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评传》(刘国重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3月
金钟大镛在东序,冰壶玉衡悬清秋。
——杜甫
三十多年来,我更喜欢读金庸的生平资料,读金庸小说的评论相对较少。一直深深好奇,是怎样一个人,竟写出这样的小说。长期关注、考索其生平,乃作此《金庸评传》。
《金庸评传》,共十一章。最末一章,为“金庸的后半生”,亦可名为“金庸论”,收录十几年来陆续写下的对金庸其人其书的观察、思考与评说,所谈多是发生在金庸后半生的事情或争议。
金庸的后半生,不是本传关注的重点。
本传前十章,主要写到金庸写完《鹿鼎记》而“封笔”的1972年,可以名为“金庸的前半生”。写前半生,而“辐射”其后半生。金庸后半生中,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与事,在写他前半生的前十章,几乎都谈及了。
我目前尚无意写一部完整正规且体例整饬的传记,给自己定下的第一要求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务求言之有物。由金庸前半生的某一文或某一事,往往生发开去,谈得很多,谈及很远。例如,本书第二章,由金庸小学时代所爱读的中外小说作品,直接谈到它们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金庸评传》首先要尽量解决资料与思路的问题。金庸“全传”,以后会写,写在“评传”的基础上,却不是要取代“评传”。两“传”,可以并存并行。
金庸晚年,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小说创作。
金庸曾说:“写小说比较有成就感一点。《明报》也办得很好……但新闻工作是一个短期的,不是永久性的,而文学创作是一个长期的、永久的事情。”(谭胜《金庸访谈录》)
在另一场合,金庸又说:“我真正觉得有点成就的是写小说。说做生意,香港有很多很成功很赚钱的生意人;说办报,全世界有很多很好的很受欢迎的报纸……小说不同,一百年之后或者还有人看呢……如果后人说我是这个时期‘一个很受欢迎的中国小说家’,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994年在北大,有同学问:“武侠小说在您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金庸答:“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1999年,金庸说:“作为自己的定位,工作时间跟精力大都放在办报纸上,但实际上却是个小说家。确切地说,我是个小说家、老报人。再过几十年,可能人家只知道我是个小说家,而不会记得我是个报人。”(万润龙、徐有智《金庸访谈》)
2005年,万润龙问:“您一生中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家、报人、社会活动家、学者等等。如果让您自己选择,您认为您最大的成就是哪一类?”金庸稍作考虑后回答:“就影响而言,应该是小说……有这么多成亿的读者跟着我的小说展开想象的空间,对我来说是十分开心的事。”
金庸作为“报人”,作为社会活动家,其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将不断衰减。其小说家身份,必将日益凸显。金庸前半生(1972年之前)的经历在他十五部小说中留下的印记,就格外值得重视。
“金庸”是1955年的查良镛开始写小说时为自己起的笔名。1972年,查良镛“封笔”,不再写小说。之后他主要是给《明报》写社评,都不以“金庸”署名。这部《金庸评传》,以1972年之前为主,也还说得过去。
金庸的身份,首先是小说家,本传关注他“封笔”之前的社会经历,亦关注其阅读经历(看京剧、看电影、听歌剧、听民歌等,皆可归于“阅读”)。非唯金庸,所有的文学家,其创作所受影响,都不外这两者。
以1972年为界,后半生,金庸行走于海峡两岸(1973年,金庸首访台湾地区,会晤对岸实权人物蒋经国、严家淦),更风光,更闻名;之前,他前半生的生命经历,更重要,更值得关注。
“修辞立其诚”,我写出的,只是我个人对金庸和金庸小说的真实看法。写这部评传,并不想讨好谁,更不想惹谁不高兴。朋友们要是感兴趣,读了,对我的金庸观,必有赞成的,不赞成的或许更多。朋友们赞成还是不赞成,不是我写作时所考虑,更不是我写成后所能左右的了。
歌德曰:“从来没有人真正理解过我,我也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过任何人;没有人能理解其他人。”现在与将来,我都不奢望写出一个“真实的金庸”,只求写出自己对金庸其人其书的真实看法。
很多时候,我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一种可能性,指出金庸“可能”是这样的金庸——真实与否,真实度几何,皆无从验证。这些看法,是正确的成分更多一些,还是错误的成分更多,有待大批评家丹纳眼中那最大的批评家,也就是时间和人民,来判定。
由着我的性子和认知,确实考虑过,要在每句话里面都加上“可能”或“个人认为”等字样,总嫌啰唆得太不成话,只索罢了。
