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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板金庸(1)

[日期:2014-01-25]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石贝 [字体: ]

  英皇道上的明报大厦

  如今,在有中国人的地方说起“金庸”或者“查良镛”,几乎无人不知,很多人谈起来甚至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态。每当此时,我仅仅以一种回忆的心情谈起查先生,并提到我曾在《明报》供职,而且还曾为查先生作检查报纸的工作时,周围的人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

  其实,对于当年在《明报》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说,查先生不过就是我们的老板,并非像后来的人将他奉为“神”一样的人物。在《明报》工作的人,不论是总编辑还是排字房的阿伯,都称他做“查生”,就如香港人称呼“李生”、“王生”、“张生”一样普通而亲切。

  当时,明报大厦在香港北角英皇道六五一号,入口大门只有一扇门,仅容一人出入,两个人同时出入的话,几乎是不可能。进门之后,大约只有五尺见方的地方供人等候电梯,与电梯相对的是一个四尺来高的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一位阿伯。这就是当年《明报》的“接待大厅”了,其实这里相当于收发室,但这仅是个大厦入口,如果称之为“室”,未免牵强了点儿。

  旧明报大厦楼高九层,第十层是另外加盖出来的饭堂,但是整栋大厦只有两部电梯,一部在前文提到的接待大厅,是老式的日本电梯,最多只能装载六七个人,再多就要挤成沙丁鱼了;另一部在大厦后门,专门为运货而用,比前面的那部大多了,但是很脏,除非前面的电梯坏了,没有人会用运货电梯的。

  而查先生每天都跟我们使用那部唯一的电梯,我们经常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见到查先生在入口处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认识的人打招呼,包括坐在柜台后面的阿伯,笑眯眯的,偶尔也会闲聊几句。

  电梯来了,大门从中间打开,等电梯的人几乎是一拥而入(因为里面太小),查生也被“包裹”在里面,人不是太多的时候,查生会继续跟认识的人打招呼,聊闲天。

  那部电梯从早到晚负担不轻,所以常常要停机医病,一到这电梯请假治病的时候,《明报》所有员工,不论老板老总,还是编辑小记都要“走后门”———由运货电梯上楼。

  1991年查生将《明报》卖出不久,英皇道上的明报大厦便寿终正寝,再到那里去望一眼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一幢簇新的大厦拔地而起,《明报》在英皇道上已然画了句号,从此搬到更东边的鲗鱼涌去了。

  《明报》门口遇老板

  1981年底,我刚到香港一年多,因缘际会认识了当年的《明报》总编辑潘粤生先生,并幸运地在《明报》副刊拥有了一个小专栏,从此,便跟《明报》结了缘,一写便写了十三年,这是后话了。

  小专栏只有四百字,栏名叫作“白衣集”,总编辑开始说主要写跟医药有关的内容,我本人出身医学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写点医学常识对我并非难事。只是后来我跟老总(《明报》总编辑)要求:除医疗内容之外,可否涉猎其它。老总欣然答允,于是,我没有了限制,便“大刀阔斧”地每日爬格不止,虽四百字的专栏,我每一篇都认认真真地写,不敢马虎。

  当年传真机还没有问世,所有稿件若不是靠邮寄,便要自己跑到报馆送稿。我白天在家教钢琴,晚上写稿,有时为了不错过截稿时间,便亲自搭车到北角明报大厦送稿。

  大约是1983年的一天晚上,我去送稿,刚好查先生在等电梯,我拿着装着稿子的信封推门交给柜台后面的阿伯,查先生便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还夸奖了我一番:“欧阳小姐,你写得不错啊,继续写啊。”

  自从我写“白衣集”开始,我便用“石贝”做笔名,但查先生知道我本姓“欧阳”,便称我“欧阳小姐”,一直到我最后一次见他,他都是这样称呼我的。

  查先生习惯每天晚上都回到报社写社论,所以,那天晚上我到明报大厦去送稿正好见到了他,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查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很和善,并很斯文的老人家,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说起话便带着微笑。查先生的这个样子后来一直持续未变,不管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都是这一副脸孔。有不喜欢他的人,背后也称他“笑面虎”。

  不要放弃教钢琴

  1985年春天,当时的《明报》总编辑潘粤生先生有次闲谈中问我,有没有兴趣到《明报》做编辑,那时,我正在教钢琴,并同时为《明报》副刊写专栏,但报纸编辑一直是我向往的工作,于是便一口应承下来。

