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中国侠形像从何而生──电影惯例符号、镜头语言的观点》（作者：赖玉钗），热血古龙（http://www.rxgl.net）首发文字版于网络。转载请注明出处与原作者名！谢谢。
第二章 中国人对侠客概略概貌之想象
当言及电影之中国侠形像时，可能有一连串图像在你我的脑海中奔流──侠士必配宝剑、凭着一身绝技来伏魔除恶，闯荡江湖……，林林总总，构塑出侠客之惯常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你我熟悉的影像并不若「隔空抓药」般，凭空而生。如 Berkenkotter & Huckin（1995）所说，惯例（routine）必须依凭着众所视为的「常识」（common sense）发展而来。也就是说，凭借着先前认知（包括对某对象的概念、定位），以此发展成公定的惯例（Berkenkotter & Huckin,1995），产生制式侠形像。
因此，在探索侠之惯常造像前，我们有必要从中国人对侠之认知出发，了解是哪些关于侠之「常识」，成为今日惯例侠形像的依据。话说回来，关于侠之描绘何其多，碍于篇幅，我们绝不可能一一详尽铺陈，做出最为周延的整理。考虑本文以「侠形像」为研究旨趣，笔者决定以侠之概略样貌为思考起点，理解历代世人对侠客想象，并以此抽绎出约略的侠客样貌，1做为本章处理的重心。
第一节 侠之定位与构塑：
（一） 先秦侠客─以武犯禁之基调：
关于侠之定位，最早的描述可见韩非子〈五蠹〉（林保淳，1993；吴琼，1996；陈平原，1998，涂翔文，1998）。２韩非认为侠士有下列专属特质（林保淳，1993：92；陈平原，1998：229），可与「常民」做区隔：
其一，「以武犯禁」：３用私人武力来对抗君权。
其二，「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犯五官之禁」：４用个人魅力（如信、义等）树立名声，吸引徒众。
其三，「弃官宠交、肆意陈欲」：５把私人交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
其四，「离于私勇」：６以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
其五，「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７也就是侠士的肆意妄为，彰显他们不敬畏人主、法律。
在法家的立场而言，韩非希望境内之民能「敬上畏法」，如此才能「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８便于统治。但是侠士心态上根本不「敬上畏法」，还运用「弃官宠交」、「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离于私勇」和「以私剑养」等手段，来破坏「五官之禁」。
所谓的「五官之禁」，意指统治者所订的规章，只要违背王法，便可被打入犯禁体系。总结来看，韩非口中的「侠以武犯禁」，可指侠士以私人武力（私剑、私勇、私斗），违背人主所订之禁令（犯禁）。
也就是说，韩非凭「武」和「犯禁」特质，为侠下了定义。换个角度看，我们判别侠客的标准，其实可以植基于「武」和「犯禁」的外显行为。从「武」与「犯禁」的行为出发，能约略辨别出谁是侠客、谁不是侠客。
