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墨子闲诂》，有感于中华先哲之智慧，非碌碌后辈能望其项背。墨子之学，博大精深，堪为人类民主宪政先驱之学。然，《墨子》一书两千年来几无人传述，专制暴政之术反肆虐中华，吾华夏子孙以何颜面追忆先祖？！南方在野学识浅陋，然知耻近乎勇，挖掘墨学十大思想，以期大方之家教正：

一、平等兼爱的天赋人权思想。

“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在墨子那里，人生来平等，这是上苍赋予人的一种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所以墨子批评孔子的“仁”存在亲疏厚薄之别,从而提出“兼爱”，主张无差别的人道主义原则，以解放平民。《墨子·经说上》指出：“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墨子肯定人的尊严、权利、价值，认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墨子珍惜国民的生命权。“天欲其生而恶其死”说的是生命神圣。墨子告诫执政者：“今天下之国，粒食之民，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并且以暴王桀、纣、幽、厉被“天下之庶民属而毁之”作为执政者之警醒。（参见《墨子·天志下》）。

墨子在《非乐上》中批评当政者无视民众生存权与休息权，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墨子重视劳动者私有财产权，在他看来不管是物质活动“耕稼树艺”、“纺绩织纴”，还是政治活动“听狱刑政”、“治官府”、“敛关市”，都是劳动，都应该“赖其力者生”，辛勤劳动获取劳动成果。他强烈谴责那种“不与其劳，获其实”的不仁不义之举，认为应该“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子极力为平民的政治人权呐喊，他的《尚贤上》中要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 
之”。参与政治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他说：“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尚贤中》）

二、民主选举的社会契约思想。

墨子说：“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墨子·尚同下》）。无国家权力，只有百姓的自然权利。那么，为何后来产生了各级政府官员呢？

墨子在《尚同上》阐述了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观点：由于原来的无政府状态“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所以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从天子到三公，从诸侯到正长，政府各级官员莫不是经民主选举产生。

《墨子·经上》明确指出：“君、臣、萌（民），通约也。”也就是说，人们在选举产生政府的时候，是有一个社会契约的。墨子在《尚同中》阐述了这个社会契约：（1）人们选举产生了政府，就将部分自然权利让渡给了政府，政府有权力“发政于天下”、“制为五刑”、“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2）建国设都，设立天子诸侯，不是让他骄奢淫逸的；而辅之以卿大夫师长，也不是叫他们放纵逸乐的，乃是让他们分授职责，按公平之天道治理国家。执政者有义务“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

墨子批评当时的执政者违背了这个社会契约，说“方今之时之以正长，则本与古者异矣”。
王公大人将父兄左右宠幸都任命为行政长官，“非正以治民”，导致社会混乱，民众不肯与上面协调一致，责任在执政者。（参见《尚同中》）。

三、非攻赞诛的共和革命思想。

墨子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他反对等级制度，反对儒家所说的“天命”。他指出，儒家所言的“天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所之言也。”（〈非儒下〉）。

在墨子那里，行“义政”，不行“力政”，是执政者的一种义务。行“义政”的，人们“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行“力政”的，人们“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墨子·天志上》）。 

暴王当道，墨子主张共和革命。墨子“非攻”而赞“诛”，严格区分了战争的性质：一方面，墨子把大国攻小国、强国攻弱国的战争，叫做“攻”，对此强烈反对，认为“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维护多元化；另一方面，墨子把民众讨伐暴虐害民之专制君主的战争，称之为“诛”，大加赞赏，实际上赋予共和革命以合法性。（参见《墨子·非攻下》）。
平等兼爱逻辑发展之下的“义政”，是共和政治、利民政治。因为历史局限，墨子没有提出权力制衡，但强调公平竞争、平等搏弈。墨子注重对少数派、弱者权利的保护，“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强”“弱”，“众”“寡”，“富”“贫”，“贵”“贱”，“诈”“愚”，这些对立的双方，在墨子看来都是正常社会合法的客观存在，应该有一个游戏规则任其共和相处。墨子虽然主张“尚贤”“尚同”，但把这一切建立在平等竞争之上，是讲究共和的，他认为：“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指出“兼王之道”应该不辞意见相左的贤人。


四、立法为公的依法治国思想。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主张依法治国的思想家。在《墨子·法仪》中，墨子以工匠依规矩画方圆推而广之，批评当时的执政者：“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度，此不若百工，辩也。”他主张“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

关于“法”的形式，墨子认为有宪法（宪）、刑法（刑）、军法（誓）。他在《非命》中指出：（1）“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2）“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3）“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

