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很客气了》（文：８喜）
韩寒不喜欢茅盾巴金冰心的文笔，这事本来没啥可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但韩寒不仅不喜欢，还说是“文笔很差”，那你实在想讨论，就去论证他们的文笔到底差不差即可，而现在的那些批评，显然既不是想做论证，也不见得是巴金迷们对偶像受批而表达抗议，大多看起来倒像是因为讨厌韩寒，所以借此机会表达一下厌恶。
这些拼命叫嚷“大师不可辱”的人，真的了解这些“大师”吗？他们看过巴金的作品吗？我很是怀疑，若不是出了这件事，还真不知道巴金有这么多粉丝，在我的自身体会与听闻里，好像几乎没有人还对巴金感兴趣，你看看，媒体都发出《今天，你在读巴金吗？》的呼喊了，按记者的调查结论：被称为文坛巨匠的巴金，在当今年轻人心中，似乎只剩下“巴金”二字了。
为什么要特别说巴金而不是另两位呢？因为文革后文学圈钦定的boss是巴金。对于巴金，我看到比较平和公允的说法是：前半生是文学大家；反右之后基本靠一些歌功颂德的散文卑微生存，谈不上什么文学成就了；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成了“说真话”的代言者，被誉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这样的评价，不知那些“大师不可辱”的人可接受否，但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的看法是：这种评价抬高了。
先说是不是文学大师。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李辉先生说：“巴金的好处在于他的激情，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大缺点，他的激情是一种缺乏节制的激情，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也造成了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位。”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如文化批评家张闳先生和文学评论家葛红兵先生，也认为巴金徒有“文学大师”之名，作家朱文的评价更低：“巴金一钱不值。”记得我高中语文老师，就对《随想录》颇为不屑：矫情，好像全世界就他受过苦似的。
看看，是不是相比之下韩寒已经够客气了？但要我看，韩寒的客气还不是体现在这方面，因为我本人就批评过巴金，用语要激烈得多。我比较痛恨虚伪，实在不堪忍受巴金被冠以“说真话”的美誉，更别提什么“20世纪中国的良心”。不了解的人，还以为巴金说过多少真话呢，可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我们这里说真话是很难的，偶尔说一些还能做到，时时真、句句真就不大现实了，因此有人称某些以“说真话”见长的人是“两头真”，即年轻时和退休后，但即便是“两头真”，这些人在“两头”时的确拿出了“干货”，对得起“说真话”的荣誉，而巴金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巴金病危在床，说话吃饭都困难了，《收获》杂志赫然还印着“巴金主编”（实际负责人是巴金之女）。中国“说真话”的代言人，不先把这个“小泡沫”挤掉，说不过去吧。
实际上，巴金不是“说真话”的践行者，而是倡导者，但仅仅是倡导就能配得上“20世纪中国的良心”？以“倡导说真话”见长的，显然应该是幼儿园阿姨。
我在想，若巴金不与政治挂钩，他会是什么样的地位呢？也许在他前半生，他会因为可以算是佳作但不是经典的作品，成为有影响力而非文学巨匠的作家。之后，时过境迁，人们不再有易于欣赏他作品的环境，他和作品也会被逐渐遗忘，可以说，改革开放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没有生命力的作品当然很快被遗忘，“年轻人”们早就不看那些小说了；钦定的荣誉根本抵不住市场化的冲击，只能局限于“圈子”里的人互相尊捧。属于文学的那一页早已翻过，而体制内的“大师”称号和作协本身一样，日渐式微，在作协连底裤都快丢没了的时候，所谓“大师”称号早已是纸老虎、死老虎，现在呼风唤雨的是韩寒们。试想，若韩寒不是批而是赞巴金，那估计记者们又要搞出个《韩寒赞巴金文采好》，也能炒作一番。所以这件事本质上是属于“名人韩寒的八卦花边”，快别扯什么文学了，要较那真干吗不去找钱群理们，他们不是更靠谱吗？
老实说，巴金应该感谢韩寒给他拉来了这么多粉丝，以前批评他的人多得是，可惜这些人一来名望不及韩寒，二来当时信息传播和今天没法比，因此都是波澜不惊。这一次，算是05年巴金逝世后的又一次“巴金热”。
《“大师”文笔究竟如何》（文：８喜）
韩寒和陈丹青的对话，论及中国现代作家，韩寒说：“茅盾、老舍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后来，韩寒承认提老舍是口误，他想说的是陈丹青提到的巴金。
就这么几句大实话，居然惹怒了众多国人，加上媒体的炒作，变成了“韩寒再次语出惊人，炮轰众多文学大师！”接踵而来的是上纲上线的炮轰韩寒。
严肃点儿的评论，指责韩寒“侮辱大师，颠覆大师，向大师泼污水。”但这些人却说不出“文笔很差”的评价错在哪儿，也说不出这几位大师的文笔好在哪儿。
国人爱作诛心之论，自古皆然，当代尤甚。指责韩寒，也必定要用上，无非是“名利”二字。他们说：韩寒一贯标榜“特立独行”，经常“语出惊人”，实际上是自我炒作。他这次“站在文学大师的肩膀上撒泼，当然可以赚足眼球，甚至也完全可以赚来银子”。
自从网评在中国风靡以来，其醒目的特点之一，便是文革式叫骂的泛滥。这半年来遭到这种叫骂的人，就有DáLài喇嘛、CNN、Ｊ乐Ｆ、王石、莎朗·斯通、范跑跑等，现在炮轰韩寒，自然也少不了骂街：“泼妇”、“无赖”、“小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力。”
