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敏

四、西方艺术、文学的借镜

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对于西方的文学与理论已有初步的借镜。如梁羽生《七剑下天山》中的人物凌未风，便是模仿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25），《云海玉弓缘》运用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26）；金庸的小说如《雪山飞狐》受到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影响（27），《连城诀》受到《基度山恩仇记》的影响（28）等等。梁羽生、金庸等“新派”小说作家，虽然偶然借镜西方文学、电影，但是在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仍然保留传统的面貌，甚至受到传统小说的影响更大。（29）到了古龙，在求学背景、写作经历等不同因素下，对于西方文学、电影的借镜更为明显、积极，尤其在人物、语言文字两方面的模仿与“新”、“变”，是古龙以前的作家远远不及的。

由于古龙早年就读台湾淡江英专，少年时期便嗜读古今武侠小说及西洋文学作品（30），“为他以后创作武侠小说借鉴西洋笔法，打下了基础”（31），也为他日后的“求新求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六十年代，台湾流行“007”的电影，众所周知，古龙创作楚留香的原型，便是受到“007”的影响。（32）但是古龙在《楚留香传奇》的第一回<白玉美人>中，却特意为盗帅楚留香的出场，设计了一张短笺：

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成雕，极尽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正，当踏月来取，君素雅达，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33）

短短四十四字的短笺，不但凸显出古龙处理古典文字的功力，也凸显了盗帅楚留香的潇洒与优雅，使读者一开始便感受到楚留香的洒脱与飘逸，形象十分丰满。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古龙创作《流星•蝴蝶•剑》时，也受到西方电影“教父”的影响，古龙在<关于武侠>中说道：

我写《流星•蝴蝶•剑》时，受到《教父》的影响最大。教父这部书已被马龙白兰度拍成一部非常轰动的电影，《流星•蝴蝶•剑》中的老伯，就是《教父》这个人的影子。（34）

由于“老伯是《教父》这个人的影子”，所以老伯与教父一样，喜欢别人对他的尊敬，喜欢帮助尊敬他的人。（35）古龙除了受到电影的影响，还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如他的《多情剑客无情剑》、《铁胆大侠魂》的主题，便是从毛姆的《人性枷锁》中偷来的，但是古龙认为“模仿绝不是抄袭。我相信无论任何人在写作时，都免不了要受到别人的影响”。（36）

除了小说主题的模仿外，古龙更对现代诗的文字十分着迷，他后期的小说往往以诗化的语言呈现，短短几个字便是一行，如《天涯明月刀•楔子》写道：

天涯远不远?

不远！

人就在天涯，天涯怎么会远?（37）

又如：

死镇、荒街，天地寂寂，明月寂寂。

今夕月正圆。

人的心若已缺，月圆又如何?（38）

对于这种诗化的语言，梁守中曾批评“用得太多太滥，便变成了以牟利为目的了。”（39）周益忠则认为古龙“失去了家庭温暖，孤身由海外来台求学谋生，加上好友、好酒、婚姻生活的不和谐等，心境如此，于是他的小说到了中晚期，在文字风格上就大为不同，……往往一段只有两三句话，一行末满又是一段，一句话三两个字就成了一行的情况，几乎充斥于其后的小说中。”（40）古龙早期虽然需要依赖写作来维持生活与消费，但是其早期作品如《苍穹神剑》、《月异星邪》、《湘妃剑》、《孤星传》等小说，并没有这种诗化语言的明显倾向，只是用了许多西洋的笔法。（41）因此，如果明白古龙小说的诗化语言，是来自他“求新求变”，为小说创新而写作的观念来看，这种以诗化的语言来创作小说的行径，完全不是为了“牟利”。古龙在一九七四年创作了《天涯•明月•刀》，一九七五年出版，此时的古龙已经成名获利，并下需要再依赖这种文字游戏来“牟利”了，但是他还是写作了《天涯•明月•刀》，并且说此书：“是我最斩的一篇稿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能给读者一点‘新’的感受，我只知道我是在尽力朝这个方向走!……让武侠小说能再往前走一步。走一大步。”（42）由此可见，古龙此时写作武侠小说纯粹是为了“求新求变”，并非如梁守忠所批评的，是为了“牟利”而运用诗化语言，同样的是，一个作家的生平经历，对于他的作品当然有所影响，但是影响层面是不是形诸作家的文字风格上，恐怕是不一定的，所以周益忠的说法还有待商榷。龚鹏程曾经为此辩论说：

这些说法都不恰当。古龙并不是从武侠小说写起的新手。他在高中时期便是标准的文艺青年，写散文、新诗、短篇小说。因此他原本较熟悉较擅长的，就不是传统武侠文学的写作型式。参与武侠写作之后，原也试图把自己融进这个文类常规中去表现。但在发现写作遭遇瓶颈，并受到宋今人这类思想的鼓励之后，把武侠写作转向他本不陌生的现代文学路手上去，实在是非常自然的事。……何况他本系英语专科学校出身，汲採外国文学之英华，亦较只有传统中国旧学根抵的其他作家便利得多。所以他的转变，自有他整体文学素养上的条件和原因，不能只从图利或心境孤凉等方面去理解。（43）