司马迁也曾论及侠的外显特质。他仍着眼于「犯禁」特点，提出侠行「不轨正义」。太史公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因此，司马迁点出了侠之外显行为（犯禁），也提到了侠之特质（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虽然侠士行为离不开「犯禁」基调，但已多了「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等外显特质，让人能对侠形像做出更多面、更立体的理解。
班固也着墨侠之「犯禁」特质，将违法犯禁做为辨识侠士的特征（江增庆，1995；林保淳，1993）。如《汉书》〈游侠传〉所记，「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往后的《汉纪》、《后汉书》、《三国志》，乃至魏晋南北朝史书里，都认为侠客是「凭借交游，大规模发展武力，成为乱世之英雄」（林保淳，1993：103）。用武力、犯禁的观点来定位侠士，不脱韩非的思考范畴。
（二） 六朝侠─俊美面貌、
大勇作为：
六朝以前，侠士多是渔肉乡民、劫掠行旅的盗贼（王文进，1993），但由于六朝社会风气的关系，男子尚且会「顾影自怜」，这种阴柔、绮情的世风，也赋予侠客新义（王文进，1993），侠的形象也跟着美化不少，寄托时人浪漫绮想。
王文进（1993）认为，我们对侠的想象，不少由六朝乐府诗而来。像江总之的诗句：「刘生负义气，长啸且徘徊。高论明山水，命赏陟春台。干戈倜傥用，笔砚纵横才。置驿无年限，游侠四方来。」描写刘生的风发意气、风流倜傥与文采翩翩，让后人对侠客充满遐思（王文进，1993）。又如梁何逊〈长安少年行〉有「长安美少年，羽骑暮连翩。玉羁玛脑勒，金络珊瑚鞭」，而陈沈炯有「步摇如飞剑，宝剑似舒莲」，描绘侠客的华丽衣饰，给人翩翩佳公子的感觉。
另外「犯禁」（私勇）特质也被美化。在史书的记载中，侠士多为渔食闾里、劫掠行旅者，和一般的观念「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者」（王文进，1993：140），相去甚远。但经六朝世人的描述，让侠行合于正义，转为除恶伏魔的表征。
六朝世人从司马迁论侠之观点入手（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赴士之阨困）将私勇行为转化为大勇，表现「立功塞外」的豪情。如曹植的〈白马篇〉提及：
「寄身刀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些描写，突显了侠士身负天下安危的重任（王文进，1993）。至此，侠行变得合于正义，与当初粗鄙的乡勇大不相同。
换句话说，「侠士的造型并非一上场就是英姿焕发完美无瑕，而是经过后人不断地妆点修饰」（王文进，1993：137）。于此，六朝乐府诗是个关键，让侠客从「盗匪」、「私勇」形象，转化为象征公义的翩翩佳公子（王文进，1993）。
（三） 唐侠─武与道术相融：
以至唐代，当时的社会流传道教方术，侠之「武术」又与道教结合，衍生出奇幻的绝技（林保淳，1993），区辨不会道术的市井小民。唐代描写侠时，提及的幻化之术、变化术、飞天夜叉之术，都能在葛洪的〈遐览〉里找到根据，可见侠与道教的关系（林保淳，1993）。因此，唐人运用道术知识，描写侠之武艺，将侠定位成使道术的能人。
例如在唐传奇的聂隐娘（见〈聂隐娘〉文），在与仇家精精儿相击时，能化身为旗子，与之相斗。又如「飞行术」的引入，女侠红线能夜行七百里（见〈红线传〉），空空儿可「未出逾一更，已千里矣」，侠士磨勒可「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车中女子可「耸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下」（陈平原，1998：58）。