  上班不久,查先生便在七楼的办公室召见我,并跟我说:“我知道你现在教钢琴,不错的职业嘛,不要放弃啊,报馆的工作虽然也不错,但是远没有教钢琴收入好,我希望你不要放弃教钢琴,因为报馆方面不可能给你那么好的人工(薪酬)。”

  查先生对我如此关心,当然也非偶然,因为他有一位医生朋友当时也是我的朋友,正是这位医生将我介绍给查先生认识的,故,查先生大概对我便有一种出于老友的朋友的关心吧。

  不过说实在的,我这个人比较笨,并不懂得如何利用这种唾手即得的人际关系,去发展自己的前途。既然查先生如此这样关心我,那时,我就每天上午去《明报》上班,下午和晚上仍在家继续教琴。

  1985年距1997年香港回归还有十二年,中英两国从1982年开始谈判,在谈判期间,香港也有各种极端或激烈的主张,但由于谈判主角不是香港,港人即使有偏激或针对中国政府的主张,仍然有英国当“挡箭牌”。

  不过香港毕竟是言论自由的社会,自从1984年9月中英两国草签联合声明以后,香港的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各界对草签的不同看法与意见。《明报》也不例外,在查先生的主持下,开辟了一版“自由论坛”,专门登载来自各报的不同政治观点。

  这个论坛大约占半个版面,由一位姓麦的编辑主持,我的工作是帮他找他需要编辑版面的资料,大多是从《明报》的资料室取得资料。

  因我只上半日班(上午),下午要回家教琴,但麦先生和大多数编辑都是下午上班,所以,每天麦先生下班之前都会留个条子给我,指示我要找什么资料。可能是我每次都认真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麦先生常常会在条子上表扬我一番。

  “自由论坛”的工作做了不到一年,有一天查先生传我到他的七楼办公室,招呼过后查先生问我:“你是不是跟麦先生的关系不好啊?”

  我听了一愣,哪有这回事啊?便答道:“我们的关系还不错嘛,麦先生还时常请我去饮茶呢。”

  查先生好像有点不信,我马上请他等一等,飞快地跑回九楼编辑部,从我的抽屉里找出麦先生给我留下的所有条子,又跑回七楼,交给查先生看,里面有几张条子都写着邀请我饮茶的字。查先生看罢说道:“对啊,你们关系还不错嘛,怎么他跟我说你跟他关系不好呢?”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人心难测,不过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邓小平与金庸
邓小平与金庸
邓小平与金庸
邓小平与金庸
 
  在人大会堂召见金庸

  就在我进入《明报》的前四年———1981年,正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决策之初,经过了十年浩劫,正是所谓拨乱反正,走向正常社会之时,不仅全国人民,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慢慢苏醒过来的巨龙。查先生也不例外,自从他离开家乡,定居香港以后的几十年来,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

  那一年,查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大陆,查问邀请者能否在访问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对查的请求立即做出响应,他表示愿意见见查先生,查闻之后很高兴,他甚至写信给内地亲友,请他们到杭州见面。总而言之,良镛先生那一年的夏天便去了北京,而且是携妻带子女一起去的。

  7月份,香港正是酷热的天气,北京则是三伏天,热得扇子不离手。不过在那个年代,香港冷气机已经普及到每一个家庭,气温虽高,却不会热得像北京那样扇子不离手。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知查先生,18日上午邓小平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查良镛和他的一家。查先生的心情激动可想而知,他穿上从香港带来的西装,打好领带,并嘱咐太太和孩子们也盛装以待。

  北京人民大会堂是中共领导接见贵宾的地方,相当于总统府,到那种地方接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当然是要隆而重之。

  查先生一家那天被专车送到人民大会堂,据说因司机的原因,竟然比预定时间晚到了一会儿。跟着,又被人领到大会堂的福建厅门口,邓小平穿一件短袖衬衫,满脸笑容地在门口迎接他,站在邓身边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握手寒暄之后,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查此刻的心情一定非常兴奋,作为一名作家,作品被中国第一领导人读过,自然开心;其次,邓小平第一次与他见面,不但没有摆出君臣父子的架子,却宣称与他“已经是老朋友了”。查先生很谨慎地,也是出自内心地说道:“我一直对你很仰慕,今天能见到你,很感荣幸。”

