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另收入林保淳先生《解构金庸》一书,文字略有出入,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年7月

版本研究向来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版本研究的基本信念,在于肯定文本“历时性”或“同时性”所呈显的差异现象,足以作为文化分析的对象。从索绪尔的语言学角度而言,文本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受到当代语言体系的制约与影响,这不仅包括了当代文化思潮、政经因素等对语言的干扰,也包涵了作者个人(或继起者)运用语言的不同阶段特色。以《红楼梦》为例,“脂评本”与“高鹗续本”分别处在不同“历时性”的阶段,所代表的自然是不同时间中各异的观念,“红学”专家,正可自其版本的易变中,或言索隐,或言自传,或林林总总不同的议论;至于“同时性”的差异,则往往肇因于地域上的差别,张爱玲的《半生缘》,在旧版中题名为《十八春》,结局迥异于在台出版的今本,“张迷”亦自不妨从其差异中,分析探讨文本“同时性”所牵涉到的整个不同思想领域中的变化。基本上,文本的版本探讨有三个定点,一是作为始点的文本(未必是最早的文本);一是作为比较的文本(未必是最晚的文本);一是比较者。这三个定点,都各自牵涉到当代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其中有传承、有取舍、有变易,综合起来,颇能略窥文化系统中某种程度的演变痕迹。

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论者美其名为“金学研究”,相较于《红楼梦》的“红学”、《金瓶梅》的“金学”,学术研究成果固然还是远逊,但“金学研究”在当代却因拥有天时(现代性,整个创作的文化背景非常具体)、地利(完整性,作者及创作脉络非常明晰)及人和(普遍性,作品流传广远,读者众多),事实上却拥有最多的“研究人力”,茶馀饭后、街头巷尾,无时无处不可见到一副俨若“金学专家”的读者,有意无意间推动了金庸小说研究的风潮。

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主观见解的抒发,而且蒙昧浅陋,零金碎玉,不成系统;但却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意谓着文学不该仅止于学院,而应考量着更普遍广大的读者,作更进一步的调整与发展。本文之作,正企图藉此为调合沟通的手段,为通俗小说的研究抛砖引玉。

一、金庸小说版本

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鹿鼎记》完稿,一共创造了十五部武侠小说;1973年金庸封笔,开始着手作修订工作;1980年,修订版问世,这就是坊间常见的《金庸作品集》。

金庸作品的版本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作三大系统,一是报纸或杂志上直接刊载的版本,可以称为“刊本”,这是金庸作品问世的首度面貌,但并未正式发行印售。“刊本”在各报章、杂志逐日(周)刊载,鲜少中断,为配合读者的阅读需求,除了各单元自有其章回外,每日均有一提清眉目的小标题(以《天龙八部》为例,第一回“无量玉璧”,前五日的小标有“白衣少年段誉”、“满手抓的是蛇”、“梁上少女,玩弄毒蛇”、“禹穴四灵的金灵子”、“神农帮采药”等),或文或白,判断应是编者所加;此外,有云君所绘的插图,相当精致,与早年台北真善美出版社的插图高手另人,可谓武侠插画的“双绝”。

就在小说连载期间,由于金庸声名的迅速播扬,坊间书店往往应时集结成小册发售(应无授权),这是从报纸摘录,随写随刊的版本,可以称为“旧本”。此一版本最接近金庸的“原创意”,在修订本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香港各书局(如三民、武史、娱乐等出版社)所出的版本,或台湾盗印的诸作,甚至海外华人社会所流传的各种版式,皆属这一系统。“旧本”与“刊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删除了每日刊载的小标,其馀的略无更动,因此可以视为同系。

一是台湾的“盗版”系统,此一系统,变化相当复杂,既有直接影印港版诸书而成的,也有张冠李戴、改头换面的版本,更有据内容改编的鱼目混珠之作,不过,基本而论,是依据“旧本”改换的。其间比较重要的易动为(1)作者及书名的改换:(请参考下表);(2)章回的重新拟定:在某些书中,章回的变换幅度极大(如《鹿鼎记》“刊本”前三章为“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琢磨颇望成全璧,激烈何须到碎琴”;台湾盗版的《神武门》一回分成三章,“楔子”分为“逐鹿中原”、“君子遭祸”、“雪中奇丐”),大抵是为了配合台湾出版32开本的惯例。

金庸武侠之饱受盗印摧残,自然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自“戒严法”颁布以来,金庸的小说一直在“禁书”目录中(全面的查禁,则自1959年底实施“暴雨专案”始)。据《查禁图书目录》所载,金庸小说中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三部最早的作品,曾在1957年“登台”过(由时时出版社印行),但均遭禁毁(甚至直到1980年,远景出版《金庸作品集》,已刻意更名的《大漠英雄传》,仍赫然入列),故此后台湾武侠出版社只能以各种名目盗版印行,以下是笔者经见的目录:

《射雕英雄传》

——《萍踪侠影录》,绿文著,32集,莫愁出版社,民47.3-48.5,17、18至27、28两集合订为一册,共26册。慧明书局于民61年亦重印。案:此书明显为据香港书翻印,且所据版本不同,故文字往往各集不一且集数参差不齐。此书于1957至1959连载于《香港商报》,显见台湾此书也是“旧本”,唯独藉梁羽生的书名为题,并捏造作者姓名而已。