从唐传奇中对侠之「武」面向的描写，不难看出道术在其中的作用。「道术」融入「武术」，让侠形像添了几许神怪的特质。
（四） 宋侠─犯禁不离道统：
宋人谈论武侠时，大概可分成两种情况，一为小说话本，二为史册。
1. 小说话本之侠形像：
在小说话本里，由于诉求对象是大众，因此会用世俗的、大家容易了解的观点，诠释「侠」的概念（戴俊，1994）。像道术思想犹存，因此仍有侠士使神鬼奇术的招式描写（戴俊，1994），结合神怪与「武」概念。
2. 宋史之忠侠形像：
而宋史里的侠客，多以「忠侠」的形象呈现。宋人概念的侠士，虽然可以犯禁，但前提是有利国家社稷，能弭平乡闾不安。换言之，「忠侠」虽然是新概念，不过是本着「犯禁」传统而来，只不过加上忠义之传统而已。
如《宋史．忠义传》里的侠客便以忠义为标竿，以家国复兴为务（龚鹏程、林保淳，1995）。著名如〈忠义传七〉的孙益，他虽然以武术私斗，但是是立基于「贼至城下」、「守护城邑」的考虑（龚鹏程、林保淳，1995：238）。再如〈忠义传九〉的邹凤叔，他也「以豪侠鸣」，有犯禁之举；但基于邹凤叔的「犯禁」能辅助忠臣文天祥、报效国家，因此仍被宋人所接受（龚鹏程、林保淳，1995：239），构塑了「犯禁之余，不忘救国」的忠侠形像。
这种传统直到明清仍持续着，如《元史》〈伍速哥传〉和〈刘哈剌不花传〉、《清史稿》〈忠义传〉，都以「忠侠」入史（龚鹏程、林保淳，1995）。
（五） 明清侠士─犯禁不违礼教：
明清以后，不管是侠义英雄、儿女侠情、侠义公案，它们共同的模式是，男女不管武艺再怎么高强，最终还是会回到礼教体系里，扮演忠君爱国的「忠侠」，或是守妇德的女侠（吴琼，1996）。至此，侠「犯禁」特质又多了「守礼」元素。也就是说，侠可以犯禁、可以私斗，但是都不能悖离礼法，必须在体制下以武犯禁才行。
如《水浒传》、《隋唐遗文》与《绿牡丹全传》结局都是侠盗弃暗投明、效忠朝廷（吴琼，1996），符合「忠」侠的定位。鲁迅曾解释，忠侠反映了满州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者也不敢起盗心、直斥奸臣（吴琼，1996）。至此，侠士变的更忠君爱国，被忠义框框所局限（吴琼，1996）。
而公案小说的侠客，其「犯禁」多是协助清官办案，如《七侠五义》的陷空岛五鼠辅佐包公，便为显例。
再如儿女情侠，作者们虽在侠幻世界里自由进出，把侠士武艺描写的出神入化，让女侠也能私斗、犯禁，但是后头来仍会回归礼教的基本面，创作「体制下的儿女英雄」。像《儿女英雄传》的十三妹，纵然武艺高强、暗杀恶棍，到最后仍是「眼角含情」的下嫁秀才，做普通的良家妇女。谢鹏雄曾分析：
「要这女子兼有豪杰的本事与儿女的心肠，在立意上也算很开通，却终是名教中人，思想见识始终跳不出几千年的封建伦理。第一，他觉得女人必须嫁人才是幸福。第二，他认为要嫁就得嫁读书人。第三，读书人还必须是清官……的儿子才算读书人。第四，我们伟大的作者，终究也是男人，也觉得大丈夫三妻四妾本来平常，女侠嫁人为妾并不丢脸……。」（谢鹏雄，1990 ：73 ）
这都说明了，纵然当时有许多关于侠形像（如女侠）、武艺的奇情幻想，但仍跳不出礼法的框框。
此外，神怪武侠的「武」亦继承唐以后道术传统，将法咒与武功融为一炉。而「犯禁」的场域逐渐扩大，可在神鬼、妖狐等灵界游走（吴琼，1996）。
因此，明清之时的侠客，依旧拥有「武」和「犯禁」的特质，另融入礼教和神鬼之说，创造出不同样态的侠士。
（六） 民初侠士
─武与仙术相合、犯禁不悖礼法：
「武」和「犯禁」的特色，都被民初武侠叙事承袭下来，另结合当下世风，推出不同侠形像。拿神鬼题材来说，平江不肖生（原名向恺然）于民国１２年发表《江湖奇侠传》，带入红姑这个超现实的主角来除恶；另外还珠楼主（本名李寿名）的《蜀山剑侠传》，以剑仙来除妖降魔。两者皆融入虚幻神话，让侠以「仙术」（武）来除恶（犯禁）。
