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时间的裂缝中窥视过往，会发现历史时常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荒谬感。随着一场拙劣的、犹如闹剧的、又热度非凡的武术比赛，金庸和梁羽生带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雅望，徐徐地拉开了新武侠小说大幕。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在《射雕英雄传》诞生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还珠楼主还未放弃他所擅长的武侠小说创作，甚至“北派五大家”中年纪最轻的王度庐，都将自己的写作生涯拖到几十年后。旧武侠小说作家和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存在于同一时代，恍惚中似乎穿越了时空，就像看到垂垂老矣的谢晓峰出现在《圆月弯刀》里一样，让人产生了难以置信的错愕感。

“新派武侠小说”这个说法，也一直存在争议，胡正群和覃贤茂都认为“古龙之前无新派”，并都拿出了相应的论据。姑且不论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古龙与金庸并驾齐驱已经成为事实。这对古龙来说可谓“与有荣焉”，因为没有人能否认，金庸早已成为最顶级的文化符号，绽放出的光芒可以照耀整个华人世界——在当年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以绝高的眼界和心智，游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一手牵着国民党，一手牵着共产党，曾经背靠港英政府，最后面向大陆政权。看似儒雅中庸，实际深沉如大海，可以洞彻天下之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能做到笔落惊风雨，书成泣鬼神。如果不是古龙及时出现，他甚至能以一己之力压制住台湾几百位武侠作家。

然而，一些金庸研究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总想通过打击、贬低其他作家，将金庸小说推向神坛。极端的研究者，甚至认为金庸超越了除曹雪芹之外的古今所有小说作家。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看不上现、当代作家。或者说在他们眼中，沈从文、张爱玲等旧时文人也好，莫言、余华等新生代主力也罢，虽然能够写出不错的作品，可都不如金庸小说伟大。至于和金庸齐名的武侠小说作家，如梁羽生、古龙之流，更是难入这些研究者的法眼。他们有个代表性的观点：“古龙小说是武侠小说，金庸小说却不止是武侠小说。”

这真是一个古怪的结论。“不止是武侠”的小说，明显高于“武侠”小说，在这些研究者心里，是不太瞧得起“纯”武侠小说的。可当面对一些“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入流”“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批评声音时，他们又说评价一部小说的好坏，不应只看类型，更该注重小说本身表达些什么。“双标”的背后，是昏昏然的“独尊金庸”之心。

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而且是用白话文写作，这就与金庸小说有了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一些金庸研究者看来，如果要想昭示金庸无人可比的文学成就，就必须跨过鲁迅这座巍巍高山。他们也知道，鲁迅的影响力太过巨大，如果单纯地予以贬低，肯定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故此会先战略性地说一句“鲁迅小说写得很好”——然后开始转折，“可惜都是短篇”——最后貌似得出结论，“所以不如金庸”。三段式说法，可谓图穷匕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先夸上一句，然后再做批评，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来自各方的阻力。其实鲁迅到底怎么样，他们根本不关心，只是想亮明“金庸小说胜过鲁迅小说”的观点而已。

长篇小说确实具有某些方面的优势，甚至一些主流文学作家也以能写出长篇小说为荣，但这不该成为金庸压倒鲁迅的理由。单从篇幅长短断定优劣，不但狭隘，而且是在舍本逐末。毕竟文学作品真正比的不是字数多少，而是要看“含金量”，也就是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思想性、艺术性、政治性，社会性、先见性……有金庸研究者从这些维度对比过两位作家的小说吗？很遗憾，在笔者的视野之内，只见过寥寥几篇，都是结论先行，然后再做一些过场式的粗陋对比，基本上没有任何令人信服之处。

笔者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尴尬的状况。如果以思想性来衡量两位作家的作品，很难得出金庸胜过鲁迅的结论。谁要真这么做了，估计会被批评得体无完肤。接下来从艺术性、政治性、社会性、先见性等角度比拼，金庸又有多少胜算呢？往最乐观处说吧，总体上势均力敌，可这也不是金庸研究者想要的——他们最想证明的是鲁迅不如金庸。所以琢磨来琢磨去，也只能从篇幅长短上打击鲁迅，这是他们的无奈之处，也是他们的可怜之处。

那么鲁迅的小说是否能够让人在评价时，彻底忽略其篇幅上的长短呢？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可以引用一段莫言的文字，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愿意用我全部的作品换鲁迅的一个短篇小说，换他一个《阿Q正传》，如果我能写出一部类似于《阿Q正传》的作品……那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小说都不要了。

