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彻电影的阳刚武力革命——文/石琪
张彻和胡金铨，被公认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间掀起香港电影“新武侠世纪”的两大旗手，他俩的影响都很大很深。相比之下，胡金铨的佳作无疑特别精细、灵妙，张彻作风则大刀阔斧，多产中经常粗粗硬硬。但张彻的阳刚路线大大扭转了港片的“性格”，开创了此后长期以男星为首的港片主流趋向，这方面的影响是胡金铨及其他导演不及的。
可以说，张彻是香港电影的一代枭雄，大开杀戒，亦是破旧立新的造反派革命家。张彻简直是香港影坛的毛泽东，他的武侠片促成华人电影的文化大革命，更贴切是“武革”──而大陆文革根本上亦以武斗方式进行。
事实上，张彻一九六六年导演他在香港第一部武侠片《虎侠歼仇》，正是大陆开始文革武斗之年。一九六七年《独臂刀》大受欢迎，使他真正扬名立万，亦适逢文革影响香港爆发大暴动之年。回顾起来并非巧合，时势造英雄，没有那种特殊的时、地、人交激，张彻可能亦难以在香港影坛掀起“武革”。
个人反叛的暴力美学
张彻电影的“武革”，除了由于他本身强烈的个性之外，显然也因为他成长于中国多灾多难的剧烈动乱时代，充满渴望民族反弱为强的心意，并对血肉淋漓的抗争有深切感受。他终于在香港找到机会，实现张彻式阳刚运动。
这阳刚运动的主旨就是反弱为强。他经常重申，过去中国电影而至五、六十年代香港片，往往阴盛阳衰，女星比男星吃香，男角常常比女角软弱，很不正常。应像西片、日本片那样，复兴尚武精神，重振男性英雄主义。
其实五、六十年代港片也有很受欢迎的男性武侠英雄，最显著是黄飞鸿功夫片集。但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代表中国儒家传统的大家长典型，强调仁义道德和上下尊卑。张彻却有强烈革命性，侧重新时代的个性解放，不受礼教体制约束。他的武侠片中的主角无论为自己、为朋友、为国族血战，经常牺牲性命，都完全是个人自主。张彻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当时香港片及其他华人电影都前所罕见。
胡金铨武侠片亦有男性英雄，但主要是正统的忠臣义士，或反派的太监高手，或追求高超佛禅境界的高僧，都直承中国传统典型。而且众所周知，胡金铨拍女侠最突出。
张彻则完全贯彻著男性阳刚，他的英雄往往狂、傲、奔放，而且搏杀得血腥暴力，打破中国文化传统儒、道、佛崇尚和平、温文、谦厚的主流戒律。有了张彻，华人电影才涌现“暴力美学”。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血腥暴力很多，二十世纪变本加厉，抗战、内战而至文革都很残暴，但在华人文艺上，到了张彻片才把暴力杀伤直接大胆地呈现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
血肉绽放与死亡之舞
张彻片的武打动作主要是硬桥硬马，注重男性的雄健感，以及血肉的暴力感，虽然银幕上必有夸张，但他的英雄不会打不死，主角往往悲壮地死亡，正是张彻片一大特色。
他的打杀始终保持具体的凡人血肉感，不搞中国武侠世界常有的奇功异能，更反对神怪。相反，胡金铨武侠则从肉体武功开始，进而追求超脱肉体局限的飘逸与空灵，企图从形而下升入形而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向往的进境。张彻武侠则继承史记刺客、三国勇将、水浒绿林那种写实的血肉传统，当然亦受西方及日本的实感动作片影响，尤其是日本黑泽明和五社英雄的剑侠片。
张彻的肉体化，促进了香港动作片以肢体硬拚为发展主流，从刀剑片到拳脚片，都由初期仿效东洋刀、空手道而逐渐回归中国“真功夫”。三十年来先后扬威国际的香港“真功夫”武星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虽然都与“张家班”无关，却不能忽视张彻的铺路贡献。
不过最有实感的张彻暴力特色，并非武打招式，而是男性的血与肉。最多壮男裸胸露肉，是张彻片招牌。他们又经常捱斩、受酷刑、五马分尸、盘肠大战，血淋淋地痛苦挣扎，而至死亡。大拍凌虐与死亡，亦是张彻突破华人电影传统的重要标志，摆脱禁忌，正面强调残暴与死亡。这方面，至今也绝少华人导演像他那么一贯、彻底地强调。
张彻的英雄，必须毅然面对被屠宰、被杀戮的命运。现在重看张彻电影，印象最深是几乎必有“死亡之舞”。英雄受了致命重伤后，却激发最强的生命力，奋勇把敌方杀得尸横遍野，然后死亡。这是他最夸张，最不合情理的武打处理，但亦是他的“暴力美学”最具个人艺术风格的终极仪式，被他一直坚持。
无论如何，张彻式阳刚很极端，但张彻片强调的个人信念与顽强斗志，是不应失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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