「体制下」的「犯禁」可见于王度庐的描写。王度庐的《鹤铁五部曲》描写侠客心中爱恨交杂，让侠士在礼法、情爱中彷徨无依。比方说，李慕白虽心喜俞秀莲，但由于俞早已与李之师兄订亲，李慕白也只能将儿女私情放下，在感情与礼教间徘徊不定。纵然俞秀莲之订亲对象已亡故，但李顾及道德伦理，仍不敢逾矩，临死前都不敢表明爱意，徒留悲剧结局。
而在描写侠客技击上，郑证因的《鹰爪王》，则将武打的传统融入，描述兵器、技击剑法，强化「武」的面向。
（七） 小结─侠之行为特质：
总结侠的特质，可发现下列特点：
其一，侠之定位不脱「以武犯禁」。
其二，关于「武」的想象、为何「犯禁」、「犯禁」行为和场域，则随当世人想象而有更迭，融入新元素，而产生不同的「武」与「犯禁」样态，进而产制不同侠风貌。
起先世人对于「侠」之想象，多由社会现实着手，将侠等同于暴徒（林保淳，1993）。到了六朝之后，受绮情世风的影响，世人不但美化了侠士作风，将其转为叱咤战场的英雄，同时也为侠客定出了新造型─成为身披昂贵首饰，穿着华美衣裳的翩翩佳公子（王文进，1993）。以至唐代，受当世流行的道术影响，侠之武学与道教结合，让侠士成为能使幻术的能人。宋代之后，由于倡言忠君爱国社风，侠士固然能犯禁，但必须合于礼法、对国家社棱有利的前提，让犯禁的理由得以成立（林保淳，1993；戴俊，1994）。总结来看，侠样貌是从「以武犯禁」的抽象概念出发，随着时空演变，产生不同样态。
上文归纳出「何者为侠」之抽象定义，下文拟确切的探讨，「何种模样，才算侠客」，厘出传统对侠形像之细部描写。
第二节 侠士外在样貌─武器、招式和内功：
从「武」和「犯禁」出发，可归纳出侠士之外显行为。而历代世人又将「武」与「犯禁」深入描写，延伸出侠客之特定造像。举例言之，从「武」的面向来讲，可以归结出武器、武艺等部份（叶洪生，1994；陈平原，1998）；从「犯禁」言之，文人又为侠士设立了江湖的场域，以江湖的偏远、对立特质，诠释侠客犯禁的特性（陈平原，1998）。
以下就「武」的层面予以申述，分成武器和武艺两部份讨论之，理解「武器」和「武艺」概念如何强化侠客「武」之面向。
（一）武器之于侠客：
陈平原（1998）点出英雄和武侠的不同，其中之一便是兵器。他提到：
「东征西讨的大英雄往往是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尤擅长枪、大刀等长兵器……侠客一般只使用短兵器，尤善用剑。」（陈平原，1998 ：130 ）
陈平原（1998）曾阐述侠形像与宝剑密不可分的原因。他引述《管子》〈地数〉、《列子》〈汤问〉、《越绝书》、〈陌上桑〉发现，由于古代冶炼技术不发达，铸剑不易，让剑的威力被神化不少，杀蚩尤、晋郑围楚都离不开宝剑（陈平原，1998）。到了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不但记载夏代以降的名将与名剑事迹，还掺杂了不少道教、神话观念去诠释，让剑器愈发被神化了，似乎斩妖去邪一定得凭宝剑（陈平原，1998：131）。
宝剑伏魔诛恶形象既成，让后世的武侠都得藉助剑器来除恶（陈平原，1998）。如《三侠五义》、《小五义》与《续小五义》都请出了上古名剑来破铜网阵，才能顺利打败恶人。也就是说，宝剑有除恶的象征意涵，刚好与侠客正义形象服务。因此，由于武器已被赋予正派性格，因此才被拿来为侠之「武」面向服务，成为剑不离侠、侠不离剑的造像。
从「宝剑」的意涵延伸，下毐与使暗器就是不近光明的方式，多为恶人所用。9使暗器部份，可见唐传奇〈霍小玉传〉的「挟弓弹」描写。而《酉阳杂俎》〈僧侠〉中的铜丸弹击中侠客后脑、《三侠五义》「铜网阵」、《陆小凤》中的青衣第一楼，都是邪人使用暗器的证明（陈平原，1998）。