法朗士认为:“客观的批评并不存在,正如客观的艺术并不存在。”我们没必要强求自己更“客观”,如实地说出自己对某人某作的“主观”看法,已经很可以了。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主观”看法,众声喧哗,相互激荡,假以时日,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对这个人或这部作品比较接近“客观”的、更为公正的评价。
金庸文学成就之高低,唯天下后世可定。今时今人自不妨各抒己见,却大可不必过分自信,认定自己所作评价,便是千古不刊之定论。
有些文学家,如“大历十才子”,生前声名显赫,在后世的文学史上终于光芒尽敛。有些文学家,如陶潜,如杜甫,生前的声闻并不显著,很多年后,其文学成就才得到社会普遍认可。
小说与戏剧、与诗歌又有不同。早期的小说家与戏剧家,无论作品多么受欢迎,读者多么广众,深爱这些作品的读者,囿于时代的偏见,并不认可小说家和戏剧家的文学地位。近在百年前,所有的戏剧与小说,在绝大多数国人眼中,还都是通俗的,是庸俗的,是低俗的。曹雪芹逝后一百多年,其成就方得普遍认可。王实甫、关汉卿得到承认,更是他们死后六百年的事了。西方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最早也被视为“通俗”,几百年后,其作品才真正“经典化”。
当世小说家,其文学成就之高低,唯天下后世可定。
为金庸写传,我无意给自己预设一个或“俯视”,或“仰视”,或“平视”的立场——什么事,预设立场,刻意为之,就不好了。我也不介意有谁说我俯视、仰视或平视了金庸——如实地写出我之所“视”,就够了。
说金庸小说只有59分的高度,未必就是俯视(后世的评价可能还在59分以下)。说金庸小说有90分的高度,也未必就是仰视(后世的评价可能更在90分以上)。刻意强求自己“客观”评价金庸小说,不高不低,给它一个70分,这种态度看似超然,其实只是乡愿。
包不同先生曰:“至于男子汉大丈夫,是则是,非则非,旁人有旁人的见地,自己有自己的主张。”此语最好。当然,在坦然说出自己真实观点的同时,也要记得,像世上每个人一样,自己并不代表“绝对真理”。
南开大学陈洪教授认为,金庸小说会成为五百年后的《水浒传》,是否就是在“仰视”金庸及其小说?
冯其庸说:“我一边研究《石头记》,一边却酷爱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曾戏称自己有了‘金石姻缘’。”又说:“武侠小说属于中国的俗文学,从文学范畴所言,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都归属于俗文学……俗文学占了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四分之三,你总不能不承认吧?《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有这么高的文学地位,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在文学史上没有地位呢?”(曹正文《听红学家冯其庸说“金学”》)谢有顺也有同样的观点。在某些人看来,冯、谢二先生,自然也是在“仰视”金庸。
金圣叹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之右者。”当他提出这惊世之论的时候,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以为他是在“仰视”施耐庵。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觉得金圣叹在“仰视”。“仰视”与否,最终要靠时间和人民给出答案。俄国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
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直叹气:“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将金庸小说与《水浒传》相提并论,就有人说这是“金庸吹”,殊不知三百多年前,金圣叹将“闲书”《水浒传》与《史记》相提并论,在时人眼中,正是不折不扣的“《水浒》吹”。
认定自己“绝对正确”,才好意思指责别人在“吹”或“黑”。不同意别人对某作者、某作品的评价,一一指出您认为他哪些地方说错,就可以了。不讲理,只给人扣上“吹”或“黑”的大帽子,“平和中正,憨态可掬,悠悠然做出天下无人不偏激,唯我一人得中庸之道的嘴脸”,很没有必要。
别人给出的评价更高,就认定他在“仰视”。这种论调,煞是可笑,太把自己当回事。哈耶克说得好:“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
以上,谈的是金庸其书。谈及金庸其人,他的品行,在那些道德特别高尚的人看来,真是千疮百孔。他们当然有资格大肆指摘金庸的品德,我却没有。因为我自己的品行就很一般,所看到的金庸,竟是“大醇小疵”的了。
金庸在小德上有出有入,在大节上却是无亏无愧。
除了对不起前妻朱玫,金庸似乎再没做过什么真正“缺德”之事。从已有的可信的资料来看,金庸的品德或许不够好,但至少不比我更坏。我还不曾忘记自己是什么德行,不仅是不敢苛责金庸一人,对任何像金庸这样没有重大道德问题的人,都不敢投以严苛的眼光。我不配!
真正达到“圣贤境界”的人,是不会以圣人标准强求于人的;自己都还不是,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人都要做圣人?
