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
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美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审美的标准就是人类生活最高尚最优美的一种理想。美学的重要，不但在它把人生的形态和社会的观念哲学化、艺术化、文学化，而尤其在确立他一种生活的理想，使人人于不知不觉中提高生活，一齐朝着这个理想走去。
形体美是美学中最普遍的观念，也是最难表现的观念。西洋形体美的表现方法，有雕刻、图画、文学等等。在希腊时代，雕刻已经发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不但表现希腊民族美的典型，而且至今还令我们赞叹欣赏。中国的雕刻比较的不很发达，如云岗龙门的造像，是不可多得的。至于古画存留的，历经丧乱，也渐减少，最古的画恐怕就要算晋朝顾恺之的了，但是也多凭后人的鉴定。因此我们要说明中国历代形体美的标准，只有注重文学方面，尤其是诗歌方面。况且文学诗歌实最足以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心理和风尚。
中国民族的体格，本来是雄健优美的，不幸后来渐渐退化，渐渐颓唐。不要说我们的远祖“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战胜自然的环境，开辟锦绣的河山，都是靠着伟大坚强的体格，就据有史以后的记载而言，汤高九尺，文王十尺，孔子九尺六寸，哪个不是堂堂正正魁梧威严的仪表？（就说商周尺比现在的小，无论怎样折合起来，也一定比今人高多了。）至于说到中国的文学，最早的要算《诗经》。《诗经》里面，形容男女形体美的地方，非常之多。《诗经》里面的标准男子，可以公叔段为代表。他是怎样的美呢？“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这种力大身强、乘马飞舞的男子，是当时公认为最美的典型男子，所以大家对他的赞扬是：“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我们要注意这最后一句，是明明的标出美字来的。《诗经》里面的标准女子，可推庄姜。她的美又是怎样呢？“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华彼秾矣，颜如桃李。”可见她不是娇小玲珑，也不是瘦弱柔靡，而是健伟丰满、端庄流丽的。《诗经》里面的表情诗，描写男女爱情想象中的人物是“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这种抒情恋爱的诗章所表现的，也莫不是伟大壮严的姿态。
这种审美的观念，直到汉朝，都是维持着的。汉武帝的李夫人，将要病死的时候，却不要武帝去看她，原因是她不愿武帝看见她的病容。汉之外戚，名将很多，如西汉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东汉的窦宪等，都是横征沙漠、威震殊方的勇士，则他们家庭遗传的体魄，可想而见。东汉的审美的标准，并未降低。《陇西行》中形容的女子是：“好妇出门迎，颜色正敷愉。”所谓“敷愉”正是丰润和悦的象征。汉末魏初也是一样。曹子建的《洛神赋》中寄托的美人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惊鸿游龙是何等活泼！秋菊春松是何等饱满！晋朝顾恺之女史箴等所画的人物，也都充分表现着健康、硕大、庄重。甚至到了东晋南北朝，标准仍还未变。云岗造像是北魏伟大的遗留，表现当时形体的标准。“羊侃侍儿能走马，李波小妹解弯弓”，都是这时代女子的风尚。就是北齐亡国的君主所恋恋的女子，还是“倾城最在着戎衣”，而与君王能再射猎一围的女子。
唐朝是中国的鼎盛时代。那英明神武手创天下的唐高祖唐太宗，其体格之雄健，不问可知。唐朝的标准美人，是文学上形容最多的杨太真。白居易描写杨太真的美是“芙蓉如面柳如眉”。“环肥”之美是赞颂她身体丰满的健美。“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金门”，他的姊妹进宫是骑马的，不是坐轿子，坐滑竿儿的。不但后妃贵戚如此，宫女也是一样。王建的宫词形容唐朝的宫廷生活最多。他就写道：“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这种尚武的精神，已成为一时的风气。一个国家在强盛兴旺的时期，不但武功发达，就是民族的体格，也是沉雄壮健，堂皇高大，不是鬼鬼祟祟的样子。