如陈平原（1998）所说：
「打斗手段的伦理化─以宝剑为正、以暗器为负，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江湖世界』日益成为小说中侠客主要驰骋空间，以及随之而来的武侠小说日益浓重的虚拟色彩大有关系。……形成宝剑为主，暗器为辅的新的打斗格局。」（陈平原，1998 ：142 ）
由此得知，宝剑等器械因具特定意涵，能表彰侠是正义化身。因此，特定武器的重复出现，除了代表「武」的外显特质，也说明了侠士与公义的密切关系。
（二）武之另一面向─招式与内功：
1. 招式：
从「武」的概念延伸，可见着不少「武打招式」的描写。招式也是辨认侠客身份的基础。如华山派惯有的剑法，便和武当不同；武当的拳法，又与少林棍术有别。是而，我们才能在小说中，看到以武打招式，辨别出某一门派、师承何人的描述。１０
另外，侠客的独门秘招，亦是构塑外显行为的重点基础。「奇招」与「侠」也能做紧密连结──藉由招式等外显行为，我们可勾勒出某侠士之专有样态，与其它侠客做出区隔。「弹指神功」就是个明显例子。当我们见着弹指神功的描述，很快把它与楚香帅链接，于是乎，弹指神功变成辨认楚留香的表征，可以与胡铁花、无花和尚区割开来。
2. 内功：
从武概念延伸的，还有内功的描写（叶洪生，1994）。内功的描写突显了中西武学的不同，可做「中国侠客」与「西方搏击」的分野（叶洪生，1994），构塑出中国特有的侠形像。也就是说，借着内功概念的引入，我们更能清楚看出「中国侠」特属之外显行为，澄清侠概念。
在谈论内功前，中国便有自己的文化观，才能和内力的概念接轨。如金庸在《天龙八部》写段氏内功还引据中国医书；梁羽生《萍踪侠影》不但提及经脉理论，还希望读者参阅南京中医学院编着的《中医学概论》（陈平原，1998：143）。都能见「背景知识」影响概念的解读。
到了三、四○年代，气功理论引进后，武侠叙事才多了内功的描写（陈平原，1998）。到了新派武侠小说家，受了气功理论的影响，侠客手里持的剑，「不过是大冶的铁匠，花了三个时辰打好的」；１１《神鵰侠侣》里「剑冢」最好的剑，不是「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的利器，而是「草木竹石均可为剑」。１２以剑器之平庸，突显内家功夫的厉害。
又如郑证因在写作时特别强调：
「发掌时，掌未到而力先至；能够凭内家真力远隔数尺将人震弹出去；一尺内能伤及筋骨，甚至当场立毙而表皮毫无损伤。」（叶洪生，1994 ：253 ）
此为中国医学特有的概念，将在地医学观念融入武学中，衍生出「内功」的描写。因此，内功是中国侠特有的外显行为表现，与西方骑士、剑客不同。
第三节 犯禁场域─江湖的概念与描绘：
「江湖」和「侠客」间有某种联系关系，且「蕴含着游侠精神作为中国文化特产以及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类型的某些基本特征」（陈平原，1998：197）。如陈平原所述：
「谈武侠小说，无论如何绕不开『江湖』。『江湖』与『侠客』，在读者心目中早就连在一起，以致当你把『侠客』置于宫廷之中，或将淑女放在『江湖』之上时，总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也就是说，『江湖』属于『侠客』；或者反过来说，『侠客』只能生活在江湖之中。」（
陈平原
，1998 ：197 ）
（一） 江湖如何为「犯禁」服务：