我不知道骂韩寒的人所据何在，但就我个人读过的中国当代作家而言，韩寒应该是极少数具有独立眼光的青年作家，不但写小说、赛车，还经常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我喜欢读他的时政短评，诚实地说出常识，智慧地运用文字，直白、朴素、幽默、辛辣，既轻松又过瘾。在他的时政短评中，我找不到故作惊人之语。
众所周知，年少成名的韩寒，是知名度极高的80后作家，其博客的点击高达一亿五千四百万，中国个人博客点击率排名第二。这么高的知名度，如此多的粉丝，有必要靠“语出惊人”来自我炒作吗？再说了，如果从审美或文学批评的角度看，韩寒对巴、茅、冰的评价，也绝非特立独行的“语出惊人”，持这种看法的批评家，大有人在。
在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之中，能够说巴、茅、冰“文笔优秀”的人，恐怕不多。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更不可能把三位称为“巨匠”。比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李辉先生说：“巴金的好处在于他的激情，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大缺点，他的激情是一种缺乏节制的激情，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也造成了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位。”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和批评家，我也没见过谁给予这三位以很高的审美评价。比如，文化批评家张闳先生和文学评论家葛红兵先生，也认为这三位徒有“文学大师”之名，作家朱文的评价更低：“巴金一钱不值。”比韩寒还韩寒！
我这代读过中国大学中文系的人，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必修课，都知道“现代文坛六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六人几乎占据了整部现代文学史，但这样的文学成就排序是政治性的，源于钦定史学和统战策略。回归文学本身的审美评价，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是“政治图解”，只不过比“延安作家”图解得稍微高明点；冰心的早期“问题小说”大都是观念先行的产物，她最有名的《寄小读者》乃现代文学中肤浅抒情的代表，读不下去，很正常。三人中被捧得最高的巴金，也仅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如果放开眼光，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入整个世界现代文学中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根本没有“文学巨匠”。仅就汉语文学圈来说，中国现代作家对汉语文学写作的贡献，巴金远不如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甚至不如张爱玲和萧红。正如韩寒“文笔很差”的评价，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学语言没有什么独创性。他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只有代表作《家》还算差强人意，其他长篇大都写得很烂，拖沓、臃肿、矫情，起码我在大学时代就读不下去。即便是《家》的差强人意，也绝非文学语言上的贡献，而是时代潮流使然。《家》是“青春骚动”的粗糙抒发，迎合了当时新青年的反叛情绪，但表达无克制，文字无美感，只能作为特定时代的社会学文本，但无法作为传之久远的文学经典，也就无法给后人以审美的滋养。
所以，在文学独创性及其传承的意义上，巴金很难为后人提供创作的借鉴。改革开放后成名的中国作家在谈及自己的文学传承时，更多提到是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至于中国现代作家，经常被提起的是鲁迅、老舍、沈从文，却很少有人提到巴、茅、冰的影响。但在权力至高无上和政治需要优先的时代，作家的成就和名声由权杖来钦定，只要需要，平庸的作家就会变成文学巨匠。当权力造就“名家”变成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之后，价值畸形和审美混乱也就成为必然，致使国人对精神产品的低下识别力延续至今。以至于，在巴金去世时的谄媚高潮中，有文人排出了革命文坛的各代旗手：现代旗手是鲁迅，文革时期的旗手是郭沫若，改革开放后的旗手是巴金。
《巴金说过什么真话？》（文：狄马）
2005年10月17日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因患恶性间皮细胞瘤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对于他的死，人们并没有感到太多惊奇。对于一个缠绵病榻六年，浑身插满管子的过百老人来说，无论在那一天去世，都应该算寿终正寝。真正使人惊奇的倒是巴金去世以后官方和民间异乎寻常的一致赞誉。中国有为死者讳的传统，文人好写"谀墓"文章，甚至民间也有"死者为大"的说法。但对于巴金这样一个言行历历、力倡说真话的人来说，编织过多的溢美之词，有意无意地拔高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高度，在我看来，不是纪念，倒近乎讽刺。