——《英雄传》,27册,新兴书局,民63年印行。

《倚天屠龙记》

——《至尊刀》,欧阳生著,33集(未完或缺),四维出版社,民53.7-54.3。案:此书几乎完全依据金庸,连文字亦大体未改,然书中人名一律改换,如张无忌-葛百阳,张翠山-葛慎之,殷素素-尹薇薇,谢逊-穆谦,张三丰-葛圣伦(葛慎之之祖父)等,武当派也改为终南派。金庸此书于1961至1963连载于《明报》,故此书当是金书完成后改编者。

——《天龙之龙》,12册,奔雷出版社,民53年印行。

——《天剑龙刀》,30册,新兴书局,民66年印行。

——《忏情记》,4册,司马翎著,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案:南琪出版社是台湾专业武侠小说出版社的“八大书系”之一,从民国61年起,即以司马翎、古龙名目印行金庸诸作,先是32开本,68年后改为25开本,一律改换书名,自拟回目,偶尔变更主角名姓。

《鹿鼎记》

——《神武门》,司马翎著,32集,南琪出版社,民61底至62初,民66再版。

——《小白龙》,司马翎著,31集,南琪出版社,民62.5-63.2,民66再版。案:此二书割裂原书,且据原小说中的相关地点及人物外号命名。不过其中的韦小宝(小桂子)之名改成任大同(小柱子)。

《笑傲江湖》

——《一剑光寒四十洲》,司马翎著,25集,南琪出版社,民62左右,民66再版。

——《独孤九剑》,司马翎著,29集,南琪出版社,民63.10-63.12,民66再版。案:亦割裂原书而成,前半部改换诸葛青云之《一剑光寒十四洲》书名,后半部则从小说中之剑法而来。

《书剑恩仇录》

——《剑客书生》,司马翎著,28册,南琪出版社,民66年;又,68年重印25开本,3册。

《侠客行》

——《玄铁令》,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

《连城诀》

——《飘泊英雄传》,古龙著,上下二册,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开本。

《神雕侠侣》等依原书名、作者名印行,新星书局,民64左右,32开本。案:这是台湾正式以金庸之名印行的小说,但并未获得授权。据笔者所见,有《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改名《大漠英雄传》)《碧血剑》《天龙八部》等。

一是“修订本”,1980年,金庸将十年修订的成果授权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共计25开15种36册,其后则由远流接手,这是流传最广、最普遍的版本。依其版式,有文库本(48开)、平装本及典藏本、线装本等。

据闻金庸已经开始进行第三度的修订,远流亦策划出版“评点本”。此外,大陆三联书局、香港明河出版社(以新、马地区为发行网)则有简体字版本。这些版本,尽管外观、版式或序跋有所差异,但文本内容皆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金庸的作品至今已有多种外文译本,据廖建裕所述,东南亚的印尼在五〇年代,已有金庸小说译本,据年代考察,译本所据当是旧本;修订本方面,1986年起,韩国翻译家金一江、朴永昌等,陆续翻译了全套的金庸作品;日本则有1997年冈崎由美等人翻译的《书剑恩仇录》(德间书屋出版);英文译本,最早是有Robin Wu于1972年据旧本翻译的《雪山飞狐》(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其后1994年,Olive Mok也译有此书(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最近出版John Minford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orn),则属修订本系统。

金庸的旧版作品,目前零星流散于私人藏书家之手,汇集起来,定有完本;但是藏书家宝爱逾恒,轻易不肯外示,因此究竟世面上曾出现过多少种不同的旧版,至今仍无法断定。在无法完整罗金庸旧版小说的情况下,欲作所谓的“金庸版本学”研究,可能是个奢谈;然而,版本研究的目的是可以多向度的,在此,我们将整个重心置于新、旧本情节、内容的差异上,藉新旧本的比对,一则探讨其文学性的优劣,一则深究金庸“历时性”的创作心理,再综合二者,讨论相关的意义。

基本上,我以金庸早期在报章上的“刊本”为始点,但在资料不足下,部分则取香港出版的“旧本”,更不得不在“旧本”难寻的窘境下,藉助于台湾的“盗本”。所幸,这几个版本虽互有差异(如回目),但大体上均与原“刊本”相差无几,已足够具体分析、解决相关问题。至于“修订版”方面,我用的是远流于1980年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二、金庸小说的“新”与“旧”

金庸的作品虽仅十五部,但以字数来算,却将近三千万言;而且,金庸潜心案首,大到情节、人物,小至文字修辞,修定、更动之处极多,自不可能(也无必要)一一胪列标举。在此,我将举其荦荦大者,作具体的分析。

金庸“修订版”小说,相对于旧版,变动的幅度极大,基本上,有以下几种重要的易动:一是文字、修辞上的更易,包含了内文的修饰与回目的重新设计;二是情节的改换,包含了人物的性格、关系及情节的铺排;三是历史性的增强,包含了相关史实的增入及附注说明。

(一)文字修辞方面

金庸修订旧本小说,可谓达到了钜细靡遗的地步,在文字修辞部分,几乎每处皆有,是更动最多的部分。文辞的修订,使金庸文字的风格更见典雅朗畅、流丽高华,可读性也增强;尤其是金庸将若干仍饶具“说书”格套的“且说”、“话说”、“暂且不表”等尽行删削,使小说内文更见纯净。论者谓金庸小说“达到了白话文的新高峰”,虽未免夸张,但就通俗小说而言,金庸的文字风格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可作为初入文章门径者的津梁。当然,这琐碎细微的修辞工夫,虽也展现了金庸自我严肃要求的意义,但相对于我们探讨的主题,反而是较不重要的。