追溯江湖原先的意思，指的是三江五湖（陈平原，1998）。到了唐朝，江湖就从原来的地理意义，慢慢衍生成隐士与平民所处的环境，和朝廷相对。以至宋朝，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给了江湖更深的诠释。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点出江湖的隐闭性格，和朝廷遥遥对望。江湖的隐闭，和朝廷相对的特征，又与侠客未必遵行体制的行为结合。无形中，江湖多了隐秘、对立的意涵，而这层意义，能为侠客的动机、行为做出解释，变成替侠服务的概念。
（二） 江湖的具体描写：
本着隐秘、对立的基本面，行侠场域的描绘，可以延伸出三个大类。一是峻岭绝谷、悬崖山洞；再是大漠荒原、孤岛水汀；三是寺院道观、山寨庄宅。戴俊（1994）指出，这些地点都有其功能、隐喻的意涵。
1. 峻岭绝谷、悬崖山洞：
比方说峻岭绝谷和悬崖山洞，可做为侠客修炼之处，并铺陈武功修习的艰难、武功的奇特，强化「武」的特色。
另外地形上的起落险势，可强调「与世隔绝」的意义（戴俊，1994），将侠士「犯禁」场域，与常民相隔。而在打斗上，穷山峻岭也是个好场所，因为它的险峻，让武打场面更形惊心动魄，增加可读性（戴俊，1994），烘托「武」的氛围。
2. 大漠荒原、孤岛水汀：
至于大漠荒原、孤岛水汀，则多出于武打场面需要（如强调沧凉壮美），能衬托「武」之特质。而荒漠、孤岛亦能点出侠客的流浪背景，如戴俊所说：
「为云游四方的侠士，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利用广阔天地衬托侠客孤寂的身影，落寞的神色、潇洒的行状……这显然是侠义中人重要的风格标志」（戴俊，1994 ：85 ─86 ）。
于此，大漠荒原、孤岛水汀意谓侠与朝廷相对之意涵，强化「犯禁」面向。
3. 寺院道观与山寨庄宅：
寺院道观与山寨庄宅，也是侠客常游走之处。寺院道观之所以在侠文类出现，一方面佛道都致力于「五兵百毐不能中」的修炼，成为习武者心中圣地（戴俊，1994）。因此寺庙的呈现，实有追求武学之意涵，构塑「武」之神秘面貌，如戴俊所说：
「武侠小说均认同武学最高境界必须超越招式武功，向悟道明理的哲学境界靠拢。」（戴俊，1994 ：88 ）
而山寨庄宅通常是侠客的出生、成长处（戴俊，1994），如华山、峨嵋山、昆仑山。这些地方，通常是朝廷的三不管地带，突显了江湖与庙堂相对之特性，指向「犯禁」的特色。
这几类场景，均是特定的典型环境，为侠客学武、私斗的氛围服务的（戴俊，1994）。基于以武犯禁的特质，让侠客必须身处江湖，江湖为侠客对立性格服务，两者遂成为密不可分的概念。
第四节 以武犯禁缘由─行侠动机：
上文论及「武」之外显行为、「犯禁」的空间特色，归纳出侠士外在特质。不过，若只就这些外在的描写，想要指认何者为侠，似乎有点困难。试想，如果某人拿着宝剑、深谙武学、行于江湖，是否能被称为侠士呢？换句话说，除了外在特征之讨论，还需顾及哪些层面，才可指认「立体化」的侠客？
文献指出，行侠的动机与目的（内在心路历程），是说明「以武犯禁」之重要基础（陈平原，1998；杨碧桦，2001）。换句话说，侠士可能基于扶弱济倾、甚至以命相许，这层心理动机并非常人所能及。
（一）行侠动机─平不平、报恩仇与立功名：
行侠之动机与目的，包括了平不平、报恩仇和立功名等项（陈平原，1998；杨碧桦，2001）。杨碧桦（2001）分析，平不平之因如：出于胆气豪情（仗义行侠）、扶弱济困，试图构筑侠者乌托邦。
「立功名」则是让侠合理、合法化的手段，虽然侠有太多与法不合之处，但在文人钦慕的心态下，侠多了「立功名」的基调，让游侠形象就地合法（杨碧桦，2001），让侠客仗义之时，还多了效命朝廷的动机，区辨乱党与恶徒。