  接着,查将同来的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连说“欢迎欢迎”,并详细问了孩子们的年龄,名字,在哪里念书等问题,就像平常人拉家常一样。摄影师走过来,为他们拍下历史性的合照。查良镛,是港澳地区第一个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的文化人。

  邓小平为金庸点烟

  人民大会堂建于1959年,到1981年已经有22年的历史,虽然建筑结构不存在问题,但却没有像香港那样的现代冷气设备,这恐怕也是令查意想不到的,那一天三十几度的气温,实在令查先生燠热难忍。邓小平见状便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 这又一次令从香港来的查先生意料不到,泱泱大国的一国之主竟然称自己是“粗人”,还建议远来的客人除去外衣,“不用拘礼”。共产党人确是不同于港英政府,他们革命的时候就是要推翻一切旧势力,对于西方国家一直崇尚的尊贵西装从来不屑一顾,艰苦朴素才是革命本色,所以邓讲出如此豪迈的话来。

  邓小平和查良镛开始进行比较严肃的谈话,按照平时习惯,邓先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客人查良镛,并为他点烟,查见状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这是客气话,更何况邓小平为他点烟,岂知邓小平还特别解释一番:“有什么敢不敢当的?我们这样谈话已经是老朋友了。战争年代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

  说完以后,邓小平给自己也点了根烟,吸起来。

  这一段老邓给老查点烟的故事,查一直都记忆犹深,八十岁的时候还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的记者听。

  说到查先生吸烟,令我想起一段往事。查先生与很多上一辈的文化人一样,有多年的吸烟习惯,但是八十年代末经医生检查,他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不过不太严重,于是查先生开始戒烟,有一次我在电梯里见到他,他的嘴里像是在嚼着什么,我忽然想起来,便问道:“你是不是在戒烟?”

  查点点头。但是他的心脏并没有因为他的戒烟而健康起来。大约七年以后,他接受了心脏大手术。

  当主席恐难长命

  邓小平和查先生谈起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那次大会上,宣布了几项人事变动,查先生说:“邓小平先生,其实你是可以作主席的,但你坚持只做副主席,这样不重视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接着点了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才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邓对于查恭维他的那些话,并没有正面响应,不是有难言之隐,便是属于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事。邓又说:“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查却缺少解放后在大陆生活的经验,假如他没有避走香江,他那被枪决的父亲,将会带给他不知怎样的灾难呢。

  邓小平似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主动地问起这件事情。按当时的情形来看,邓主动提到这件过去了30年的事,有可能是想为查父“搞平反”,因为那时全国上下拨乱反正,平反冤错假案,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时候被平反,或者恢复名誉的。而且,想统战查良镛,却不为查父平反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查先生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父亲的命运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如此大义凛然的话,邓小平也说不出什么,只说了一句当时最时髦的话:“团结起来向前看。”

  解放后查父被枪毙

  究竟查良镛先生出身于怎样的一个家庭呢?据后来查先生自己披露———

  清末时,祖父查文清先生曾在江苏省丹阳县任知县,是一位官声甚佳的人物。后因“丹阳教案”而辞官归里。所谓的“丹阳教案”,是因为当年有许多外国传教士借西方列强势力欺压中国老百姓,因此引发丹阳县数百名群众围攻教会,并纵火焚烧。朝廷受到外国政府压力,江苏总督要查文清将民众的首谋者处刑,但他却暗中差人通知为首的二人逃走,然后引咎辞职。表现了一种“舍身救民”的气概和正义之心。

  查先生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祖父生前还曾设立了一座义庄,买了几千亩田地收租,租金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妇,使他们能平安过活;凡是上了中学、大学的人,每年都可以分两次领一笔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

  查的父亲曾在上海震旦大学求学,但是还未读到毕业便辍学回乡了,在家乡,他办起了钱庄、丝场、茧场,大概是不懂得经营,生意从来没有兴旺过,连当时年幼的查良镛也察觉到父亲为了生意而烦恼不堪。恐怕是家境富裕的缘故,查的父亲只懂得对人客气有礼,善于交朋友,却不知道如何营商,其实是个典型的江南秀才式的人物。

  虽如此,查父仍然是乡间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这情况一直延续到共产党接管了政权以后,从山东来的军人为了肃清地主富农,“打倒富豪分田地”,将查父判为“土豪劣绅”,枪毙了。

