 于 2008-6-19 12:3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