「报恩仇」也是故事骨干之一，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报」文化──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１３推衍至国家兴亡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１４『父之仇，弗与共载天；兄弟之仇，不反兵』１５，林林总总，脱胎成「报恩仇」的行为（陈平原，1998；杨碧桦，2001）。
（二）侠客特有行为模式：
整合行事动机、「武」与「犯禁」外显特质，可归纳出侠之特有行为模式，让侠形像更加立体化。戴俊（1994）认为侠行模式有三，可用平不平、报恩仇或立功名贯串：
其一，以生死大劫做为结构，如《扇公子》开场是特大武林谋杀案；《鹰爪王》开头是绑票案；《笑傲江湖》的起头是灭门血案，进而引发一连串的武林故事。故事以情变或仇杀为开头，主角生下来就背负着血债，注定在武林里奔波（有
时会强调主人翁是社会上的弱势族群─如孤儿，突显故事张力）。主人公可能拜师、学艺后报仇成功，或者又途中受挫，必须经过更多考验（如精经功力、为得奇宝险些没命、爱情试炼），才能完成复仇心愿。犯禁动机在于平不平（自己的不平）、报恩仇。图示如下：
情变或仇杀 ──→ 追踪宝、艺或流亡 ──→ 复仇、胜利
│ ↑↓ ↑
│ 初步复仇受挫 │
↓ ↑↓ │
孤儿或受难者 ──→ 练武、习艺、奇遇 ──→ 爱情纠葛
图 1 平不平、报恩仇的模式（转引自戴俊，1994 ：101 ）
另外，如果加入立功名的元素（如武林争雄），则在除恶、报仇之余，又多了名扬天下的目标。主要的行侠模式和第一个框架相仿，主角也是苦海孤雏，必须经辛苦的拜师学艺、再遭重大历炼之后，才能完成铲奸除恶的最终目的。而名扬天下，是在惩恶扬善逻辑下的附加价值，通常少做小说的诉求中心（毕竟侠义精神是以『不求报偿』为鹄的）。模式如下：
情变或仇杀 ────→ 意中人落入仇敌之手 ────→ 惩恶杀小人
│ ↑↓ ↑
│ 旧情难忘 │
↓ ↑↓ │
主人翁发愤学艺 ─→ 行侠之路（练武、习艺、奇遇）─→ 名扬天下
图 2 加入立功名的新模式（转引自戴俊，1994 ：102 ）
至于下面的侠文类框架，则有别于上述模式。上面的情节进展，是由主人翁的切肤之痛开始的，处理的是「亲身之痛」。而最后一种行侠作风，则是以「社会公义」为诉求。起点多为江湖重大事件，故事以破案为重点，讲述主角破案的历程。将上两种模式的血海深仇，转为江湖道义；途中经历的重要历炼，从被仇人击倒改成破不了案、甚至涉险。而最终目标则由报血亲之仇成功，转为案情水落之出，还社会一个公道。
因此该行为仍不脱平不平（路见不平）与报恩仇（不能忍受弱者沈冤未雪，而挺身相救）。明清忠侠的行事动机，才多了「立功名」一项，变成破了案，又受朝廷的赏识，变成忠臣（如包公）的得力助手。图示如下：
江湖大案 ──→ 主人翁破案 ──→ 遇险 ──→ 真相大白
↓ ↑
遇险
案中案
↓ ↑
逢凶化吉 ──→ 重陷迷案
图 3 侠义公案的模式（转引自戴俊，1994 ：102 ）
第五节 小结─侠概略造像及组成元素：
从前文可得知，「侠」概念有许多特殊面向，让大众能区辨「侠」与其它人的不同。从最早对侠的定位来看，韩子云「侠以武犯禁」，点明侠习「武」、依个人意念而「犯禁」。因此擅长武功、和朝廷相对，这是侠的基本特征。而「武」和「犯禁」之面貌，则随世风不同，而有新的诠释，描绘不同的侠样态。
（一）侠之概略造像：
举例来说，唐代盛行道术，因此唐侠便多了使幻术的绝招。宋代受理学影响，强调儒家伦理，让犯禁不离「尽忠」的前提。至明清时，受限儒家道统，侠客再怎么风花雪月，都得回到礼教正途，不敢随便越轨（吴琼，1996）。于是乎，在天、地、君、亲、师的伦常下，侠客必须忠于「君」、体「亲」尽孝、尊「师」，才能仰无怍于「天」，俯无愧于「地」。必须要符合体制内的规则，才可「犯禁」（吴琼，1996）。民初作家对侠客的描绘，承继明清传统（叶洪生，1994），虽有新创「女追男」恋爱模式（叶洪生，1994），但仍属「体制」中的侠士，是有条件的犯禁。