关于立法问题，墨子眼光独到而睿智，在《墨子·法仪》中提出了如下两点：（1）法不是维护暴政的工具。“法不仁，不可以为法。”联系墨子对“仁”的阐述，可见墨子认为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尊严、价值、权利。（2）法不是人治之法。究竟由谁来立法？考虑到人性现实的弱点，墨子认为“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父母、学者、君王，都是不可靠的，不能由他们来任意立法。

立法的根本依据究竟是什么？《墨子·法仪》与《墨子·天志》中集中阐述了“莫若法天”的道理。综合起来，墨子认为：（1）“天之行广而无私”（《墨子·法仪》）——指出了第一个重要的立法原则：立法为公。（2）“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又指出第二个重要的立法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下》）——指出了第二个重要的立法原则：以法治官，以行义政。

《墨子·天志下》中有言“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墨子“以天之志为法”，可谓用心良苦。当他讲“天之爱百姓也”，讲“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讲“置立天之，以为仪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的时候，宪政之道呼之欲出。

难怪墨子自负地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志上》）。墨子之言穿越两千四百余载时空，依然震耳发馈。

五、公开议政的言论自由思想。

墨子尚贤尚同，但在《尚同上》明确指出“上有过则规谏之”，可见墨子并不主张言论钳制政策。

墨子甚至主张公开议论朝政，认为言论自由对国家有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墨子·亲士 》）。

难能可贵的是，墨子将言论自由提升到法律的高度，认为法律不可损害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他将“君脩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墨子·七患》）视为国家之大患，极力反对。

六、平民结社的政治实践思想。

与其他诸子百家不同的是，墨家团体不仅是一个学术流派，也是一个平民政治社团，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墨子推荐弟子去作官，日后若有违墨家主张，就要被召回。墨家子弟做官的俸禄，一部分要分给墨家团体使用。

墨家政治社团为了宣传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奔走天下，医国疗世，到政治黑暗混乱的国家宣传尚贤尚同之理；到贫穷的国家宣传节用节葬之道；到沉迷于声色的国家宣传非乐非命；到尚武侵凌的国家宣传兼爱非攻；……。墨子经常带领墨家团体参与政治军事活动，帮助小国抵御大国侵略。
由此看来，墨子在实际上主张平民结社自由。《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他们平时食“藜霍之羹”，穿“短褐之衣”，足登麻或木制的“歧矫”，是一群深为战乱所苦、决心在艰苦的生活方式和严密的准宗教团体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游士”。这个团体的首领称之为“矩子”，所有的墨家成员都要服从“矩子”的指挥。墨子死后，这个团体仍然存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七、为国为民的任士侠义思想。

 金庸先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符合墨家任侠观的。

墨家分为上、中、下三门，所以《墨子》书上的文章都分“上中下”三种，譬如《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不同的篇章为不同的子弟所学习。“上”是指政治家；“下”是指纯粹的专家学者；“中”是指笃信墨学的苦修者，以自苦为极，损己利人，完全不同于社会的价值标准，为了所有正“义”的事大声疾呼，嫉恶如仇。中国侠义文化的源头是墨家。

春秋战国，社会激荡。许多国士变为游侠，良莠不齐，于是墨家在其经典著作中研究并阐述了任侠精神，加以引导。《墨子·经上》指出：“任（侠），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自苦为极，损己利人。《墨子·经说上》又指出：“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侠的行为方式就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惩恶扬善，全然不顾自己的私利。

侠的精神是“义”。在古代，任侠也被称为“义士”。墨子贵义，《经说上》阐述道：“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把为天下百姓谋利当作份内之事，有很高的本领，但不一定要求被任用。

在天下失义的情况下，侠义弥足珍贵。墨子自身也参照侠义行事，《墨子·贵义》记录：墨子看望老朋友，朋友对墨子说：“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了，你何必独自苦行为义，不如就此停止吧。”墨子回答：“有个人生养了十个儿子，只有一个耕种，其他九个闲着，这一个耕种的不能不更加努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吃饭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您应该勉励我行义，为什么还劝阻我呢？”

每民族危难、大恶当道之时，江湖门派林立、侠义精神横出。对于侠义的期盼与热情，俨然成为中国黎民唯一愿意真正寄托的希望。

现代任侠义士，必承墨家“天志”，继共和革命之伟业，破“暴王力政”之不仁，造民主宪政之大义。谭嗣同是身体力行墨学的先行者，“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惟此墨家强志，可救我中华儿女于马教之戕害，驱逐庸俗唯物主义之幽灵。

八、民富国俭的强本节用思想。

墨子认为富足能解放人性，而贫穷饥谨会使人性异化。《七患》言：“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在墨子看来，所谓的行“义政”，要使国民富足，“欲其富而恶其贫”（《墨子·天志下》）。

