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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古龙精品系列》导读

[日期:2011-04-06] 来源:热血古龙  作者:龚鹏程 [字体: ]

本文由台湾真善美出版社宋德令先生提供

  一、呼唤新武侠的声音

  台湾的武侠小说写作,一般认为始于一九五二年郎红浣在大华晚报连载《古瑟哀弦》、《碧海青天》、《瀛海恩仇记》、《莫愁儿女》、《珠帘银烛》、《剑胆诗魂》六部曲。其后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伴霞楼主等相继崛起江湖,逐渐带动风潮。但这段时期,台湾本身作家所创作的武侠小说,数量并不敷市场之需,坊间所流行的,仍以大陆时期之武侠小说及翻印香港作品为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警备总部执行“暴雨专案”,共取缔了大陆、香港翻版武侠小说五百多部。文艺界也对武侠小说日益风行颇多抨击。但是在翻版大陆及香港作品已遭严禁,市场却仍有大量需求的情况下,台湾本身的作家与作品自然就越来越多了。需求面刺激了供给面,这个经济学的原理,在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也是印验了的。
  从一九六○年开始,十年之间,风起云涌,作者蔚起,据叶洪生统计,有三百余人之多,许多出版武侠小说的专业出版社,为应付市场之需,甚至必须挖掘新人,培养专属的作家。
  在这些出版社中,真善美出版社,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家,叶洪生在<当代台湾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透视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创作的发展与流变>一文中即说:“在六○年代初,台湾武侠出版商为因应市场需求,纷纷以重金征求新人新稿。……真善美书系,为台湾第一家以刊行武侠小说为主的出版社,无论是选书、排印或读者口碑都最令人称道。由其培养而成一流名家计有:司马翎、伴霞楼主、古龙、上官鼎四位”。对该出版社在武侠小说史上之地位论断甚为中肯。唯该社除上述四位较负盛名外,如卧龙生、诸葛青云、倪匡、墨余生、郎红浣、成铁吾、醉仙楼主、易容、萧逸、古如风、陆鱼、红豆公主、王秋远等,也都在真善美出版过作品。
  真善美出版社成立于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四年,主持人宋今人先生发表<告别武侠>,宣布不再出版武侠小说,其间二十余年,几与武侠小说全盛期相始终。共出版了作品一百二十部,两千五百集,培养了上述许多著名作家。它在武侠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自是不难想见的。
  不过该社之所以能在“选书、排印或读者口碑都最令人称道”,并不仅由于它出书量多,而在于主持人宋今人先生对武侠小说有其主张,他是抱著文化理想来出版这些作品的。
  武侠小说的出版者,常被描述为“不肖书商”。武侠小说常被指为“斫害青少年身心”,尤其在一九五四年文艺界发起大规模“文艺清洁运动”以后,此说更是甚嚣尘上,影响到许多人对武侠小说的观感。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宋先生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宋先生对于年轻作家,甚为提掖。他会亲自写文章介绍新人新作,并表达他自己对武侠小说的看法。例如他曾写<介绍《塞上曲》兼论武侠小说>,认为陆鱼的《少年行》文字典雅,有幽默气氛,但情节不够紧凑,打斗不够激烈。而《塞上曲》已有不少改进,且国家民族思想浓厚,值得嘉许。这些口吻,足以表现他对新进的支持与指导。另外,我们从他的语调中,也可以看出他办真善美出版社及出版武侠小说的原因。
  他是觉得当时正值苦难战乱,整个社会又充满了虚伪、邪恶、丑陋的现象,处在苦闷与不满情绪中的人,自然希望追求真、善与美之境界,而武侠小说也恰好提供了这种境界。在这方面,武侠小说提供的,是超越现实的寄托。所以那里面会有大仁大义的崇高情操,也会有超乎寻常的体能与奇情异事。
  除此之外,武侠小说寄情于往古,托事于名山大川之间,他觉得也很能增益世人对国家的认同与理解。武侠小说表现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例如因果报应、忠孝仁义等,则甚能教育民众。
  这些言论,均很有见地,宋先生公子德令先生说他“创设真善美出版社,出版高品质之武侠小说,表彰忠孝节义,有益社会人心,尤对彼时动乱后之安定人心颇有裨益”,洵非虚语。我们晓得,武侠小说的出版甚为混乱,一位武侠小说出版业者即曾感慨地说:在这个行业里不肖者亦不少,盗印、挂假名均可谓司空见惯,自行培养新人者甚为难得。处此浊流之中,宋今人先生之行谊,自是难能而可贵的。
  依宋先生之见,武侠小说的写作,有其常规,但亦有可以新变之处。在<告别武侠>一文中,他指出:正规的武侠书大略包含下列内容:(1)时在数百年前;(2)地在中国大陆,偶涉边疆;(3)人分正邪,且邪不胜正;(4)男主角英俊仁厚,文武兼擅,女主角美艳多情,武功可能更高;(5)用刀剑,不用枪炮;(6)强调武功、灵丹、秘笈等;(7)行道江湖,快意恩仇,尊师重道,退隐山林。
  这些,即是武侠小说这种文类的类型化特征。武侠小说与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神魔小说、战争小说之所以不同,就在于这些类型化特征,在小说内部进行了次文类的区分。于武侠小说之中,可以包含侦探、爱情、历史、战争等各种成分,但藉由上述各项类型特征,我们仍能轻易地辨识某书是否可称为武侠小说。因此,此即可称为武侠小说之写作常规。
  但是,在不甚违反这些常规和类型特征的情况下,武侠写作又容许、也鼓励新变。宋先生对陆鱼的称道,就是对他“新型写作方法”的肯定。在<告别武侠>一文,他更提出“写人性”的理想来。他希望武侠小说的作者能针对七情六欲等人性的特点来写:

  首先创造一群代表性的人物,编织一个接近当年现实社会的故事。于是在动作和语言中,在江湖、在庙堂、在街市、在乡村,发生种种事,尽量激发这人性的特点,使之喜、使之怒、使之哀、使之惧、使之爱、使之恶、使之欲。一而再,再而三的撞击它,自始至终的揭发它。导入正途,即是积极的、理性的、美好的人生;流入邪途,则是野蛮的、邪恶性的、丑陋的末日。││这是个意识型态的问题。我们要把武侠情操,在尽情激发之下,趋向善良的一面,升华再升华,变化人性。

  他对陆鱼新型武侠的揄扬,主要是就其写作手法而说。此处所谈则涉及主题,要问“写什么”以及“写了做什么”。不但如此,宋先生还认为:在这一方面,武侠小说与一般文艺作品并无不同,只不过武侠书必须加上武功的叙述而已。也就是说:武侠小说不是次级文学、通俗文学,它跟所谓纯文学作品一样,致力于刻画人性,使人在阅读时得到灵魂净化的功能。
  正因为这样,所以武功方面的描述虽然不可少,但毕竟不是最主要的东西:“武功有一个限度,以人可能有的体能极限为准。但可强调精神力量,那是无限的”。
  宋先生认为这即是“武侠书可行的路及武侠书的前景”。因为“武侠书风行二十年,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宋先生是当时主要的武侠小说出版者、发行者,又培养了不少作家,他的见解与期望,当然会影响到武侠写作的发展。新派武侠,特别是古龙作品,便显然与宋先生的见解有密切的关联。宋先生并没有写出他想写的这种武侠小说,但其理想,却被古龙充分实践了。

  二、新派武侠出现江湖

  其实不只是古龙,真善美旗下的主要作家,基本上都是走这个路子。所以叶洪生曾有论断曰:“正因真善美是台湾早期武侠出版界的主流派,在其刻意提倡与鼓励下,武侠作家乃纷纷跟进,而以‘新颖侠情’或‘新艺侠情’相标榜”。
  一九六三年真善美出版社在出版陆鱼《少年行》时,甚至刻意在封面上冠以“新型武侠”名号,倡议武侠新变之心,不言可喻。当时宋先生曾撰文介绍该书,谓:“《少年行》的风格、结构和意境,除了特别强调武功这点外,较之欧洲十八世纪的文学名著,并不逊色。这种新型武侠的写法,是颇可提倡改进的”。
  次年,司马翎(吴思明)发表《剑神传》的后传《八表雄风》时,宋今人也推介说:“吴先生的文字清新流畅,略带新文艺作风,一反过去讲故事的老套。武侠小说中之所谓‘新派’,吴先生有首先创造之功,誉之为新派领袖,实当之无愧。……吴先生的作品,有心理上变化的描写、有人生哲理方面的阐释、有各种事物的推理。因此有深度、有含蓄、有启发。吴先生似乎跑前了一点,相信今后的武侠作品,大家会跟踪而来”。
  当时同在真善美出版小说的上官鼎(即前交通部长刘兆玄),亦是此新派中佼佼者。其《沉沙谷》之叙述方法、分段型式,均为后来者所效仿。
  他们的写作各有特点,但既称为新派,便有其成派的共同之处。例如小说的叙事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武侠小说,沿袭了中国古代侠义公案的写作传统,基本上是说书体,作者以说话人的姿态“讲故事”;如今则吸收现代小说之写作方式与技巧,并以写出一种以武功为题材的现代小说来自我期许。这是武侠文学的现代小说化,进行著叙述模式的改革。陆鱼、司马翎、上官鼎等人都在这方面卓有贡献。
  又如其写作均不是为了记佚事、述江湖,而是以描写人性冲突为擅长。因此,其作品中并不是以描述打斗场面、记载江湖规矩、保存武林佚史、提供武术知识而令人著迷,乃是以其对人物与事件所构成的冲突张力,而印象深刻。他们大抵上都喜欢藉由人性的冲突,来凸显善恶,表现人的价值抉择,展示人性的光辉。上官鼎、司马翎尤为此道高手。
  小说虽以武以侠为必要素材,但既已现代小说化,既以写人性为主,武功的描写,相对来说便不那么重要。而且为了要与前期名家如白羽、郑证因、李寿民等相区别,武侠小说的写作即不能只在武技招术上打转,须更要深入到心理刻画的层次。所谓技进于道、无剑胜有剑。其论武比斗,乃不约而同地走向宋今人所说“强调精神力量”之路。不再详细描写冗长的打斗过程,重在营造气氛,讲究以意克敌、执简御繁、气机感应、心灵修炼、武无常形等等。
  这些特色,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新派的风格。但因走向这种风格时,上官鼎、陆鱼、司马翎等人都还只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所以他们事实上也在摸索中发展,逐渐成长;宋先生亦只能从观念及出版稿费上支持或推动,并未亲自操觚。所以由旧入新,过渡时期的痕迹,总是不能摆脱的。顺此路向,真正扭转了武侠写作的传统,成就“新型武侠”者,仍不得不推古龙。古龙即是由司马翎再往前发展的。
  古龙曾说:“过去还珠楼主、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以及金庸的小说我都爱看。而在台湾的武侠小说先驱者中,我唯一‘迷’的,只有司马翎,他算得上是个天才型作家。记得当年为了先睹为快,我几乎每天都待在真善美出版社门口,等著看司马翎的新书。后来一集追一集地等烦了,一时技痒才学著写武侠小说”。渊源脉络,颇可稽考。与宋先生说:“古龙自其小学生时来本社看武侠,大学时为本社写武侠,十多年来,日有进步”,适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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