（二）概略造像之组成元素：
关于构成侠概略样貌的元素，可先参考下图。至于图中细部说明，烦容下文再述。
图 4 侠概略样貌之构成面向
从图４中，我们可以拆解出侠有「武」和「犯禁」两面向。而「武」面向可分解为「招式、内功」和「武器」，而「犯禁」则能切割为「江湖」和「犯禁动机」。相关说明，烦见下文叙述：
1. 武之面向─武器、招式与内功：
从「武」的要素延伸，侠士之武器和招式均为着墨对象。拿器械来说，侠士之器具从宝剑、兵器、毐药到暗器皆有，较特别的是，受「光明决斗」的伦理观影响，侠客武器以剑为主，暗器为辅（陈平原，1998）。另外，由于古老传统让剑「神化」了，多了「伏魔诛邪」的文化意义，因此侠客多半携剑，少带其它兵器（陈平原，1998）。
在招式部份，「中国侠」会特别强调内功的重要，这和讲求气力的西方传统很不一样（叶洪生，1994），区辨出中国侠与外国骑士的特征。三、四十年代的气功理论引入，让侠客多了内力的概念，平凡的竹枝木头也能拿来当利器（陈平原，1998），甚至「掌未到而力先至」（叶洪生，1994），异于东洋武士、西洋搏击。不少作家整合内功与中医观念（如《脉经》、《内经》、《伤寒论》等），可见背景知识（传统医学）对形塑侠样貌的影响（叶洪生，1994）。
2. 江湖烘托侠「犯禁」特质：
江湖强调侠客的隐闭性格，和朝廷遥遥相对（陈平原，1998），为「犯禁」意涵服务。这层隐喻意涵，又对应到不同地理特性上，为侠客独立、隐闭的性格服务（戴俊，1994）。如悬崖峻谷象征与世隔绝，强调神功修习不易；荒郊大漠则给大家广阔的感觉，是侠客流浪的最佳舞台；山寨林宅标示了侠客的身份（如华山派、昆仑派、峨嵋派等）；寺庙则象征武学中「惮悟」的最高境界，是侠客心中的圣地（戴俊，1994）。
3. 小结：
因此，从「武」（武器、招式与内功）、「犯禁」（行为、理由和场域）出发，可定位出侠的概念，概略构筑出侠外在样貌。若依据「以武犯禁」的「侠」定义，推论侠之外在特征，可知侠形像应包括动作、器械与行走场域等部份。而文人又依据侠士之行事动机，勾勒侠士之内心状态，为「以武犯禁」做了进一步说明，构塑更立体的侠样貌。
１ 这边的「侠样貌」，并非指电影中具体的侠图像，而指历代典籍中，藉由文字推砌出的概略样态。
２ 《韩非子》〈五蠹〉记载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３ 见《韩非子》〈五蠹〉。
４ 见《韩非子》〈五蠹〉。
５ 见《韩非子》〈八说〉。
６ 见《韩非子》〈人主〉。
７ 见《韩非子》〈五蠹〉。
８ 见《韩非子》〈五蠹〉。
９ 除了宝剑和暗器时，侠还有其它惯用器械。但是它们的象征意涵，其实不若宝剑那么强烈，我们很难把斧、钩与武侠想象在一起，毕竟这些东西恶人也用的上。比较能讨论的是，侠客使用的器具，仍与时空环境相关──随武学的扩充，侠客的武器种类越来越多，而时人更能以过去的经验为基，开发出新的器具。除大家耳熟能详的「十八般武艺」（刀、枪、剑、戟、斧、銊、钩、叉、棍、棒、拐、杵、锤、鞭、「金间」、环、槊、铛），到了民初，白羽等还自行研发了「子母鸳鸯銊」、「日月金轮」等奇门兵器（叶洪生，1994）。证明了情境的影响力。
１０ 武学能区辨中国侠与外国武士、骑士的不同，是构塑中国侠之重要特征。比方说，林纾曾将《唐吉诃德》译为《疯侠传》（戴俊，1996），那么中国侠与外国「侠」，区分在哪里？此时招式就是个很明显的关键。中国固有的武学基础（如招式、内功），非洋人所能理解与使用的。于此，「固有武学」也是很重要的面向，为构塑中国侠的要素。
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