确实如此。如果从古龙的学习经历、写作风格以及他对西方文学的熟悉与借镜等角度来看，古龙小说中的诗化语言，可以说是他为武侠小说“求新求变”而努力的成果。

五、结语

以上从历史背景、侠客成长模式、西方艺术和文学的借镜等三方面，就梁羽生、金庸两人代表的“新派”，与古龙说的“求新求变”作一比较论述。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古龙最直接受到司马翎、陆鱼的刺激与影响（44），但是一个作家受到的刺激与影响是多方面的，更何况古龙自己也承认受到金庸的影响，而他最初针对改革的也是以“新派”武侠小说为主，所以古龙受到“新派”小说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古龙从一个为生活消费而写作武侠小说的作家，渐渐地在台湾变成与诸葛青云、卧龙生鼎足而三的作家，最后，终于在武侠小说史上与梁羽生、金庸两位“新派”作家并驾齐驱，实属不易。古龙在武侠小说史上能有此成就与地位，原因是他先看到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不足，需要变新。古龙在经过努力后，完成了他对“新派”小说的变新工作。然而，他后来又逐渐看到了武侠小说的不足之处还有：武侠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以及提高读者的兴趣两种，而两者都需要改变，他说：

武侠小说若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得变！若想提高读者的兴趣，也得变！不但应该变，而且是非变不可！……我们只有尝试，不断的尝试。我们虽然不敢奢望别人将我们的武侠小说看成文学，至少总希望别人能将他看成“小说”也和别的小说有同样的地位，同样能振奋人心，同样能激起人心的共鸣。（45）

古龙不止看到了武侠小说的不足，并且着实以作品去实践理论，所以他的“求新求变”完全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种自觉的行为与努力虽然可贵，但是到了一九七五年他出版《天涯•明月•刀》时，仍然未能改变当时社会“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侠小说非但不是文学，甚至也不能算是小说，对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件很悲哀的事。”（46）虽然古龙为此感到“悲哀”，但是由他后来创作的小说看来，他仍然希望继续透过努力，提升武侠小说“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地位，使武侠小说成为文学。

如果说古龙早期的“求新求变”，是为了突破“新派”武侠小说的窠臼而努力，那么，他后期的思考忧虑与努力，则完全是为了突破自己、突破武侠小说的地位而努力，因此他的“求新求变”是有着两个阶段性的，从目标与困难度来看，第一阶段显然较第二阶轻松、容易。

注释：

*天津南开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

(1)关于古龙的生年，叶洪生定为一九三七年。参见《武侠小说谈艺录——叶洪生论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11月，页39l：龚鹏程定为一九三八年。参见《台湾文学在台湾》，台北新店：骆驼出版社，1997年3月，页101。

(2)参见叶洪生<文坛上的“异军”——台湾武侠小说家琐记>，《文讯杂志》，2001年11月，页53。又曹正文谓：“古龙在二十五年中，一共完成七十一部作品。”参见《侠客行——纵谈中国武侠》，台北：云龙出版社，1998年12月，页231。

(3)参见陈晓林<奇与正：试论金庸与古龙的武侠世界>，《联合文学》第二卷第十一期，1986年9月，页23。

(4)引见张文华编著《洒香•书香•美人香——古龙及其笔下的江湖人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3月，页36。

(5)古龙曾经坦率地说：“因为一个破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不会留下来的，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地拿去换钱，……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同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详见古龙<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引见张文华编著《洒香•书香•美人香——古龙及其笔下的江湖人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3月，页39。

(6)关于“新派武侠”，梁羽生曾说：“新派武侠小说都很注重爱情的描写，“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且的三个支柱，因此在谈了“武”与“侠”之外，还需要谈一谈“情”。详见<金庸梁羽生合论>，引见柳苏等着《梁羽生的武侠文学》，台北市；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88年7月，页140。陈晓林则定义为：“所谓‘新派武侠’，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国的政治矩变与离乱灾劫之余，崛起于香港一隅之地，而扩及海外中文世界的武侠小说。因其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情节散漫，题材芜冗的局限，而表现为较严谨的结构与较明快的节奏，与老一辈武侠名家如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白羽、朱贞木，乃至还珠楼主等人，断然有别。”原载台湾《中央日报》副刊，1988年1月2日，引见柳苏等著《粱羽生的武侠文学》，台北市：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88年7月，页103。

(7)据叶洪生研究，司马翎、陆鱼二人对于古龙的“求新求变”，有着刺激与启迪的作用。详见《武侠小说谈艺录——叶洪生论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11月，页365－393。又见叶洪生<文坛上的“异军”——台湾武侠小说家琐记>，《文讯杂志》，2001年11月，页54。又龚鹏程也说：“古龙即是由司马翎再往前发展的。”参见《台湾文学在台湾》，台北新店：骆驼出版社，1997年3月，页100。虽然，古龙“求新求变”的改革武侠小说的意识，受到司马翎、陆鱼二人的刺激，但是武侠小说的新面貌，终在古龙手上完成，并且影响深远，这都是司马翎、陆鱼二人无法与之比肩的。