中国民族的衰落，可以说是从宋朝，尤其是从南宋起，特别看得出来。这在文学的表现中，最为明显。宋初的花蕊夫人说孟蜀的灭亡是“十四万军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为什么大军的战士，都不成其为男儿呢？南唐二主的词，更充分表现出当时精神的萎靡与颓唐。李后主的名句是：“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这种生活情趣，无怪他要“沈腰潘鬃销磨”了。所以他“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被掳辞庙的日子，不对祖宗牌位痛哭，而反对着宫娥垂泪，不能不佩服他的闲情逸致！到了北宋徽钦二宗，徽宗字虽写得秀劲，画虽画得出色，但是他们体格不等到五国城的日子，已经是不行了。北宋晚年秦少游“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的女儿诗句，很可作为当时文人的写照。北宋如此，南宋尤甚。文学的作品中，充满了颓废的意味。当时诗人里面，最不受时代空气笼罩的，要推陆放翁。他说：“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已经不免强作豪语。他是最热烈爱国的人，但是他最后也成为“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终究是“关河历历功名晚，岁月悠悠老病侵。”至于宋代的女子呢？中国最大的女词人李清照，对于女子的描写，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过那聂胜琼所形容的“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的生活。这真是脆弱愁病到不堪设想的地步了！元是外族，本很强悍，但是强悍的是元朝游牧人种，而不是中原人士。降及明朝，更是不成话说。杨升庵夫人形容的女子，是“眼重眉褪，胆颤心惊，粉香处弱态伶仃”的女子；是“柳腰肢刚一把”的女子；是“多病多愁，相思衣带缓”的女子。至于到“倒金瓶凤头，捧琼浆玉瓯，蹙金莲凤头，颤凌波玉钩，整金钗凤头，露春尖玉手”的时候，这简直是把自己雕琢成男子玩弄的工具了！标准女子是如此，标准的男子呢？她的形容就是“盈盈太瘦生”！这种颓废萎靡的风尚，传到明末，更是变本加厉。中国著名的诗史作家吴梅村，形容明季的临淮将军刘泽清说：“临淮游侠起山东，帐下银筝小队红”，又说：“纵为房老腰支在，若论军容粉黛工。”这正是所谓“不斗身强斗歌舞”的情形，还打什么仗？“男儿作健酣杯酒，女子无愁发曼声”，这样的社会状况，焉得而不亡国？到了清初，更不必说了。《红楼梦》是形容清初鼎盛时代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名著，它里面的标准女子，是大家知道的林黛玉。她美到极顶的地方，就是吐绿痰，可怜肺病害到第三期，这美的标准也就完成了！到清末政治当局和文人的身体，正如梁任公所说：“皤皤老成，尸居余气，翩翩年少，弱不禁风。”难道大家能发现还有再好的形容吗？
现在我们一般的体格之坏，真足惊人！举一个特殊的例罢。东四省为什么这样容易失掉？就是因为当时的封疆大员，“不斗身强斗歌舞。”高级将领如此，所以听说下面有一个旅长，每早洗脸，要用八盆脸水，因为不但作种种修饰，还要擦雪花膏。以致师长不敢见旅长，旅长不敢见团长，团长不敢见营长，营长不敢见士兵。“羯竖竟教登玉座，侬家从此阙金瓯”的局面是这样造成的。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左右不敢通报，……这些事实是历史家不会忘记，也不该忘记的。清朝人咏吴王台的诗云：“台畔卧薪台上舞，可知同是不眠人。”是的，大家都是不睡觉的人，但人家不睡觉在生聚教训，而我们不睡觉却在跳舞呀！东四省怎得不丢！？国家焉得不受重大的痛苦！？
体格的衰落，自然反映为精神的颓唐。唐朝的文学，气势是多么旺盛！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也是有由来的。宋朝就差得远了。当时能独立不拔，不为时代的风气所转移的，恐怕只有首推陆放翁的诗和辛稼轩的词罢。后来中国人体格之所以衰弱，原因自然很多，如几次异族的压迫，和一千多年来八股的戕害，小脚的摧残，都是其中最重大的。近百年还有鸦片烟呵！体格衰弱了，精神就跟着堕落。我们现在要振作精神，就非恢复我们唐以前的体格不可，非恢复我们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不可！
一个朝代的盛衰，和当局体格的强弱，很有关系。你如不信，就请你看看当年北平古物陈列所影印的一部历代帝王画像。凡是开国的帝王，都是身材雄健、气宇轩昂的；看见一代一代的瘦弱下去，到了小白脸出现，那就是末代子孙了。朝代的灭亡，也就在这个时候。汉高祖是隆准龙颜，体格之好不必说；武帝的身体，当然不差。到了成帝就服慎恤膏了。哀帝、平帝才都是羸弱的病鬼。东汉光武帝和明帝或是百战出身，或是万几不倦。到了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都和孩提一般，焉得不受宦官的戏弄？焉得不使曹氏父子有取而代之之心？唐高祖和太宗的体魄何等雄健，但到了懿宗、怀宗、昭宗就渐渐退步。南唐二主不必说。宋朝太祖、太宗都是武功过于文事的，到了哲宗、徽宗、钦宗就不对了。