为了突出金庸“神”一样的地位，很多研究者还爱拿金庸小说上亿销量说事，言外之意，销量的前所未有，就等同于金庸在文学史上的无与伦比。

这无疑又陷入一个误区。四大名著中《西游记》的群众基础最好，流传范围也最广，难道因此就可以说比《红楼梦》更具艺术价值吗？再举一个国外的例子，《哈利•波特》销量多达5亿册，它的文学成就真能高过狄更斯和简•奥斯丁的作品吗？金庸小说在国内销量最高，只能说明它影响力大，不能等同于文学成就最高。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就像最有人气的演员，并不见得最有演技一样。

现在就讨论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言之过早，没有经历过时代变迁，岁月洗礼，就没办法真正认清一位作家的价值。过早地将金庸推向神坛，不是明智的做法。德不孤，才有邻，用充满戾气的方式打杀百家，只能让更多的人远离金庸。研究者当然有权利表达个人看法，前提是摆脱意气之争，否则其他作家的追随者也会奋起效仿，撕咬过后，难免剩下一地鸡毛。

二

以作协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界，关注的只是金庸的多重身份，对于他的十五部小说，一直采取的是壁上观的姿态，即使个别人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提及金庸小说，恭维式的推崇背后，是平时的一贯冷漠和刻意的疏远。

这样的表现让金庸研究者大失所望，带着些许愤怒，开始以极轻视的口吻批评作协“官僚化和衙门化”。与此同时，却对另外一些推崇金庸的人青眼有加，动辄就说某些位高权重的文化（政界）名人也喜欢并看重金庸小说，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批评那些不认可金庸小说的人，是好坏不分的凡夫俗子。

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因为世上有更多的文化名人根本不看武侠小说，更不看金庸小说，以他们的身份也不屑于跟世人解释什么——像胡适、李敖、易中天那样直接批评武侠小说，乃至金庸小说的人并不多见。任何人只要心平气和去想，都会明白金庸之所以受到众多文化名人的追捧，与他复杂的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仅凭武侠小说作家的身份，怎会受到几代领导人的接见？怎会被中国作家协会聘为名誉副主席？怎会有众多研究者对所谓的“金学”趋之若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会有人天真地认为，倪匡只是觉得金庸小说写得好，就一连推出五本《看金庸》吧？

如果将推崇金庸小说的文化名人罗列出来，还会发现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里面大多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还不乏通俗小说作家（包括网文作家），却唯独有一类人缺席了，那就是严肃文学作家。当然不是一个没有，而是说这个群体在“金学”研究中的存在感极低。

这并不是一种好现象。文学史一向由严肃文学压轴，严肃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往往就是时代的高度。很多严肃文学作家，没有对金庸作出过多的推崇，当然不是因为门户之见，而是两者的创作理论完全背道而驰。莫言说过两段很有代表性的话：

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作品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

写历史可以写胜利者的历史，但写小说我觉得恰好要写失败者的历史，小说家最好的素材，不是胜利者的历史，而是失败者的历史，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内心深处，那个时代才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丰富，作家才可以由此而探索到更多的人类灵魂的奥秘。

这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创作宣言，也是很多大师级严肃文学作家的普遍看法。他们当然也知道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区别，但在评判标准上却无意厚此薄彼，毕竟在世界范围内的通俗文学也有经典之作，如果刻意放宽批评尺度，反而会有歧视之嫌。

这就让新派武侠小说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即使被奉为经典的金庸小说，代表作也都是在以各种巧妙的方式书写着胜利者的历史。郭靖、杨过、张无忌、萧峰、令狐冲……这些家喻户晓的人物足以让每一位读者都躺在风光无限的侠客梦里。就连最不像武侠小说的《鹿鼎记》，也在罕见地、热烈地颂扬着康熙王朝的同时，让韦小宝在七个女性伴侣陪同下飞黄腾达。杀鳌拜、救太后、护顺治帝、平神龙岛、打雅克萨，受封一等鹿鼎公、抚远大将军，与其说这是部反讽现实的杰作，不如说是世俗社会中成功学的样板。金庸甚至直接说出过自己的想法：

我写武侠小说，着眼点只是在供给读者以娱乐，只不过讲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替读者们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绝不像梁羽生兄那样具有严肃的目的。