比如说他的文学成就。众所周知，"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曾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青年的开蒙必读物，高觉慧的果敢行动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反抗由黑幕包裹着的礼教文化，以至出走成了那个年代人们反抗家庭，反抗吃人道德的经典动作。即使是抗战以后写下的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在探索人性、刻画小人物卑屈而不甘的命运方面，都达到了他自己以及其后好多作家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但1949年以后，除了一堆歌功颂德的散文以外，巴金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写下的《随想录》，情真意切，泪浪滔天，力图为自己靠谎言生活、随风倒浪的后半生挽回尊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表现形式、思想高度都没有超出当局给定的标高线。因此，要说巴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学大师，那也只能说是个腰斩了的文学大师。对于一个饱经忧患的历史老人，我们当然不能过分苛求，但条件是你也不能过分褒扬。如果上半叶的辉煌成就值得纪念，那么，下半叶的"奉旨填词"该如何对待？如果《家》《春》《秋》值得大肆渲染，那么，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谈别有用心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等文章是不是也该痛加剖析？
自由主义者看中巴金早年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认为巴金从一个腐败专断的国家现实出发，曾经把自由演绎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能达到的热烈巅峰。尽管他后来放弃了自己的信仰，1958 年以后更是对自己文集中的无政府主义内容删除惟恐不净，直到晚年都对自己的信仰讳莫如深。如果早年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值得纪念，那么，后来又对自己的信仰挥刀自宫该如何纪念？ 难道要我们纪念巴金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再说，如果像巴金这样早年追求过自由，后来又放弃甚至践踏自由的人该高度纪念，那么，像林昭、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这些向往自由，最后又为自由喋血的战士该如何纪念？不要说这些烈士，就是那些早岁追求过自由，晚年又勇敢站出来为自由辩护的知识分子像顾准、李慎之、吴祖光这些骨气奇高、慎思敏行的人该如何对待？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烈士，但前提是你也不能无原则地吹捧苟活者。实话说，我对一些媒体赞誉巴金是" 20世纪的良知符号"感到脸红。因为实际情形是，这个"良知"有时有，有时就没有，像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
再说巴金的"说真话"。一个人要人说真话并不难，难的是自己说真话。1986 年巴金的《随想录》出版后，我还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怀着对文学大师的热烈仰慕，读完了部分篇章。从此，我知道巴金是一个说真话的人。十几年后，我在一家专讲妇女化妆打扮的杂志打工。偶尔有一天，在资料室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久违的《收获》，封面上赫然印着"巴金主编"。当时心下一愣，不是说巴金已身染重病，说话吃饭都困难了么？还怎么"主编"？显然就不是真话嘛！这里面有两种说假话的可能： 1 ，巴金说假话；2 ，《收获》杂志社说假话，而《收获》杂志社的实际负责人恰好就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现在我们姑且认为巴金没有说假话，但一个主张讲真话的老人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影响，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影响别人？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是，那么，我们就只能感叹，说真话真难啊！
尽管真话不等于真理，但真话却是通往真理的第一步。我们很难设想，一个说假话的人能达到科学的光辉顶点。因而，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为真话付出了生命。即使是政权更易乃至万马齐喑、充满暴力和谎言的"文革"时代，仍然出现了像吕荧、梁漱溟、马寅初、黄万里等难得一见的骨鲠之士，更不用提林昭、遇罗克、王申酉等为真话殉难的烈士了。我们当然不能强迫别人说真话，但我们要求一个主张说真话的人以行动践履自己的主张总不为过吧？就像我们要求一个自然科学家以实验来证明他的理论一样。当伽利略没有提出自由落体运动定律的时候，谁也不能说，让伽利略做一个实验证明亚里士多德错了；但当伽利略提出重的物体和轻的物体在外力相同的情况下同时落地以后，比萨城里任何一个打饼子的老妇都可以说，老伽，试一下让我们瞧瞧！