  与邓小平会面十四年以后的一九九五年,查先生接受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访问时表示:“我当然很悲伤,但并没有怀恨在心,因为我已充分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全中国数百万人在战场上失去了性命,也有数百万人在此后的各种斗争中失去了性命。”

  尽管如此,1985年查先生故乡海宁县的法院和检察院经过详细调查,证明当时他父亲被处死是一件冤枉的错案,正式予以平反,并出具公文向他道歉。

  其实,如果查先生1981年当邓小平接见他的时候,要求邓平反自己的父亲,并索回乡间被“共产”和充公的物品和房屋,邓也会答应的,这是统战手段。十几年以后的九十年代,查良镛在离家乡不远的杭州盖起一所大宅,虽然只是偶尔去住一住,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查先生恐怕再也找不回当年家乡的感觉了。

  社会主义有几种?

  现在我们再回到1981年7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突然问了查先生这样一个问题:“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查回答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经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小平为何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也颇堪玩味。斯时,中国大陆已经走了32年的社会主义,结果,政治运动不断,党内斗争不断,人民生活困苦,国家经济几乎崩溃,当时党内党外善于分析的人们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中国走的是怎样的一种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邓也不例外,他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面对着来自香港的查良镛,他突然想“考考”这个大作家。

  邓小平哈哈一笑:“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

  说完,又递给查一支烟。此次会面后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明确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邓小平考虑到中国要走的这种社会主义,在他说的一百多种社会主义中也找不出类似的社会主义,于是,将其命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查先生以写社评而享誉香港,于是邓小平和查先生又谈到《明报》的社评,邓说:“你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我们有共同语言。”

  就这样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气氛非常轻松,连当年新华社的报道都说: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用的不是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地方,有些问题甚至不无尖锐。

  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查先生起身告辞,邓小平站起来,亲自送查离去,两人一路走一路谈,一直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聊了一会儿。最后,邓小平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从那以后,查先生确是回大陆的次数频繁了,但是邓查二人却再没有单独见过面。八年后,查先生辞去基本法草委的职务。

  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以后,查在回答《明报》月刊记者访问时说道:“我一直很佩服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怯的性格,就像我的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但是,邓小平更胜过我笔下的任何英雄人物。”

从左至右依次为王光英夫人 作者 金庸夫人
从左至右依次为王光英夫人 作者 金庸夫人

  查生设宴招待王光英

  1986年秋天的一天,查先生宴请王光英夫妇,好像是在中环的上海总会,也请我一起参加,在座的还有刚被任命总编辑不久的王世瑜先生、查太太阿MAY和查先生多年好友关医生。

  王光英是中共政协委员会的副主席,1983年受命从北京到香港开辟第一间以中资为背景的光大公司,王便是光大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长。大陆虽说一直都有新华社这样的政府机构常驻香港,但大张旗鼓地用国家的钱来开公司做生意的,光大公司还是第一间。

  查先生当时已经是基本法草委成员,对于王光英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当然很有兴趣。我跟王光英先生素未谋面,但北京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王光美的大名的,她是王光英的妹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刘少奇在文革当中受到残酷迫害致死,王光美则受其牵连,从“文革”开始便挨斗无数。王光英“文革”时被红卫兵称作“国舅”,也受到牵连,还在监狱里度过数年。

  查先生很关心的是,王光英的公司究竟想在香港做什么规模的生意,王也很坦诚,提到与新加坡合资的投资项目,那是靠近蛇口的南投石油开发公司,很快就有十几个码头开工,其中两个码头可以泊三万以上吨位的轮船。还有一个三百万吨的炼油厂,正在谈判中。

  后来又谈到光大公司在香港的运作问题,王光英立刻表示出他的担忧:“我们本来在公司成立时计划香港人大陆人的比例是八比一,后来情况变了,我们这儿出了鸡孵出鸭子的事,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本来都不错,结果当了官就变质了,搞关系学,走后门。中央就问我:怎么老出事啊,我说这儿太肥了。”

  王说到兴头上,更把光大的内部问题索性都谈出来:“我并不隐瞒我们这儿有两次企图篡班夺权,不仅是我们这小范围,而是带有普遍性。这是事实,我不怕说出来。就算是见中央领导,我也是这样说。”