这也就是武侠小说被称为“成人的童话”的原因之一。无论主人公是什么样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坎坷，最后总会站在人生的巅峰，其间会穿插些固有的写作套路，还有各种或宏大或炫目的打斗场面。之所以没有沦为“让文化精神枯萎”的爽文，是因为金庸确实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同样是跳崖不死，同样是争夺武功秘籍，同样是背负血海深仇，同样是众女追一男，别人写或许会显得无比滥俗，然而在他笔下却洋溢出别样的风采和魅力，无论是人物的塑造，还是情节的推进，读来都有让人赞叹不已、欲罢不能之处。

尽管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欢，可莫言对于这种以娱乐为主的创作态度，不可能有多支持，故此他对金庸小说即使有所推崇，也只是点到为止。很多金庸研究者反复提到莫言的一段文字，想借此说明金庸小说的骄人成就：

金庸小说文学含量还是很高的，我必须承认他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很多所谓的严肃文学，也未必达到他这样的艺术成就。

听话还要听弦外之音，“很多”严肃文学比不过金庸小说，那“很多”以外的另一些，肯定就不比金庸差，甚至是强过金庸了。以通俗文学中的“上驷”去对决严肃文学中的“下驷”，就算赢了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何况“文学含量很高”“艺术成就很高”之类的评价，界限也过于宽泛，还珠楼主小说不是吗？梁羽生小说不是吗？温瑞安小说不是吗？沉稳老练的莫言，对刘慈欣写的《三体》评价也是相当高的。有些话他看似永远不会说，事实上已经等于说了。

莫言的好朋友，先锋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余华，以性格耿直著称，说话就没这么客气。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他说自己喜欢看武侠小说和枪战小说，但给出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看大仲马是因为小说里有开枪的情节，“我是只要有枪声的，都喜欢”。《射雕英雄传》则是有选择地翻看，里面恋爱情节全部跳过，“因为我是去看那个打的（打斗场面），这是目的”。

余华这种以消遣为目的的阅读方式，代表了很多严肃文学作者对金庸小说的态度，就算非常喜欢，也不是因为里面的文学性，而是娱乐性和趣味性。余华还只是限于调侃，另一位作家刘震云，提到金庸时完全不留情面：

如果这么写下去（指按照大家喜欢的方式写作），那我就成金庸了，就不是一个作家了。

当主持人接着他的话再次确认“您的话里边的意思就是金庸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时，他进一步解释道：

我不是说他不算一个作家，他不算有持久思考能力，能够不断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就是一个不同看法的作家。你要是照着这样写的话，可不可以？也可以，当然我觉得那种小说的话，也是一种小说，我对这种小说也非常地尊重，我只说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区别的。

有追求的严肃文学作家永远会将作品的思想性放到第一位，在他们看来，小说里是否融入琴棋书画、诗词曲赋、佛道儒墨、唐风宋韵并不重要，这些只是小说外在的“皮”而已，真正该关注的是人类的苦难命运，是精神的升华和灵魂的洗礼。

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鼎盛时多达几百位，极少有人会用严肃文学作家的态度去从事创作，或许真正例外的只有古龙，他以殉道的决心，让人们看到了侠客面具后的真相。如果说前期写的沈浪、楚留香、李寻欢，还有将侠客神化的迹象，到了《天涯明月刀》《英雄无泪》和《三少爷的剑》，就彻底变更了写作路线，改写被命运击倒，或与命运抗争的悲剧英雄。

这也就是易中天所说的“古龙似乎更注意到侠和侠文化的悲剧性，所以比金庸小说也更具现代性”的原因所在。其实在数十年前，陈晓林和龚鹏程就已注意到古龙小说的“现代性”，前者说“（转变后的古龙）基本上与现代文学——尤其是西方小说比较接近，而与原来长久以来传统演义小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后者更直言“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转型，确实是在他（古龙）手上完成的”。

三

回顾巨星云集的新派武侠小说史，没有谁比古龙的崛起更加艰难，他要面对的是弥漫在四周的凛冽剑气，是各路诸侯的同场竞秀。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这些人就像高山大海一样横亘在前方，举手投足间无不彰显出王霸之气。而在一海之隔的香港，金庸已经完成了他封刀挂剑前的大部分著作，以一代宗主的身份，成为让天下豪杰顶礼膜拜的典范。

作为姗姗来迟的后起之秀，古龙注定要失去创作上的先机和优势，面对各逞其雄的开派诸公，还有他们一同构筑起的创作壁垒：技巧上千锤百炼，风格上各擅胜场，形式上多种多样，要想在此基础上翻空出奇，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古龙虽然表现出貌似恭谨的态度，心底的波澜却从未停歇过。追随时风，局促于先贤屋檐下，非其所想也，他知道只有另辟蹊径，才能看到隐藏于重重帷幕之后的希望之光，让自己从压抑到窒息的深渊中挣脱出来。