同理，在一个谎言四布、暴力横行的年月里，谁也不能要求巴金一人做一个"说真话"的先行者；但当和平初降、谎言不再畅行无阻的时候，一个有声望的老人提出了"说真话"，这时，不用说一个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陕北乡下一个担粪的老头都可以说，巴老，你说一两句试试。甚至不用巴老亲自"说真话"，支持一下"说真话"的人，行不？但没有，从巴金提出"说真话"的 1986 年到逝世，我们陆续听到的只是巴老出版全集、百岁诞辰、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看望的消息，没有听到巴老对国计民生发表哪怕一句属于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你这是无理取闹，巴老晚年目不能视，耳不能听，连假话都说不了，遑论"真话"？但官方消息显示，巴老真正病重住院是 1999 年2 月，从1986 年到1999 年其间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或者说在各行各业涌现了多少"说真话"的英勇斗士？巴老身体不好，不要亲自说，表个态支持一下因"说真话"而身处逆境的人们，行不行？
因而，充其量巴金是一个提倡说真话的人，提倡说真话不等于说真话，就像提倡环保不等于环保，提倡素食有时也不妨吃荤，我主张善待同性恋者可我本人不是同性恋一样。也有人说，提倡就不错了，总比不提倡好。可如果仅仅是提倡就值得大肆纪念，那么，任何一个幼儿园阿姨都可以获此殊荣。也有人说，你这是故意找茬，提倡说真话也总比提倡说假话强吧？是的，提倡说真话比提倡说假话强，但这样一个道德要求对巴金也太低了吧？因为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几乎任何一种主张都可以获得原谅。比如，我主张杀人，你反驳我，我说，总比活埋好；我主张活埋，你反驳我，我说，总比凌迟好；……我主张偷人，你反驳我，我说，总比抢人好；我主张抢人，你反驳我，我说，总比谋财害命好；我主张谋财害命，你反驳我，我说，总比先奸后杀再掳财好……中国人对强者、权势者、名角巨腕总是宽容到无边无际的地步，总是想方设法替他们的任何行径寻找合适的理由，而对弱者、草民、奉献者则严格得近乎苛刻。
巴金晚年真正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忏悔精神。当一场人为的灾难随着极权主义领袖的自然死亡匆匆收场后，在浩劫的现场站起来的都是控诉者，没有跪下来的忏悔者。巴金以耄耋之躯双膝弯曲，手指鲜血，眼望苍天，握紧一柄沾满朋友和妻子鲜血的刀锋，指向自己。这种自省精神、忏悔意识虽然不是源自人在上帝面前的罪性洗礼，以至影响了自省的深度和高度，但放在极权中国的特殊语境里，这种来自古老传统中的羞耻意识依然极为稀缺。它代表了一代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亲手参与的罪恶绝不姑息的沉痛书写，即使放在教育滑坡，学位泛滥，学术腐败遍地，犬儒主义大行其道，既得利益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今天，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因而，对于一个创造了实绩并且已经交付历史的人来说，任何过头的赞誉都不过是为了活人分肥。大凡一个人或事件之所以值得纪念，无非是因为两种情况： 1，这个人或事件在他（它）所在的领域内，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藉以造福人类；2，这个人或事件虽然没有特殊贡献，但因为他（它）的存在和实践可以给后人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善良而懦弱的巴金除了早年的文学实践，更多的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值得后人铭记。
简单地说就是，纪念什么先于纪念。因为对于巴金这样一个见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文学史和政治史的人来说，如果我们不能从他那里汲取有益的历史养料，以避免耻辱、开创未来，即使葬礼规格再高，场面再隆重，纪念文集再卷帙浩繁，又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弄清纪念巴金的什么比纪念本身更重要。我们既不要刻意贬损他的历史过失，像早些时候一些人把他说成"伪君子"和"忏悔痞子"，也不要有意夸大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高度。就作品和性格而言，巴金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天真的感情宣泄者，而不是一个深入的思想者，他的理论思辨力、社会洞察力都极为有限。因而，我们不要夸大《家》的艺术高度，也不要抓住《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狠挖深究，真正值得纪念的是，一个写出《家》这样具有重大冲击力的"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鲁迅语）为什么后来竟然会写出像《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这类荒谬绝伦的东西？这中间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对于他的"说真话"也应如是观。我们既不要放大"说真话"的历史价值，也不要过分指责他的"光说不练"。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善良、真诚、充满"说真话"愿望的老人为什么最后只能选择沉默，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任人摆布？