至于南宋的理宗、度宗，都真是可怜虫！元太祖、太宗都是开疆拓土的刚强铁汉，到了泰定帝、文宗、顺帝，也和历朝的帝王一样，清秀柔弱起来，所以一举而被明祖逐诸漠北。明太祖是草莽英雄，成祖是亲提大兵北伐的伟大人物。到了神宗、光宗、嘉宗就堕落下去了。福王、唐王值得一说吗？清本游牧民族，天命天聪不必说。康熙几次亲率大军，北征沙漠，如果身体不好，定难做到。但到同治、光绪，以至现在的溥仪，个个都是萎靡瘦弱的白面书生，清廷那得不亡？王荆公曾慨叹地咏道：“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设如他看见这本历代帝王画像，就可以在里面得到最好的解答。一朝君主体格的好坏，可以象征一个朝代的隆替。难道整个民族身体的强弱，不可以象征一个民族的盛衰？我们要恢复我们民族过去的光荣，首先要恢复我们民族在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
人家国力之强，是有来由的。我从前在德国大学的时候，常和德国学生在一道生活。有一次我看见他们在大学的地室里，把啤酒瓶子在桌上一顿，就击剑比武起来。其中一人，猝不及防，把鼻尖削了下来，但他一点不慌，立刻把这鼻尖含在口里，去找医生缝起来。第二天他的鼻子把白纱布蒙了，仍然照常到校听课，毫无痛苦的表情。这真是所谓古日耳曼（Ur－Germania）的精神！是尼伯龙根（Nieblungen）古英雄诗中的气慨！所以我常说我情愿看见青年们重披着树叶子的衣服，明晃晃的刀枪，骑着光马，仿佛像我们祖宗一样的在森林原野中驰骋打猎，而不愿看见他们头上滑得倒苍蝇，脚上穿着黑漆皮鞋，再加上一脸的雪花膏，面容惨白地在五光十色的霓虹光下跳舞鬼混！早送自己进坟墓，连带的送民族到衰亡！
《侠 出于伟大的同情》
我所谓侠，乃是“豪侠”“任侠”之侠，我所谓“侠气”，就是豪侠任侠之气。中国历史上向来认为侠是一种美德，但同时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侠是一般浪人，不务正业，专管闲事，为人家报仇，打抱不平，甚至去作奸犯科。韩非子就曾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认为两者都不对。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侠的流弊，这在社会没有纲纪，政治不上轨道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这种侠只是一种所谓“游侠”，然而侠不必就是“游侠”。何况就在这种“游侠”里面，也未始没有一种天地间的正气存在。所以太史公作《史记》，特撰游侠列传一篇，并举出朱家郭解等人，来表扬他们特立独行的地方，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我提倡尚侠？我们要确定一个观念，建立一个主张，必须先考察我们民族的弱点，社会的病象，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发生实效。现在中国的社会已经堕落到一个残酷的社会，一个最缺少侠气的社会。中国人常讲“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而事实上的表现，却正相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是同情心的缺乏。中国人论交，有所谓“患难之交”；这是最可宝贵的，就因为讲“患难之交”的人太少了。中国社会有一种最凉薄的现象，就是看见别人在患难之中，不但不表示同情，反而高兴快乐。比方有人在街上跌了一跤，假如在英美各国，大家一定要抢着去把他扶起，甚至送他到医院去，如果他跌伤了的话。而在中国，大家看见了，往往还拍掌大笑。1935年我因事到重庆来，因为不认识路，从一个书店乘洋车回旅馆，半路上洋车翻了。奇怪得很，因为重量偶然的平衡，我没有向后翻出去，洋车夫也双脚悬起来，于是人力车成了自动车，向一个很高的坡度开下去，开了二十几丈。当时我看见前面有军用卡车要撞来了，叫路旁的人把洋车拉住一把，但是沿路的人只有笑的，没有拉的。我还有一次，在武汉轮渡上，看见一个人掉入水中，船上许多人不但没有一个人去救他，反满不在乎似的以笑谈出之。我当年在欧洲的时候，知道有一次火车出事，开车的人因为酒醉跌出去了，火车自动进行，无法停止，于是有一个大学生在前站的铁桥上，奋不顾身地跳上车头，将车闸住，自己一个手臂撞断了，一车的人却是救住了。这件事各处报纸大载特载，奉这位青年以英雄的徽号，真是他应得的称誉。这较之中国人在急难时看人冷眼的何如？
前一向卫生署一位负责当局告诉我一件事，说他亲眼看见一个人病得快要死了，抬到重庆某个教会医院门口，但是因为找不到保人，付不出一个月的住院金，医院不许他进去，他只有躺在医院外面死去。这种见死不救的现象，在慈善性质的机关门口出现，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我还听说有些当军医的人，往往发财，这是何等的残忍，何等没有心肝！前些时候，重庆临江门外，一场大火，烧去四千余家，若是在外国，这还得了，恐怕要全市动员来募款救济了，但是此地却也平平淡淡地过去！