世人几乎都忽略了他的另一个身份——武侠小说理论家。这个身份对于日后以小说享誉海内的古龙而言，似乎可有可无，但对他的创作却起到积极作用，有提纲挈领之效。以洋洋万言的《关于“武侠”》一文为例，古龙从唐人记事开始说起，对各个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出了深入研究，多发前人未有之言，尤其对于金庸小说的解读极为用心，而且陈义甚高。

两个人虽是同一时代的武侠作家，可出道有先后，成名有早晚，年纪也相差十几岁，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古龙更像是一个晚辈，或者说就是一个晚辈。做晚辈有个好处，就是在提到前辈的时候，不用自矜己德，可以谦虚得像个学生，也可以热情得像个粉丝。古龙对金庸就是这样，且时有惊人之语：

我本不愿讨论当代的武侠小说作者，但金庸却可以例外。

因为他对这一代武侠小说的影响力，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近十八年来的武侠小说，无论谁的作品，多多少少都难免受到他的影响。

……

我自己在开始武侠小说时，就几乎是在拼命模仿金庸先生，写了十年后，在写《名剑风流》《绝代双骄》时，还是在模仿金庸先生。

我相信武侠小说作家中，和我同样情况的人并不少。

以古龙的眼界和成就，能让他说出这些话来，非常不容易，这种对于先行者的推崇，在文学史上是有迹可循的。古龙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李白之于孟浩然，陈寅恪之于王国维，甚至后来的温瑞安之于古龙，都是如此。

如果古龙仅仅把金庸当作偶像，当作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那他也就不是古龙了。面对着金庸带来的巨大压力，他终于喊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口号——“求新、求变、求突破”。“新”对应的是“旧”，那什么是旧呢？民国武侠是旧，古龙之前的新派武侠当然也是旧，他甚至直接提到金庸：

金庸先生所创造的武侠小说风格虽然至今还是足以吸引千千万万的读者，但武侠小说还是已到了要求新、求变的时候。

古龙对金庸的态度就是这样微妙，一边不吝赞美之词，一边还要打破金庸所设的樊篱。他就像个穿越时空的布道者，要用他超越于时代的眼光和气魄，在主题类型、思想意蕴、人物塑造、语言风格上对武侠小说进行全方位地出新。

他当然成功了。不但成功了，而且“打破了金庸不可战胜的神话”（覃贤茂语），即使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他的小说依然充满了经久不衰的魅力和不可思议的勃勃生机。新颖的叙事逻辑、独特的审美感悟、浓郁的先锋意味，交叠出一个与金庸、梁羽生完全不一样的江湖，新的世界在群山战栗中已然来临。

金庸还曾喊出一个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口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也成为一些研究者用来批评古龙小说的论据之一，说古龙小说太过于关注个体感受，不如金庸小说格局宏大。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刘慈欣的《三体》比金庸小说能强上百倍，因为已经上升至宇宙社会学的高度，江湖帮派的打打杀杀，怎么能比得上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相遇时那般诡谲绚丽。

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对比，就像不能用《三国演义》去压制《红楼梦》一样。贤主昏君、文臣武将的龙争虎斗，从文学性上看，并不比贵族公子小姐的爱情故事更为高明。故此是郭靖、张无忌写得好？还是李寻欢、楚留香写得好？还真难下定论，在人物塑造上各有侧重，各有优势。

金庸小说存在一个极大的悖论，侠客在高喊“为国为民”的同时，又是在以武犯禁，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随意杀人。萧峰在聚贤庄大开杀戒，至少有数十人死在他的手上。洪七公自道曾杀死二百三十一人，并且毫无反省之意。他们杀人时固然酣畅痛快，可真不用背负任何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吗？

古龙小说当然也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可因为他笔下的男主人公，多是洒脱不羁的游侠浪子、刺客杀手，甚至还有强盗、愤青和刽子手，这些人并不把家国大义挂在嘴边，行走江湖时完全没有道德包袱，反而在个性和人性的冲突中更能彰显身处绝境的侠气，意蕴也就更为辽阔和深远。“我不能制裁你，因为我既不是法律，也不是神，并没有制裁你的权力”。说出这话的居然是“盗帅”楚留香，而不是大侠萧峰或者郭靖，真是讽刺极了。