  那一年,正是“文革”二十年,想当年,查先生在“文革”期间几乎每天撰写社评,批评种种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揭露“文革”的真面目,更由于《明报》记者对“文革”的详细报道,香港读者当年若想了解大陆情况就必买《明报》,因此,令《明报》的日发行量大增,成为香港不可忽视的一份大报。这情形一直维持到今天。

  当时在座的人里面,除了我对王光英有一点了解之外,应该说查先生对“文革”也是有相当深度了解的。于是,我们又聊起了“文革”。

  王光英说:“在秦城监狱关了那么多人,我们家就占了五口,我、光美、光其、光杰和我母亲,我被关了八年,光美关了十三年。”

  我提了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

  王回答:“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开放以后接触了新事物,使我们的建设快了一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质文明还不够,还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质文明以后的升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才不会令‘文革’再次发生。”

  亲自过问采访稿

  那天,那顿饭吃了很久,也聊了很久,我又问了王光美几个子女的情况。查先生显得非常开心,临走的时候,特别走到我身边说:“你去给王光英先生作个访问,我们会登在名廊版上。”

  我那时的工作是检查报纸,写报告给查先生,我跟查说,名廊版有他们的记者作采访,我做这个访问不太合适吧?查老板却说:“你讲一口北京话,访问起来比较方便,还是由你来访问吧。”

  就这样,“抗命不如从命”,我只有“领旨”,写了“王光英的一家”,并为王家拍了合照。稿写完了之后我交给查先生过目,他很满意,写了一张条子给我———

  欧阳小姐:

  访问写得很好,可用于名廊。请将删改稿抄一遍,原文太花,字房看不清,容易出错。请抄好后交王先生(世瑜)发,(连我的信)。

  查

  后来,这篇访问稿在名廊版上刊出,时间大约是1987年年初,用了整一版,并以彩色印刷,煞是漂亮,可惜我没有留下来。

  一般来说,查老板是不会干预编辑部采访的事的,只要不违反他的原则,怎么写都可以。访问王光英却是个例外,可能也是他觉得我的北京话讲得好,又有在北京的文革经历,对采访比较有利吧。

  不久,查先生又写了条子来,叫我去做外勤,就是在外面采访:你的两大才能(文笔流畅,常识丰富),再加上普通话说得好,活动能力强,做外勤比之做内勤更有成就。我相信你做这新的工作,一定会大有贡献。

  报馆那时“阴云密布”,人人自危,我“撞来撞去”不得要领,结果“辜负”了查老板的厚望,未能做成“外勤”。

  “主流方案”被人烧毁

  查老板对内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外面则担任基本法草委,参与设计香港未来政制模式,由于各派意见不一,政治方案花样百出,于是,查先生亲自草拟新政治协调方案,第一稿出来,遭到强烈反对,后来又与中方人员谋划,将新协调方案修改以后,成为政制小组当时著名的“主流方案”。

  有一天下午,《明报》门口聚集了十几二十个学生,叫了一会口号,便开始点火烧他们带来的报纸。原来,这是查先生写关于主流方案的社评引起公众义愤,学生跑到《明报》大厦前面示威游行来了,他们指责查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并烧毁当日的《明报》和影印放大令他们气愤的社评。

  我看到香港学生能如此将香港前途看得一如己任,令我十分感叹。

  查先生因此受到香港民主派的抨击,曾一度被指为香港保守派的第一号人物。查那时和中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来往很密切,又发生了上述的事情,于是有一天在七楼上见到他,我有点担心地跟他说:“查先生,中共政治很复杂,您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

  查先生听后,还是笑眯眯的,回答说:“谢谢你,我知道的。”

  其实,查老板深谙政治之道,哪里用我来提醒。前《明报》副总编辑张圭阳在他所著的《金庸与报业》一书中指出———

  在整个八十年代,当香港面对前途问题,在香港回归中国道路与进程上,查良镛更扮演举足轻重角色,他分别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会及其中甚吃重的政制小组港方组长。其间,香港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政制辩论。此外,在广东省内大亚湾兴建核电厂也引起社会及中港关系强烈分化。其时,《明报》及查良镛均积极参与其内。曾任《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有这样体会:“社评涉及中英、中港的事情,永远不是一个社评主笔的事情,而是查良镛许可的立场。如香港的直选,民主建设的速度等问题,都要与他讨论后才执笔,要经过潘粤生(总编辑)修改,或是经徐东滨(主笔)修改,才能见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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