回目的重新设计,是金庸修订版中下得工夫甚深的部分,从《雪山飞狐》之不着一字(仅用一、二、三区隔),到《笑傲江湖》二字拟目(如“灭门”、“聆秘”、“救难”)、《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之四字拟目(前者如“风雪惊变”、“江南七怪”;后者如“风月无情”、“故人之子”),到《飞狐外传》等三、五、六字不等的白话“章”(如“血印石”、“大雨商家堡”、“风雨深宵古庙”);再从《书剑恩仇录》的七字联对(如“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碧血剑》的五字联对(如“危邦行蜀道,乱世坏长城”),到《倚天屠龙记》的“柏梁台体”拟目(从“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以下共40句,句句押韵)、《天龙八部》的自创新词(分别以“少年游”、“苏慕遮”等五个词调分卷),到《鹿鼎记》集清人查慎行的诗句(如“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绝世奇事传闻里,最好交情见面初”),变化繁复,风格各有差异。

回目的编次,是作者匠心及创意的设计,在中国古典说部中有渊远流长的传统,大体上,古典说部以“联对”见长,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奇书”与《红楼梦》,正是以五、七、八字的联对拟目的。武侠小说在回目的拟定上,是最具有传统古典风味的,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首回“装乞丐童子寻师,起宝塔深山遇侠”),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一集首回“月夜棹孤舟巫峡啼猿登栈道,天涯逢知己移家结伴隐名山”),著名的武侠作品,几乎都延续着此一传统,就是如文艺腔十足的王度卢,尽管内容可以写得宛若现代的言情小说,悱恻缠绵,但回目仍以联对为之(如《宝剑金钗》首回之“银髯铁臂老镖头隐居,美景芳春小侠女救父”);而平生向以创作武侠为屈辱的宫白羽,一鸣惊人之作《十二金钱镖》,也得依循故辙(如首回之“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据张赣生所论,武侠小说中的还珠楼主,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出色,“真正把这种回目的特色着意发挥,充分显示其独具的审美价值”,并举《蜀山剑侠传》之“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为例,许其“诗情奔放,意味隽永”。

以联对为回目的“古典味”,在三○年代,曾因其代表的“封建”意味,受到某些专家的批判,如沈雁冰即以“作品中每回书的字数必须大略相等,回目要用一个对子”等,“把章回体的弱点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极力加以抨击。处在当时左翼文学势力如日中天的压力下,若干武侠作家也自有一套相应的更张;当然,武侠小说既以“通俗”形式存在,在面对通俗作品读者逐渐匮乏古典文学素养的情况下,如何以更妥善的方式处理回目,以博取读者的接纳,也是一个思考的重点。在此,朱贞木是一个重要的范例。朱贞木的武侠小说,无论遣词用字,都有十足的现代性,尽管写的是古代背景的武侠小说,但是流行的新兴名词,却敢于大量运用。在回目上,朱贞木亦多所更张,以白话短词、短句拟目,如《罗刹夫人》之“英雄黑里俏”(第1章)、“美男计”(第15章)、“肚内的秘密”(第23章),《七杀碑》之“新娘子步步下蛋”(第1章)、“诡计”(第11章)、“大佛头上请客”(第17章),“现代”的风味,一望即知。叶洪生曾谓“由于朱氏曾首创白话章回,而其小说笔法、内容又多为五十年代港、台武侠作家所仿效,因有‘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美誉”,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尤其是熟知古龙的读者,看到“活宝”、“陈大娘的纸捻儿”、“卖荷包的家”等回目,定然会觉得非常眼熟吧?

回目的拟定,不但关涉到作者创作时全文情节的设计、主要内容的提示,更是藉以吸引读者目光的噱头,传统联对式的拟目,“精练、醒目,且具有形式美”,所长在其诗化语言的文字艺术功力及明显而扼要的括内容,但由于读者之疏离于古典诗文,故所短则在文字障,如前所举还珠楼主的“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一般读者恐怕连标点都会感到困难,同时,自不易明了此回主要内容;自朱贞木而下的现代拟目法,所长在文字简易明了、重点显豁,且具有悬疑性,以古龙的《萧十一郎》为例,从“情人的手•风四娘的手•花平的手”而下,主要都是藉“的”标回目,文字尽管浅白,但重点十分清楚,且让读者不禁会饶有兴致地欲窥知“究竟这些手有何特色?”具有先声夺人的悬疑作用。但所短则在于作者任情标目,往往故弄玄虚,回目与内文根本无法系联,如温瑞安《杀人写好诗•深喉》之以“不管白狗黑狗,咬主人的就是衰狗”、“不论白马黑马,跑不动的就是劣马”拟目,不过是书中人物的一句话,就不免走火入魔了。传统与现代,互有短长,但看不同时期读者的抉择。

金庸修订本小说的拟目,有若干配合小说内容的成分,如《雪山飞狐》以崭新的西方模式“不结之结”创作,留下一个悬疑让读者揣摩,因此在回目上,也仅以一、二、三、四标出,倒也颇能相得益彰;不过,大体上以兴到笔随为主,无一定成见,有时候仅仅取旧文重新编次,有时即兴作诗、填词,更有时为了推扬先人而集句。兹将其重要的编目简说如下:

(1)重新编次者

《射雕英雄传》,旧本80回,修订本40回,大致上取二回并成一回,如旧本1.2回“雪地锄奸”、“午夜惊变”缩成“风雪惊变”;79.80回“异地重逢”、“华山论剑”缩成“华山论剑”。各回起讫不划一,盖因有所增删之故。

《书剑恩仇录》,旧本40回,修订本20回,变化幅度较多,主要是改单句为联对,其中既有直接取旧目而不改易者,如旧本23.24回,并成12回“盈盈彩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亦有取旧目括者,如旧本3.4回“秋风野店书生笛,夕照荒庄侠士心”,修订本2回作“金风野店书生笛,铁胆荒庄侠士心”;更有重新拟定者,如旧本35.36回“竟托古礼完夙愿”、“还从遗书悟平生”,修订本18回作“驱驴有术居奇货,除恶无方从佳人”,回名不同,显见重点有异。

《神雕侠侣》,刊本30回,修订本40回,变化也很大,不过原有的四字成词结构并未改变,主要是重新编次后,再据内容主体拟目,如旧本前2回为“深宵怪客”、“桃花岛上”,修订本的相应回目是“风月无情”;刊本末3回为“三世恩怨”、“襄阳鏖兵”、“尾声”,修订本则为“大战襄阳”、“华山论剑”。

(2)作诗填词者

《倚天屠龙记》,刊本分正续集,共33回,原为四字回目,如前2回为“花落花开”、“屠龙宝刀”;末2回为“共举义旗”、“是耶非耶”;修订本40回,每回改为七言一句,合为40句的七言古诗,“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宝刀百炼生玄光,字作丧乱意彷徨。……”为句句押韵的“柏梁台体”古诗。

《天龙八部》,刊本分八部64回,四字回目,前2回为“无量玉璧”、“神驰目眩”;末2回为“佳兵不祥”、“雁门关外”。修订本50回,每10回成一词调,依序为“少年游”、“破阵子”、“苏幕遮”、“洞仙歌”、“水龙吟”,由于词调句数不定,故每回单、双句不一。

(3)集句者

《鹿鼎记》,刊本22回,修订本50回。除了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外,均为七言联对,首回“红巾方见剧贼走,白须又报官军过”,修订本首回则作“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刊本末作“云点旌旗秋出塞,风传鼓角夜临关”,修订本末回则为“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这些联对,均是自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辑出的,作者自言“所用的方法,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样从不同诗篇中选录单句,甚至是从不同作者的诗中选集单句,而是选用一个人诗作的整个联句”,之所以锺情于查慎行,“康熙曾经看过”,固是原因,但真正的用意,恐怕还是在“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

总体而言,金庸修订本的回目,“露才扬己(包含了祖先)”的意义,远大于回目本身的适切性,经过修订后的回目,典雅精致,处处透显文人色彩,因此高华流丽,与其内容上的文字同一风格;但是若要说到回目与内文的相关性,发挥相辅相成的效果,恐怕仍有一间之未达。其中尤以自作诗词与集句者为最,盖诗词创作较受格律牵拘,欲藉此钩勒每回要旨,本就甚难(此所以联对回目逐渐消失),尤其是用“集句”(又限于某人之诗)的方式,更是戛戛乎其难尤甚。因此,作者自己固然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些回目难免不很贴切”,学者更是很容易就发现此一类似“儿戏”的编目,“多少对小说有所损失”的弊病。平心而论,金庸修订过后的回目,较诸旧本,实未见精采;而诸所撰诗词联对,恐怕也是平稳有馀,神气不足。从通俗的角度而言,过度的“露才扬己”及文人化,势将造成作品与读者间的隔阂,杨兴安谓“看回目便摸不着头脑”,正指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金庸未必不明白这点,因此屡以加注的方式弥补,“回目中有生僻词语或用典故的,在每回文末稍作注解”,问题是,金庸固然用心良苦,却模糊、混淆了小说的特色,我们很难想像,如果金庸不是如今的“金大侠”,读者接受的可能究竟有多大。

(二)情节的改换

就通俗小说而言,情节(plot)永远是最吸引读者的聚焦点,因此,不但金庸的“十年修订”以此为重心,就是论者也多半集矢于此。金庸改换的情节相当多,倪匡最先提出《倚天屠龙记》中有关“玉面火猴”被删掉一事,继而潘国森、杨兴安也提到《碧血剑》、《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等多处增删之处,如果花些精力,将金庸新旧版本加以比对,相信一定远比想像中为多。在此,仅取其具代表性的改换部分,略述如下:

(1)删除的情节

金庸增删的情节,向来颇为老读者瞩目,其中较重要的有《射雕英雄传》中“蛙蛤大战”、《倚天屠龙记》中“玉面火猴”及《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生母秦南琴。兹简述如下:

【玉面火猴】

在《倚天屠龙记》中,诞生于海外绝域冰火岛的张无忌,原本有一玩伴“玉面火猴”,修订本则加以删除。据旧本,“玉面火猴”为张无忌在冰火岛上的童年玩伴,之所以称为“火猴”,是因其“入火不焦”,堪称神物。倪匡对金庸删去此物,大致不满。