高中时期,金庸已经通读了英文版《圣经》,而终于皈依佛学。我亦非基督徒,但是,对于《圣经》所书“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之体会,并不比某些身为基督徒的传记作者更浅。
加于金庸其人其书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本传往往不惜辞费,予以辩驳,因为我一向深信: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金庸小女儿查传讷认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这一点,我有同感。本传,也往往由金庸的经历,谈及他的小说,再由金庸小说的人物、情节、理念与情怀,谈回金庸本人。通过读其书,做到知其人。时时警醒,尽量不要过度解读,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避免。
本书第七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对金庸小说有较深入的分析。分析的虽是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实质还是关注小说作者金庸其人,关注他的个性,他的抱负,他的思考,他的矛盾,他的困惑。这些文字,应该写在《金庸评传》,而不是《我看金庸小说》这类书中。
丝毫不敢编造故事,这部评传,收录的是我认为比较可靠的资料,以及根据这些资料做出的某些推测。哪些采自可靠的资料,哪些只是我个人的推测,行文中应该很容易看出来。
可能性非常大的推测,我才会写出;然而推测只是推测,可能性再大的推测也不见得就是事实,这一点,我还知道,还记得的。可信与否,朋友们当自行斟酌。
金庸在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的第一节写道:“‘所见、所闻’是真实的。‘所思’则是个人的感想,其中不可避免的有个人的偏见,个人的浅薄无知……”本传所采用的资料,总是力求真实可靠,而书中所做的推测,也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不可避免地有我个人的偏见和个人的浅薄无知。
书中引用的金庸或他人的说法,如果采用转述方式,少用引号(这并不难,也不很麻烦),朋友们读起来还能稍微流畅些,但我一向认为,引述各种资料,总要力求准确,所以书中的引号仍然很多,《金庸评传》的可读性不免有所损伤,而愚衷如此,鉴谅则个!
不限于与金庸有关的资料,《金庸评传》中用到别人的观点,基本上都是直接抄录。清代学者陈澧认为:“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对我而言,最爱“明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别人的语言表达,都比我更高明,如蒙田所言:“有时由于拙于辞令,有时由于思想不清,我无法适当地表达意思时就援引其他人的话。”钱锺书则曰:“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己出也。”
《金庸评传》无论引用哪位大名人的话来为我代言,只是我个人赞同他的此一观点,不是说他每句话都对,不容置疑。(与我相同的)此一观点,正确与否,每位朋友当然自有权衡。
没有冷夏、傅国涌两位所写传记在前,此传就很难写起。
一直很感谢冷夏,写出第一部比较完整全面的《文坛侠圣——金庸传》(稍后,费勇和钟晓毅两位先生所著《金庸传奇》也不错,只是太简略),使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金庸的生平梗概。
金庸从来不穿牛仔服,冷夏却说1950年金庸穿着牛仔裤到北京外交部求职,这一错误已由金庸本人指出。但我看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大的、事实上的错误,并不很多。服装问题是小节,能避免自然更好。
冷夏这部《文坛侠圣——金庸传》,最大的问题,是把传主作为“成功人士”,而不是文学家来写。这部传记,固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确乎是填补空白的著作。这部书陪我很久,该书提供的资料,对我理解金庸其人其书,助益甚大。
傅国涌对金庸其人其书的解读,我几乎都不赞成,但对他在搜集资料上做出的努力、表现出的功力,我十分佩服,十二分感谢。
傅国涌用到的资料,有些我很早也看过了,但金庸早期的三篇佚文,金庸的《明报》社评,不通过傅先生,我读不到。
沈西城旧作《金庸与倪匡》,还有2018年12月出版的《金庸逸事》,两本书篇幅都不很长,对我启发却很大。
要了解金庸的报业生涯,张圭阳所著《金庸与〈明报〉》一书不可不读。傅国涌《金庸传》写金庸的办报经历,多取材于此书。这部《金庸评传》亦然。通过张先生的著作,我也多读了几篇《明报》社评。
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牛阿曾《〈金庸年谱简编〉补正》,皆完成于拙著初稿写成之后,我又据之做了一些增益修正。
查玉强兄搜集金庸十几位同学的文章,又访问金庸的亲友同学,辑成《同学眼里的金庸》,搜罗细密,耗时费心,功德甚大;并通读这部《金庸评传》,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至情可感。
本传对金庸1972年“封笔”后的生平着墨较少,最重要原因,就是今日我尚无机缘读到全部《明报》,尤其是金庸的《明报》社评,掌握的资料仍太少。
一部完整的《海宁查良镛先生大传》,总是要写的。请俟他日。
2016年8月初稿
2023年7月改定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