最近潘光旦先生介绍美国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所著《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其中有一篇题名是《无同情心的中国人》，我看了非常难过；但他所举的都是事实，我也无法否认。不但明恩溥的观察如此，就是最恭维中国文化的罗素，著书时也提出中国人残忍而缺少同情心这点。譬如死了人是人家一件最不幸的事，但是中国一家死了人，别人对于这件不幸的事是不同情的。我初到法国的时候，在电车里，看见同车的许多人，忽然都脱帽致敬，很以为奇怪；原来是车旁有人家在出殡，这是表示对死者的同情。不要说普通人遇着出殡是如此表示，就是总统出来遇着出殡，也是脱帽的。中国人却不然，看见死者亲属的“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就是吊者也会大悦起来！乡村人家甚至还希望别人家有人死，可以去喝酒吃肉，饱啖一顿；城市里不是万人空巷的去看大出丧吗？明恩溥特别举出中国人对于残疾的人，没有同情。出过天花的人，到药店去买药，药店的人常常要问他：“麻大哥！你是哪一个村子里来的呀？”看见斜眼的人，便要说：“眼睛斜，心地歪，”来取笑他，挖苦他。普通以为残疾的人都是坏人，譬如“十个麻子九个坏”，“天怕六丁六甲，人怕斜眼蹩脚，”这类尖刻无稽的话是很流行的。其实肢体略有损坏的人，哪里就是坏人。如果其中有坏的，也大都是社会逼成的，因为社会对他太歧视了，使他感觉人人都苛待他，他也自然不得不存心防范，或设法对付人了。再还有对于年幼孤弱的人，也是同样的不加爱护。童养媳受虐待，是普遍的现象；打丫头、虐奴婢更不必说了。所以同情心的缺乏，是现在中国社会最显著的一种病态。
因为同情心的缺乏，于是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以为事不干己，绝对不管，因而社会上无公是公非可言，也缺少急公好义之人。是非的观念，不但需要政治去培养，而且需要社会去扶植。有社会的奖励和社会的制裁，然后才有公是公非产生，例子很多，不胜枚举。社会的进步，不但要有是非的标准，而且要有人肯自己牺牲，去维持这是非的标准。
但中国传统的哲学，只教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须知达固且要兼善天下，穷也不应独善其身，至少也要兼善其邻罢。中国人受这种传统哲学的毒太深了，人人都想独善其身，所以不但同情心不能发达，而且公是公非也无从树立。
因为同情心的缺乏，所以牺牲精神也就堕落。侠者最好讲“千里赴义”。设如没有牺牲的精神，如何能去赴义？我们应该“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是的，闲事不管，可以省多少麻烦。但正当的闲事，哪能不管，而且愈能多管愈好。英美法律上规定的陪审制度（Jury syslem），不但鼓励，而且逼迫人家管闲事。不过没有牺牲精神的人，是不配管闲事的。若是自己不肯牺牲，不要说千里之义不能赴，就是隔壁人家出了事，也是不配问。上海人家被盗时，决不能喊“捉强盗”，而只能叫“起火”，因为隔壁人家听到“捉强盗”，必不敢出来，恐怕自己会吃亏，而听到“起火”，因为怕自己的屋子烧起来，也就不得不出来了。这些冷酷懦怯的事实，正是现在中国社会病象的表现。
这种病象，可说有两个来源：第一是生活。在贫苦的社会里，生存竞争，非常激烈。要“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是不可能的。漂母饭韩信，也要她自己有一饭才行。我们常常看见，有些贫苦的人，为争一两毛钱，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打出人命事来。轮船将靠岸的时候，那些脚夫不等船靠妥，就抢着向船上乱跳，稍不当心，就扑通下水。他们自己的生活，尚且无法解决，哪里谈得上对人的同情？第二是思想。中国多少年来的教训，是“明哲保身”，也就是俗语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结果就是人人怕管闲事，怕惹祸上身。“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的风气，现在已沦落下去了。其实世界上绝对的个人主义，也是行不通的，正如绝对的兼爱主义行不通一样。你看见邻居人家生了瘟疫，你如果袖手旁观，就不免被传染。尤其在现代的大社会里，人与人息息相关，谁能过孤独的生活？“穷则独善其身”。哼！要想独善哪里是可能的事？
或者有人以为上述的种种社会病态，说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还可以，说是由于思想的影响便不对。但我以为思想的影响，也是极大的。比方上面所举的一个例，药店的人要称出天花的人为“麻大哥”，这难道也是生活使然吗？思想与生活，要同时改进，社会的病态，才能根本消除。