(8)参见古龙<说说武侠小说(代序)>，《欢乐英雄》，珠海出版社，1995年3月，页1。

(9)参见陈晓林<古龙离开了江湖>，台湾：《民生报》第九版，1985年9月23日。

(10)参见刘维群著《名士风流——梁羽生全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页101。

(11)详见金庸《碧血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袖珍本。

(12)参见曹正文《侠客行——纵谈中国武侠》，台北：云龙出版社，1998年12月，页227。

(13)参见龚鹏程《台湾文学在台湾》，台北新店：骆驼出版社，1997年3月，页105－106。

(14)详见古龙《碧玉刀》（全一册），台北新店：万盛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1月1日，页224－225。

(15)参见陈晓林<奇与正：试论金庸与古龙的武侠世界>，《联合文学》第二卷第十一期，1986年9月，页19。

(16)引见张文华编著《酒香•书香•美人香——古龙及其笔下的江湖人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3月，页47。

(17)参见罗立群<江湖一怪侠——代《古龙作品集》序>，《圆月弯刀》，珠海出版社，1995年3月，页4。

(18)参见古龙<说说武侠小说(代序)>，《欢乐英雄》，珠海出版社，1995年3月，页1。

(19)龚鹏程认为古龙早期的小说“结构虽然简单，对人物的性格刻画也较后期平板，但其中用了许多现代文学的笔法，足以显示古龙已有摆脱武侠小说叙述模套的企图了。对小说主题也正费力经营中。详参《台湾文学在台湾》，台北新店：骆驼出版社，1997年3月，页111。

(20)参见古龙<关于武侠>，引见张文华编著《洒香•书香•美人香——古龙及其笔下的江湖人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3月，页58－59。

(21)参见龚鹏程《台湾文学在台湾》，台北新店：骆驼出版社，1997年3月，页102。

(22)参见古龙<关于武侠>，引见张文华编著《酒香•书香•美人香——古龙及其笔下的江湖人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999年3月，页59－60。与此相似的内容，又见古龙<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天涯•明月•刀》，台北新店：万盛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1月，页4。

(23)详见古龙《欢乐英雄》，珠海出版社，1995年3月，页270。

(24)详见古龙《流星•蝴蝶•剑》，珠海出版社，1995年3月，页5。

(25)参见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收入柳苏等著《梁羽生的武侠文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88年7月，页114。又见梁羽生<凌未风•易兰珠•牛虹>，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三剑楼随笔》，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88年7月，页7－10。

(26)参见尤今<寓诗词歌赋于刀光剑影之中——访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原载《南洋商报》，1977年6月8日，收入柳苏等著《梁羽生的武侠文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88年7月，页115。

(27)参见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收入柳苏等著《梁羽生的武侠文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88年7月，页115。

(28)参见徐梦林<中外逃狱秘笈——谈《连城诀》与《基度山恩仇记》>，台湾：《国文天地》，11卷1期，总121期，1995年6月，页62－67。又金庸自己也承认小说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详见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页193、204。

(29)如金庸《碧血剑》受到明末清初史料典籍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的间接影响。详见拙作<金庸小说《碧血剑》素材探源>，2003年浙江嘉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即金庸小说改编影视研讨会论文，2003年10月13日；西安：《唐都学刊》，2004年第2期，页7－13。

(30)参见叶洪生《武侠小说谈艺录——叶洪生论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11月，页391。

(31)参见曹正文《古龙小说艺术谈》，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3月，页169。

(32)详参龚鹏程《台湾文学在台湾》，台北新店：骆驼出版社，1997年3月，页104－105。

(33)详见《楚留香传奇》，台北：真善美出版社，1995年4月，页1。

(34)参见古龙<关于武侠>，原载《大成》四十三期，引见张文华编著《酒香•书香•美人香——古龙及其笔下的江湖人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3月，页71。

(35)详见古龙《流星•蝴蝶•剑》，珠海出版社，1995年3月，页36。

(36)参见古龙<关于武侠>，原载《大成》四十三期，引见张文华编著《酒香•书香•美人香——古龙及其笔下的江湖人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3月，页71。

(37)详见古龙《天涯•明月•刀》，台北新店：万盛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1月，页7。

(38)同上注，页32－33。

(39)参见梁宁中<古龙小说商品化的弊病>，《武侠小说话古今》，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中华书局(合作出版)，1992年1月，页150。

(40)参见周益忠<拆碎侠骨柔情——谈古龙小说中的侠者>，淡江大学中文系编《侠与中国文化》，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4月，页445。

(41)参见龚鹏程《台湾文学在台湾》，台北新店：骆驼出版社，1997年3月，页102。

(42)参见古龙<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天涯•明月•刀》，台北新店：万盛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1月，页5—6。

(43)参见龚鹏程《台湾文学在台湾》，台北新店：骆驼出版社，1997年3月，页102－103。

(44)详见叶洪生《武侠小说谈艺录——叶洪生论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11月，页365－393。

(45)参见古龙<说说武侠小说>（代序），《欢乐英雄》，珠海出版社，1995年3月，页l－2。

(46)参见古龙<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天涯•明月•刀》，台北新店：万盛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1月，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