【秦南琴与蛙蛤大战】

在修订本中,已不见秦南琴的踪影,但在旧本中,秦南琴是杨过的生母,其父秦老汉捕蛇为生,由于县太爷藉口需索毒蛇,强抢此女作抵;郭靖仗义相助,并收服了血鸟。其后,秦南琴为铁掌帮所掳,裘千仞命父女二人驱蛙、蛇、蛤蟆相斗,欲从中习得破解欧阳锋“蛤蟆功”的武学;接着,将她转送给杨康,惨遭污辱,以此怀了杨过。由于删改的幅度甚大,因此旧本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随之简省,其中如秦南琴对郭靖的微妙情愫、秦南琴受辱后的激烈性情(与杨过颇类似)、秦南琴撕毁《武穆遗书》、毒蛇克星“血鸟”、“蛙蛤大战”等,皆完全不见踪影;而为了改穆念慈为杨过生母,也只得将原来殉情杨康的穆念慈,重新还魂。粗略估计之下,相关情节被删除不下于一万五千字。

(2)改换的情节

【小说开场】

修订本中,金庸于《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书的开场,均作过大幅度的修订。《碧血剑》原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开场,引出袁承志;修订本则改为以一心向慕中原文化的张朝唐串场。《射雕英雄传》原来仅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晚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诗,点出时代背景的轮廓;修订本则篇幅扩增,以张十五说书,将详细的历史现象及人民观感,一一申说分明。

【韦小宝的武功】

说韦小宝是个“武林低手”,相信阅读过修订本《鹿鼎记》的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尚武的江湖世界中,韦小宝不能不会武功;因此,金庸也赋予了他某些“必要”的武功,如打斗危急时,出奇制胜用的“救命六招”(“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脚底抹油功”(“神行百变”),但也不让他专精,仅仅点到为止。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金庸的旧本《鹿鼎记》中,韦小宝刚开始时是颇具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架势”的。他不但“肯”虚心学习陈近南所传授的武功,以致武功大有进展;同时天性聪慧精明,海老公所传的“大擒拿手”、“大慈大悲千叶手”,可以“轻易”学会;甚至还安排了一部海老公与《四十二章经》一起收藏的“图经”,韦小宝用陈近南的秘诀导引,“津津有味”地练成了四图,金庸谓韦小宝“无意之间,已将两门截不相同的武功揉合在一起”,“成为武学中从所未有之奇”。顺此发展,韦小宝之与其他侠客般,自创绝学,成为“武林高手”,应是可以水到渠成的。可是,后来金庸构想改变,不但以前所学会的初级武功派不上用场,一味死缠烂打,狡狯脱困,连这一“自创武功”图经,也消声匿迹了。其实,据旧本看来,韦小宝未必不懂武功,而是作者金庸“废”了韦小宝武功不但在旧本中半途易辙地“废”,更在修订本中弥补了前后设计不一的缺陷,大力删削,终究形成了武侠小说中唯一不懂武功却能在江湖世界中大放异采的“千古人物”!

【铁胆庄风云】

《书剑恩仇录》中,张召重大索铁胆庄,搜出文泰来;陈家洛率群雄兴问罪之师,大闹铁胆庄一段,写得相当精彩,其中尤其是庄主周仲英徘徊于朋友义气及亲情之间的矛盾复杂、辛酸悲痛,更是入木三分,令人荡气回肠。修订本中,文泰来的藏身之所,是张召重以言词相激,周英杰小孩好胜,脱口而出,因而败露;其后,周仲英气怒责子,误抛铁胆,伤其性命。旧本则写张召重以西洋千里镜(望远镜)为饵,步步为诱,终于搜出文泰来;而周仲英在得知情实后,则先命周英杰交待未完的心愿、向母亲叩谢怀养之恩,然后“在周英杰天灵盖上一掌,‘噗’的一声,孩子双目突出,顿时气绝”。

【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武学,究竟这十八掌名目为何,讨论的人多如过江之鲫。“降龙十八掌”之所以吸引读者,不但是因为此武功正气威猛,而且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中,皆与众所喜爱的洪七公、郭靖、萧峰紧紧系联;更由于其名目取之于《易经》,却模糊笼统,让读者一时无法确定。以“降龙”为名的武功设计,最直接的联想便是与龙有关,金庸于此转化一层,将《易经•乾卦》中的概念化入武功,而“乾卦”六爻中可用者原不过四爻(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故不得不借他卦经文补足(有无龙字就不予考量了),而成为如今脍炙人口的武学这是金庸修订本中的构想。不过,旧本原先的设计,是纯粹以“龙”为主的,如“双龙抢珠”(后改“履霜冰至”,且增加一段阐释武学的说明)、“云龙三现”(后改“羝羊触”)、“六龙回旋”(已删)均曾用过;而“神龙摆尾”,原为旧招,却“一气化三清”,分别转成“鸿渐于陆”、“震惊百里”、“神龙摆尾”(此招金庸曾特别说明,其原名为出自《易经•履卦》的“履虎尾”,因嫌其“文诌诌”,故改名如此;但旧本则无,可见金庸重新设计的苦心)三招。换句话说,修订本充实且深化了“降龙十八掌”,使得金庸的武学设计更上一层楼。