除了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巴金个人应该负责多少？他自身性格里有哪些悲剧因素值得镜鉴？对于他的反思和自忏，也有太多的人执著于他反思的高度，认为把一场导致无数生灵涂炭的灾难归结为"四人帮"和"封建主义的流毒"太过浅表。但比这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附着于极权主义，并与其"二而一、一而二"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如何将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反抗精神的人一步步弄成一个精神残疾和思想侍从的？尤其对于巴金来说，如果他生性就是恶的，从他跨入文学之门的第一天起就显出他的平庸无奇，那么，人们就不会对他后半生的无所作为和助纣为虐痛心疾首；但不是，巴金的善良和文思敏捷是有目共睹的，而正因为这样——一颗善良的、真诚的、光华四射的灵魂被摧折被毁灭——这场悲剧的意义才显得尤其触目惊心。
《神化后就丧失了文学批评》（文：薛涌）
韩寒因为说了句巴金等人的文采一般，引起一阵网络炮轰，一时间好是热闹。
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是有名的，但托翁并没有受到韩寒所经历的围攻。四分之一世纪前我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时，一位现代文学的教授就曾私下抱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越研究自己的水平越低。因为再好的作家，不过是二、三流的水平。老读这些东西，而不是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久而久之口味全坏了。我当时就是因为读巴金、茅盾等觉得实在荒废生命，后来改行学了历史。
既然学了历史，就不妨跳出文学批评的路数，以历史的眼光看看巴金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韩寒这代人不喜欢。
我其实对巴金的历史价值非常看重。这一点，在近著《学而时习之》中已经论述过。要而言之，中国几千年有着强大的专制传统。这一传统的文化基础，是强调纵向的而非横向的人际关系。所谓“孝”，就是这种纵向关系的根本，最终可以演伸为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师生关系等等。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有过民主政体，强调公民之间横向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而“爱”则是这种横向关系的表达。
巴金写《家》、《春》、《秋》时，新一代中国人受到西方的影响，正开始用以“爱”为代表的横向的、平等的人际关系来挑战以“孝”为代表的权威主义的纵向人际关系。他写出了那一代人的心声，也迷倒了那一代人。我们小时候看革命电影，也知道当年许多青年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而“参加革命”。不过这样的人属于“小资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容易“叛变革命”。这也说明，1949年后，“爱”的表达又受到了压抑。比如宗璞的《红豆》等写了“爱”的欲念的作品，都受到了批判。不过，这种压抑的结果，只能使人们“爱”的欲念更强烈。文革后期和改革初期，《第二次握手》、《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的风行，就是个明证。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曾告诉我：她看巴金，整晚上不睡觉，眼泪湿透了枕头。
这种感受，韩寒这代人很难体会。因为如今已不是包办婚姻和批判“小资情调”的时代。中学生们谈恋爱很容易，甚至“一夜情”也成为时尚。没有我们这代人或我们上一代、上上一代所经历的压抑，韩寒怎能体会巴金在人们心里掀动的感情呢？
那么，究竟是韩寒读不懂巴金，还是巴金的价值到韩寒这代人为止呢？我的判断倾向于后者——《家》、《春》、《秋》有着丰富的历史价值，但其文学价值已经基本消失了。因为经典的价值就在于能触及不同时代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孔子不会过时，柏拉图也不会过时。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在思考我们时代的问题时，总觉得要和他们对话、争辩。韩寒说他更喜欢鲁迅而非巴金，也是因为鲁迅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但《家》、《春》、《秋》里，实际上连爱情是什么也没有探讨，写的只是被包办婚姻所压抑的爱欲和悲剧。这些对韩寒这代人失去了文学上的意义，也说明巴金没有把这一社会现象提升到人类感情世界的更高层次来讨论。这也是他作品的局限性。
韩寒说了句实话。这本是句有意义的实话。如果不加分析地把巴金神化，对任何批评都群起而攻之，那我们还能讨论文学吗？
以上资料来源：http://view.news.qq.com/zt/2008/hanhanbaji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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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白天羽 于 2008-6-29 13:31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