古龙还曾批评过武侠小说中关于动作招式的一些写法，虽然没点名，所批评的范围可以涵盖金庸小说。

武侠小说中当然不能没有动作，但描写动作的方式，是不是也应该改变了呢？

——这道人一剑削出，但见剑光点点，剑花错落，眨眼间就已击出七招，正是武当“两仪剑法”中的精华，变化之奇幻曼妙，简直无法形容。

……

这大汉怒喝一声，跨出半步，出手如电，一把就将对方的长剑夺过，轻轻一拗，一柄百炼精钢制成的长剑，竟被他生生拗为两段。

……

郑证因派的正宗技击描写：“平沙落雁”“玄鸟划沙”“黑虎偷心”“拨草寻蛇”，还珠楼主派的奇秘魔力、裸裎魔女……这些，固然已经有些落伍，可是我前面所写的那些“动作”，读者们不是也已看过多少遍了么？

这样的动作招式，从“北派五大家”开始，已经传承了几十年，到了金庸小说中，基本上没作任何变化，他所力求的不过是在写的时候更加吸引读者而已。太极拳、太极剑大家看多了，那就写更加玄奇的“乾坤大挪移”和“吸星大法”，鹰爪功、六合拳这些土掉渣的武功名称已经跟不上时代，那就改为更有吸引力的“六脉神剑”和“独孤九剑”。在描写时还是敌对双方你来我往，力求一招一式都写清楚，就连以无招胜有招著称的“独孤九剑”也是一样：

那人赞道：“很好！”木剑斜刺令狐冲左胸，守中带攻，攻中有守，乃是一招攻守兼备的凌厉剑法。黑白子在方孔中向内观看，一见之下，忍不住大声叫道：“好剑法！”……便在此时，令狐冲第二剑早已刺到。那人木剑挥转，指向令狐冲右肩，仍是守中带攻、攻中有守的妙着。令狐冲一凛，只觉来剑中竟无半分破绽，难以仗剑直入，制其要害，只得横剑一封，剑尖斜指，含有刺向对方小腹之意，也是守中有攻。

古龙明显已经厌倦了这种老掉牙的写法，他认为“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情感的冲突，事件的冲突，让各种冲突堆积成一个高潮。然后再制造气氛，肃杀的气氛”。于是就有了天枫十四郎的“迎风一刀斩”，有了例不虚发的小李飞刀，有了燕十三和谢晓峰的枫林一战。《决战前后》中李燕北和杜桐轩两大豪强对赌、唐门高手琵琶骨被废、严人英持剑寻仇、公孙大娘废园惨死、六条缎带引出各路高手，都是为了铺垫叶孤城和西门吹雪在紫禁之巅的决战。冲突不断、趁机造势、氛围感拉满的写法使得这一战万众期待，结果当然也不负众望，两位绝世无双的剑客如流星般相遇，既有魏晋人物的俊爽风姿，又有武林人士一笑死生轻的旷达洒脱，精彩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于古龙而言，金庸既是他万分敬重的师友，也是他心心念念要超越的对手。两个人在创作方向是相背而行，实际上是古龙的刻意为之，就像康有为倡导北碑，一切都是在以南帖为参照。唐人讲结构法度，他就主张真情率性。唐人讲端庄雅正，他就追求雄强酣畅。《广艺舟双楫》既是书法理论史上的丰碑，同时也是康有为变法未遂后的勃郁之作。

综而论之，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

这种力主求变的语句是不是有些眼熟？因为古龙也曾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变革理念：

我们这一代武侠小说，如果真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到达巅峰，至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到现在已又有十几年了，现在无疑又到了应该变的时候！

两人可谓殊途同归。所不同者，康有为尊碑抑帖，为了能自圆其说，有些观点不免欺人欺世。古龙的做法则大为不同，每当提到自己所对标的金庸时，在言语上都有尊崇之意，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如康有为那样大放厥词。这种将对手置于高处的态度，他的小说也时有体现，李寻欢就曾说过：“要找个能令你尊敬的朋友并不困难，要找个能令你尊敬的仇敌却太难了。”快活王对沈浪是这样，司马超群对朱猛是这样，丁宁对姜断弦亦是这样。

大体而言，金庸是带着家国同构的政治理想，以一支健笔称雄海内，他笔下的侠客总是一边栖身于江湖，一边心系着天下苍生。古龙的追求则更加契合魏晋时期明心见性的自由精神——但这种自由精神并不是一蹴而就，甚至还需要一个痛苦孕育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