金庸新旧本情节的优劣,论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针对其间单一的情节,更是人各一词。不过,大多数人似乎偏好旧本,如倪匡、潘国森、杨兴安等,皆明白言之,后者甚至认为金庸改得最好的,只有“语嫣”两字。不过,我个人倾向于认同修订本。以“降龙十八掌”的重新设计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在“武学文艺化”上功力,的确是精益求精,造诣非凡的了。同时,在修订本中,金庸重塑韦小宝,使此一机智伶俐、油腔滑调的“不学无术”人物,跳脱了旧有武侠小说的格局,更彰显了此一角色在武侠小说上的独创性。的确,韦小宝以一介市井混混,夤缘庙堂,于江湖、宫廷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纵横得意,无往而不利,真的是个“异数”。宫廷之间,以倾轧斗争、尔虞我诈为能事,韦小宝的机智伶俐,于此场合中可以如鱼得水,这倒不见希奇;而江湖这个“尚武”的世界,韦小宝的“三脚猫”功夫,居然也能折服三山五岳的武林高手,就真的让人意外了。《鹿鼎记》在本质上是武侠小说,但经金庸如此设计,却整个“颠覆”了武侠小说的体质,这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当然,优劣的论评,往往仁智互见,甚难划一,大体上,天机流行、情感自然充沛,为旧本所长;而精密谨严、妥贴稳重,则修订本为优胜,相信是新、旧本公允的评价。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其优与劣,而试探讨一下金庸修订所持的标准。

金庸是武坛中第一个严肃面对自己作品的作家,颇有以其作品鸣于世的雄心,因此,在求好心切之下,不满于当时受限于仓促、急迫、间歇时间压力下的连载作品,而欲出之以精密之思,一修再修乃至于三修,是很容易理解的。平心而论,旧本中不乏前后无法贯串的矛盾(如韦小宝的武功),及牵强违理的情节(如周仲英之为友杀子),修订本一一予以更换,自是必要之举,因此,苴补罅漏,当是金庸修订的标准之一。其次,诚如杨兴安所指出,金庸“删笔尺度,务求不致过于神异而求可信性”;倪匡亦指出,金庸删除“玉面火猴”,是因为“这种灵异的猴子曾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出现过,为了不想落入‘俗套’”。所谓的“神异”,当指“蛙蛤大战”、“血鸟”之类的异物异事,熟悉武侠作品的读者,当然不会忘记“旧派”名家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甚至台湾早期的“旧派”如墨馀生《琼海腾蛟》、衡山向梦葵《紫龙佩》等)中的许多神物灵怪,金庸创造这些作品之时,尚颇多沿袭前辈大家之处,居十数年之后,以删削当开新,亦未尝不是金庸精益求精之意,所谓“不落俗套”,正可此角度视之。金庸刻意避免“神异”之处,也可由“蝮蛇宝血”中窥出。郭靖之学“降龙十八掌”,以其驽钝之资质,尽管具有“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的不懈精神,但“降龙十八掌”奥妙不在招式,而是内力,郭靖此时根本未习上乘内功,如何能学成,相信读者不免滋疑。事实上,在旧本中,郭靖误饮“蝮蛇宝血”,内力明显增强,正是为后来习“降龙十八掌”作伏线;但是,类似的情节,几已成为武侠俗套,且未免过于“神异”,因此金庸于修订时大力删削,却忘了予以补救。至于“可信性”,则是金庸整个删削事业中最明显的标准,将于下文论之。

(三)历史意识的强调

金庸的小说,向来以其浓厚的历史氛围,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一方面,作者刻意在作品中凸显出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如《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争持的场域为背景,《射雕三部曲》则从南宋之宋金对峙,历元蒙崛起到元末群雄并起的初期,《碧血剑》写明末流寇倡乱、清人入关,《鹿鼎记》叙康熙一朝盛事,《书剑恩仇录》则述乾隆皇帝身世秘辛。其中虽然以“虚构”为主,但是正史、野史、轶闻,相互参杂,主脉朗显,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作者在正文中随处附加了注文、按语和楔子,如《天龙八部》正文前的一段“释名”,就在解说完《天龙八部》书名之由来后,清楚地标示整个故事的确实年代在“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有时候,作者更不惜长篇大论,引述史料,加强其历史真实感,如《鹿鼎记》中有关吴六奇、查慎行之事,以按语方式,增录了《聊斋志异》和《孤》的记载,详述构思过程,并引介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之诗,篇幅长达三千馀字,有如学术论文。金庸小说“历史感”之强烈,往往使读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写“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其中尤其是《鹿鼎记》,连金庸自己都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而且,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关历史部分的可靠与翔实,甚至也博得了专门史家的赞赏,诚如倪匡所说,“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套句王国维的话,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运用,到了金庸,才真正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金庸出神入化、虚实相生的笔法,委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历史意识的增强,是金庸修订本中最明显的企图,事实上,许多情节的易动,也与欲以历史故实增强其可信度、展现金庸的史识有关。众所周知的《射雕英雄传》“张十五说书”一段,金庸虽以“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为解,然真正用心,却在藉张十五的说书内容,详细交代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更重要的,金庸对这段历史的评论毕竟,若真的不忘本源,则“且说”、“话说”等语不必尽删;而张十五以两宋之人,居然会有类似“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的“大逆不道”之语,也未免荒唐。类似的情形,在修订本中俯拾可见,除了在可以寻找到任何历史证据之处,随时以各种夹注说明外,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将具体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旧版原无“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等语;《碧血剑》中,金庸将原来的引首人物侯朝宗,改换为渤泥国的张朝唐,因而大引史料入文,都是同样情形下的产物。