在世衰道微的时代，因为同情心的缺乏，是非观念的不明，赴难精神的低落，才往往使有心人不得已而提倡“任侠”。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曾慨乎言之地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他又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所以“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他提出朱家、郭解，说朱家是“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是“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我上面说过，这种游侠是社会不纲政治黑暗时代的产物；我们不一定要提倡游侠，但这种侠气是应该推广的，并且要藉政治的力量来推广的。不以私人的力量去报仇雪恨，而以政治的力量作大规模的改良策进，才能把同情心推广到“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而使天下之人，都各得其所。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侠者，不是朱家，也不是郭解，而是墨翟。他不主张拿刀去行刺暗杀，去报仇打不平，而是从大规模的政治改革着眼的。他说侠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大仁，第二是大义，第三是大勇。怎样才是大仁？他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人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墨子如在，必称侵略者为贱人了！）他对于政治的主张，以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人弗为。”这是充分的同情心的表现。他主张充实内部而不主张侵略人家，增加土地。所以他有“非外取地也”的主张。有人以为墨子既主张兼爱，一定也主张非战；如管子就曾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其实不然。他是反对侵略的战争，并不反对自卫的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他帮助自卫的战争。楚欲攻宋，公输般为造云梯，墨子听到就往见公输般。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和公输般斗法，公输般九次的攻城计划，都被他破了。楚王要杀他，他说他有三百弟子已经在保卫宋国，杀了他也没有用。楚王没有办法，只好软化下来说：“善哉！吾请无攻宋矣！”从这段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第一，墨子能赴人国家之难，协助自卫战争；第二，他有技术的能力，以协助他人；第三，墨家是有组织的团体，能作有纪律的行动。这些都是说明大仁的意义。侠与义是相连。墨子虽主兼爱，但非滥爱，而主张以义为衡。“墨者之法，杀人者刑……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黇不可不行墨者之法。”这是（吕氏春秋）记腹黇之语。腹氏是墨子学派的人，他的儿子杀人，秦王赦之，而腹氏自己主张杀之。可见以墨为法，可无作奸犯科的流弊。这就是大义的表现。不但如此，墨子不但提倡大仁大义，而且能以最大的牺牲精神去求其实现，求其贯彻。“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正是充分的牺牲精神，是“大勇”的表现。所以墨子的精神，是并具大仁、大义、大勇的精神，是侠的精神，也就是革命的精神。
中山先生说“革命是打抱不平”。他打抱不平的方法，也和墨子一样，不是为私人报复的，更不是快意恩仇的，是要以大仁大义大勇的精神，去改革政治，解决民生的。没有伟大同情心的人，就是没有革命精神的人。他就不配从事政治，也就不配谈革命！必定大家充分培养推广这种伟大的同情，恢复中国民族固有的侠气，政治才有改革的希望！
再进一步说到国际的形势。像现在国际间强凌弱众暴寡的情形，何曾不是侠气沦丧的结果。阿比西尼亚亡了，哪国拔剑相助？捷克分割了，大家还庆幸一时的苟安。中国无辜受侵略了，哪国在自己被攻击以前，为正义人道来和我们并肩作战？国际间的紊乱无秩序，都是丧失了侠者的精神之所致。
众人所弃，我必守之。我们不可丧失自信了！我们要抱定侠者的精神，以整饬我们的内部，以扫荡我们的外寇。要是我们成功的话，我们还应当秉着这种精神，以奠定国际的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