墨子要求执政者“兴天下之利”，这里所说的“利”，主要指使民“富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墨子提出要增产节约“强本节用”，建设节约型社会。“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指的是开发本国资源，再加上节俭。

重要的是，墨子认为国俭才能民富，“强本节用”首要在于反对国家官员的铺张浪费。他的《节用》《节葬》《非乐》都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的天子国君，《辞过》篇中也激烈批评“当今之主”“暴夺、民衣食之财”造成“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反腐败理论的思想家。我们不得不说，墨子的这个节约型社会，比今天文山会海上讲下宣的那一套要高明的多。


九、强调逻辑的科学理性思想。

墨子做过工匠，长于机械制造，是中国第一位崇尚科学理性的启蒙大师。他的科学精神集中体现在“墨经”、“墨辩”之中。

“墨经”，包括《经上》、《 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共180多条，是墨家科学思想的精华，包含了政治、经济、哲学、教育、逻辑学、语言学、数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知识，在中国和世界学术史上皆享有声誉。他2000多年前在数学、物理学方面的贡献可比于古代希腊许多学者的贡献。墨子论述“力，重之谓下”，他是引力学说的最早发现者。

“墨辩”，包括《大取》、《小取》，是墨家逻辑学理论和体系的大纲，也是第一个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论述了“辩”的作用、立“辩”的方法、辩者应遵守的原则，并提出了“辟”“侔”“援”“推”四种论辩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辩”建立在知类（即知事物之类）、明故(即明了根据、理由)基础之上，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

十、借鉴创新的实用主义思想。

墨子提倡以古为鉴。“言必三表”，首先是“有本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指的是借鉴古代的经验得失。但墨子并不迷信古代，而是认为古代好的才赞扬提倡，古代不好的地方就应该去创新，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耕柱》）。以善为本，从善如流。

这个“善”是什么呢？墨子“言必三表”的另外“两表”说的很明白。“有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指的是倚重民声。“有用之者”：“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指的是可否为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参见《非命上》）

由此看来，墨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以民众言论与利益判断是非利害的实用主义者。

墨子再世，一定不会先声夺人：“我们不学西方那一套三权两党”，他一定会听民之声、观民之利。

鉴于无聊肤浅的《墨攻》，特转此文。

 我一直认为墨家思想和基督教的一些东西可以互通

如兼爱 非攻 平等思想 还有对“天”的崇拜

那个遥远的神奇的百家争鸣时代......

墨子是诸子中最全才的一个,真正的圣贤,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偶像.

很想知道墨家最后是怎么散的......

<<墨攻>>思想是可以的,电脑特效是很好的(比比<<西游记续集>>那些假火,汗!!!),有的地方穿越时空了有的地方交待不清了......

墨家是不是实用，似乎还是要看时代而定的，理论如果超越了时代，恐怕仍然要被视为反动。

比如墨家的民主思想，在奴隶社会末期的时代，根本毫无实现的民众基础可言。楼主不要忘记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中，现实的情况是奴隶社会受教育的权利只是掌握在贵族阶级中，墨家存在的时代所谓的私学刚刚普及，即使到了后来的封建时代，真正的读书人又有多少？在民智未开的时代，广泛的民主恐怕只能是无稽之谈，因为这需要民众本身的自觉。西方民主的发源，也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反复洗礼之后才逐渐达成。

再来比较墨家与儒家的不同，最根本的就是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有等差的爱，也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人人平等相对，儒家讲究的是推己及人的道德。中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不同在于面积，在广大面积上依靠宗教反省的力量来统一人，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中国始终没有宗教主导的时代，而主要是以社会道德来约束的。儒家推己及人的等差性道德的最大优势在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父子到君臣，创造了一种较为容易的管理模式。试想在当时极其落后的科技和通讯手段下，墨家那种民主思想怎么能达成大范围的统一么？

在中国历史上，成为统治思想的百家中只有道法儒三家。无论我们想要如何批判，但是首先都应该关注其之所以可以站在历史舞台上的合理性。法家思想的最大便利在于明法得以迅速和有效的破除旧势力而使新势力扎根，因此往往成为革新的力量。黄老的无为而治，主张顺应天时，轻徭薄赋，往往采用于新生政权建立而民生千疮百孔之际，是国力得以恢复，为接下来的建设和复兴作准备。而占据了中国历史舞台两千年的儒家，其宗族制的社会组织方式解决了统一下的中国地域过大难于统治的难题，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只有集权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才是最好的选择。

６楼见解很好～～我崇拜一下下

文革前廣州中山大學有個教授楊榮國是崇墨批儒的，後來四人幫單單看中他批儒那半面，硬把他拉入評法批儒的筆陣。四人幫垮台後他也被視為一伙，郁郁而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