就金庸的小说而言,“历史感”是无论新旧本皆“一以贯之”的。大体上,旧本的“历史感”,着重于钩勒背景;修订本的“历史感”,则在强调“史识”金庸娴熟书史,既“藉历史写武侠”,自然也不会放过在传述信史的过程中,展现他的“史识”。可以如是说,金庸在修订本中表现得最显豁的,就是他的“历史癖”。

三、“金庸版本学”的意义

金庸小说的版本,连同刊本、旧本、修订本及各地授权发行、外国译本,林林总总加起来,至少有数十种之多,仅仅从金庸小说版本的数量,我们就可明白,金庸是近代以来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论者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绝非谬赞之语!

金庸小说版本的差异,有属于“同时性”受地域影响的部分,如台湾的“盗版”系统,肇因于政治因素,在1979年以前,金庸因《明报》(或曰因《射雕英雄传》书名暗用了毛泽东“沁园春”“弯弓射大雕”之语)被归为“附匪文人”之列,以致遭到台湾当局全面禁止。因此,台湾早期出版金庸小说,只能以暗度陈仓的方式盗版,或变易作者(其中司马翎是被借用最多的),或改其书名(如《萍踪侠影录》等),或据原书改编(如欧阳生《至尊刀》),或更动主角姓名(如《神武门》及《小白龙》)。金庸小说的盗版现象,可以窥见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中,出版商(或文化工作者)如何突破防禁的苦心孤诣(当然,不能讳言,“商机”也是一大诱因),不失为研究台湾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

不过,大多属的金庸小说版本,是属于“历时性”的差异的。金庸的修订工作,始于1973年,诚如叶洪生所言,“金庸是用一九七三年的见识眼光来修改十六年前的‘旧作’”,“迥异于一般修饰、整理,殆可视为脱胎换骨,重新改造”,因此,如果取金庸的新旧本予以核对,自当可以深入了解金庸从开始创作以来的心路历程,有助于读者更进一层而了解金庸的作品。从最简单的地方说起,历来论者对金庸《天龙八部》书名的意涵,饶具兴趣,却往往无法直探其微,无论是将八部天龙一一附会于书中人物,或是取其寓意,视为一种象徵,总觉主观意识过浓,不惬人心。然而,“刊本”却可提供一些切入的线索。在“刊本”中,此书原分“八部”,作者自云“这部小说将包括八个故事,每个故事为一部。但八个故事互相有连系,组成一个大故事”,而第一部是“摩呼罗迦(梵文Maharaga)之部”这是“八部天龙”中的“乐神,其形蛇首人身”,“无足、腹行之神,因毁戒、邪谄、多嗔、少布施、贪嗜酒肉、怠慢持戒,遂堕为鬼神;其体内多嗔虫啃食其身,痛苦异常”。熟悉此书的读者,当然知道这一故事以段誉为主角,主要在叙述云南大理国纠结复杂的恩怨情仇、冤孽果报。细窥金庸原意,各部之名,应在呈显故事的“内容”,而非“人物”。不过,金庸写到一半,似乎就改变了主意,故自第二部起,就不再标示“某部”,而“八个故事”的构想,也告中道而废了。至于金庸于修订本序言中所说的“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徵一些现世人物,就像《水浒》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摩云金翅欧鹏”,显然只能代表“修订时”的构想了。

此处之所以强调“修订时”,主要是欲表明,金庸在修订时,整个思想、观念,均与原创时期有极大的差异,而此一差异,透过新、旧版的比对,是相当清晰的。以“铁胆庄事件”为例,旧版的情节安排周仲英“亲手”杀子,并相当戏剧性地演出“交代遗愿”、“叩谢生养”的场面,震撼力十足;周仲英为朋友义气,不惜泯灭父子亲情,很明显是继承旧有的侠客形象而来的,我们在《史记•游侠列传》郭解不为外甥报仇、《太平广记•豪侠》贾人妻狠心戕杀亲子及历来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故事,也依稀可见到类似的影子。侠客的生命重心在“广交游”,透过义气朋友的网络,建构自我声名,而支撑起这个架构的,就是所谓的“江湖道义”;周英杰“出卖”文泰来,是“见利忘义”,因此“周英杰受贿卖友之事,铁胆庄的人全都认为奇耻大辱”,如果不是因为周英杰仅仅只是个“十岁小儿”,周仲英如此讲究“江湖道义”,恐怕真的是“大仁大义”了。然而,朋友之道果真远较父子之情为重要吗?假如周英杰是成年人,周仲英应不应该“大义灭亲”?此处,实际上牵涉到侠客“义气”施用于社会现实面的难题及缺憾。而且,周英杰年方十岁,江湖对他而言,根本是虚幻的世界,周仲英强将“江湖道义”加诸小孩身上,不惜以牺牲其生命为祭献;而“红花会”得理不饶人,大兴问罪之师,实在令人怀疑,所谓的侠客,果真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吗?在真相大白之后,章驼子这个直性人,居然仅仅用“一揖”,就掩盖了此一人伦悲剧,暗示了此一不近情理的行为之“理直气壮”。很明显地,金庸此时对侠客的观念,还是相当传统而模糊。修订后,金庸将“受贿”改成“相激”,“亲手”改为“误杀”,“一揖”改成“嗑头”,正是思考到此“为义气杀子”的不合理,而作的改弦更张,也代表了金庸自身侠义观念的改变不过,金庸事实上还是回避了“义气施用”的问题,这是相当可惜的。

此外,金庸在修订本中所凸显的“历史癖”,也是值得探讨的心路历程之一。文学作品,如金庸一般以大量的史料、注脚、夹注、说明充斥其间的,金庸小说算是绝无仅有。读者不妨激赏,不妨赞叹,但是却不能将此视为其作品的一部分,从而误认为这是一种高超的表现方式。诚如陈墨批评《碧血剑》,“作者过多地关注历史和历史人物,固然使我们谈‘史’时眉飞色舞,但小说本身却不免要大受影响”,是相当一针见血的。不过,在浓厚的“历史癖”中,金庸似乎并未察觉出自身的问题。金庸的“历史癖”使他在小说中往往忽略了真实与虚构的分际,以《鹿鼎记》中的建宁公主为例,金庸以按语谓“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实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金庸的“历史癖”于此显露无遗,但也往往自相矛盾,混淆了小说与历史的界限。以建宁公主而言,事实上最适当的定位就是“纯属虚构”,盖因书中的建宁公主,未婚前即已不守妇道,且又分明有性虐待的癖好,自当与历史上实有的建宁公主区别开来(小说中当然不妨有另一个虚构且名为建宁公主的角色),但金庸为了满足其历史癖,反而刻意强调其虚构的“建宁公主”的历史性,牛头驴嘴,不免自乱阵脚。如硬要与史上的“建宁公主”相符,则此一满清公主之能否下嫁韦小宝,不仅令人滋疑,且与史实不符,何况更牵涉到“私德”问题,原无必要作此澄清,迳视之为一虚构的建宁公主即可。

金庸写武侠,同时也以武侠成名,但金庸实际上对其赖以成名的武侠小说(指类型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这是大多数武侠作家的共同观点,据笔者所知,除了古龙和温瑞安外,没有一个作家认为武侠小说可以当做一个文人的终身志业),甚至,武侠小说连历史小说也比不上,如果说通俗小说是“次级文类”的话,则金庸心目中的武侠小说,极可能是“次次级文类”。因此,金庸颇沾沾于《鹿鼎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之语;同时,在许多场合,宁可以“小说家”为名,而讳言“武侠小说家”。说《鹿鼎记》是“历史小说”,不仅混淆了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界限,甚至,也代表了金庸对武侠小说爱恨交加、迷离纠结的观念。

有关金庸小说的评价,自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盛加称誉以来,论者几乎众口一词,颇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意味;然而,也因此而造成了影响极大的“排挤效应”,金庸武侠,在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全部的武侠小说,彷佛除了金庸,其他为数达三千种以上的作品,均无一可观。这不仅仅使得许多优秀的作品、作家,深罹蒙尘、遗珠之憾,实际上也模糊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客观现象。

由于金庸小说创始的年代,正值武侠小说重新出发的时期,金庸挟盛名之力,往往也被误认为是所有“新派武侠”的鼻祖,自金庸以下,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在金庸影响下创作的;而且,所有的作家,无论再如何能够创新,也都在金庸的笼罩之下。换句话说,金庸一个人就可以抵敌所有的武侠,金庸成了武侠的“唯一”——唯一值得读,也唯一值得研究的武侠。

关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实际面相,笔者在《民国以来“武侠研究”评议》及《解构金庸》二文中,均有所论列,主要是强调:港台的武侠创作,基本上是同步进行、双峰并峙的;同时,金庸的作品固然优秀,但无法奄有众家之长,金庸无法涵盖所有的武侠作品。从金庸小说新旧本的比对中,我们可以发现:金庸小说的早期面貌,与修订后有相当大的差距,修订本已将旧本中许多明显的罅漏弥补完成(如韦小宝的武功)虽未必即无懈可击(金庸打算三度修订,正是为此)。因此,如果我们欲研究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独特成就,修订本当然是“盖棺论定”所依;但是,如果欲将金庸置于武侠小说历史的发展中窥其成就或影响,则“旧本”才是最确实可靠的,因为,金庸于此曾花了十年的精力,而其他作家,则一仍旧貌,没有提供最佳面目的机会。

最后,从金庸版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窥出金庸对通俗作品(尽管金庸意不在此,但对象却正在此)的严肃要求,这是极具意义的。武侠小说此一文类,向来有“不登大雅”之讥,读者固然以休闲消遣视之,以情趣为主,随阅随弃,就是作者,亦多半为稻粱而谋,随写随忘,极罕得有人以严肃的态度面对。金庸肯以十年精力,潜心修订,且不厌其琐碎,博纳雅言,一改再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严肃认真的通俗作家,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我们虽不敢就此论断武侠小说从此就步入文学殿堂,足以与典雅文学作品等量齐观,但却不能不承认,金庸以如此严谨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作品,无疑将一新论者耳目,且有助于其他通俗作者对自我的肯定与要求。以此更进一步,相信通俗文学与典雅文学双峰并峙的日子,将为期不远了。

(本文为“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